宝成关的新著《奕慈禧政争记》，是近几年研究晚清*史的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引起了史学界同行关注。
一
《政争记》一书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直接把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关系作为专门探索的对象。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背景下，清朝高层统治集团到底如何进行统治？在统治过程中如何调整内部的矛盾关系，其矛盾关系又怎样影响到晚清政局和近代社会？这些都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首当其冲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史研究着重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而忽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内容。中共11届3中全会以后，这类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十年来，出现了一批有见解的论文和一些涉及这方面内容的人物传记，研究局面有所改观。但总的说来此类研究仍显得薄弱。而且就具体研究对象和视野而言，也多限于一时一事的横向探讨，如同文馆之争、丁未政潮等等，对于统治集团内部高层人物之间、各派别之间矛盾的形成发展及影响，还缺乏系统的纵贯性的考察，这方面的专著也付之阙如。在这种情况下，宝成关著《政争记》一书，直接以奕和慈禧的矛盾争斗关系为题，进行纵向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在自序中曾明确表示“力求从一个侧面、即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方面，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对拓宽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所贡献。”这种自觉意识，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政争记》一书具体抓住奕和慈禧的矛盾关系，也很有眼光。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奕和慈禧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两个主要代表，他们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暗斗明争从未间断，成为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焦点，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统治得失与兴衰荣辱。”探究他们的矛盾关系对晚清政局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奕与慈禧的矛盾关系过去也有人研究，但多比较零碎。《政争记》一书首次比较完整、准确地探讨了他们之间合分矛盾关系的全过程。作者把奕与慈禧的矛盾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辛酉政变时联合夺权和政变后初期共同掌权阶段，以及此后的政争阶段；政争阶段又实际上分作了两个时期：即慈禧利用蔡寿祺的奏折打击奕到光绪甲申朝局之变为“公开对峙”时期，之后为奕甲午复出后的“政争余波”时期。这样的划分，反映了他们矛盾关系发展的真实情形。作者在叙述其联合的时候，揭示了他们最初矛盾的主要起因：权力分配不均衡，慈禧想大权独揽，奕则幻想“垂帘其名，实权归己”，并分析了他们在初期的“隐蔽的争斗”；在叙述其政争的时候，又没有忽视其共同维护满清统治的一致方面，如起用汉臣又加以谨慎控制，对外妥协又不乏抗争等。这样就把他们彼此间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复杂关系，多层次地展现了出来。
在论述奕和慈禧矛盾关系之前，作者用较大篇幅考察了奕与乃兄奕詝的“储位之争”，奕诉集团的兴起等。从表面上看，这种考察与慈禧的矛盾争斗似乎没有直接关连，其实不然。通过这一考察，作者讲清了他们之间矛盾斗争的由来背景，有助于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奕在晚清政局中所起到的特别重大的作用，以及日后他与慈禧矛盾争斗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铺垫。
《政争记》一书对奕和慈禧矛盾关系的论述，在材料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做到了全面完整。仅以其“公开对峙”时期而言，作者条分缕析，首次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他们彼此争斗的9个回合。其中有些是人们过去所不经意的内容，如奕印刻《乐道堂文钞》，以往人们多知他印刻此书意在回敬顽固派以传统攻击洋务活动，从传统中去寻找洋务运动的依据，很少知道他还在君臣关系上大做文章，蕴含有让慈禧奉还他作为“辅政大臣”应有权力的争斗之心。作者的分析令人豁然开朗。
在论述慈禧与奕合分矛盾关系的时候，作者还做到了准确恰当。最典型的是关于“隐蔽的争斗”的分析。过去不少人把诛杀何桂清和胜保单纯看作慈禧立威的举措，很少有人认识到在慈禧潜心同奕争权过程中奕所处的微妙境地。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诛杀胜保是慈禧和奕的合谋，这就离事情的真相较远了。事实上恰如作者所言，奕此时处在比较被动的地位，他对慈禧诛杀胜保等实是有心回护却无能为力。而胜保所以招致杀身之祸，也主要是由于他掌握兵权，又与奕的关系过于亲密。不过同慈禧明显的争斗心迹相比，奕此时的争斗意识尚不太明确，因此作者称之为“隐蔽的争斗”是很合适的。这种“隐蔽的争斗”与双方矛盾公开暴露后都蓄意要一拼高下的暗斗尚有不同，它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其彼此之间矛盾关系的最初状态。
二
《政争记》虽以奕和慈禧的政争为题，却并没有局限在他们的争斗本身，而是着眼于整个晚清*史，从而加深了人们对整个晚清政局的理解。
作者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作者注意到奕和慈禧的矛盾争斗过程，正是慈禧专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他们每一回合的争斗后面，都尽可能地分析两方的得失及原因，尤其是慈禧*手腕的熟练程度和在专权进程中的位置。如在“隐蔽的争斗”一节，作者就分析说明，慈禧诛杀胜保不仅削弱了奕，而且得到了历练，学会了一套阴谋权术手段，逐渐具备了她在未来的政争中获胜的基础；在论述蔡寿棋事件中慈禧“玩亲王于掌股”时，作者又切实地分析指出：慈禧通过这一事件，不仅折辱了奕，而且向所有王公大臣进行了一次权力示威，从此在朝廷中再也无人能与她处于一种“准平等”地位。同治之死与慈安暴亡是奕慈禧矛盾关系中和慈禧实现专权进程中的两件大事。作者通过分析，恰当地指出：同治之死，使原有的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均衡制约”被打破，权力重心向慈禧方面迅速转移，至慈安暴亡，慈禧一宫独尊，专权局面基本形成。此后，慈禧最终利用各种矛盾实现了“光绪甲申朝局之变”。而此时她“已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宫廷斗争艺术，与同治年间比，早已不能同日而语”。
其二，《政争记》一书尽可能包容晚清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统治集团内部人物、派别及其活动，比较多地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权力分配和人事变动的真相，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晚清统治者整体的认识。通观《政争记》全书，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主要矛盾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剖析。如奕集团、慈禧与肃顺集团的矛盾、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矛盾、满族与汉族的矛盾、清流派与重臣、慈禧间的矛盾、湘淮系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各有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原因和特点，不一定和奕与慈禧的矛盾关系依存始终，但它们纵横交措，或影响到这一关系，或受到这一关系的影响。如清流派从出现到消亡都与统治集团内部各派间的矛盾、尤其是奕与慈禧的矛盾争斗紧密相关，各派均利用它，而它又对各派形成威胁。作者通过剖析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人们得以透彻地看到晚清清流派形成的过程和特点、时代作用及其历史命运。书中对辛酉政变前后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解剖，则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我们目前所见的论著来看，《政争记》关于清流党和辛酉政变所涉及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分析，在广度、深度和清晰度上，都超出了以前研究的水平。
其三，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把奕慈禧之间的合分矛盾关系与近代社会的演变密切结合起来，从社会的、*的、经济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他们矛盾争斗的原因，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剖析了这种矛盾争斗对近代社会和*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在论述“光绪甲申朝局之变”时，作者没有简单地归结为慈禧的专权，而是先论述了70年代以来穷于应付的边疆危机，国内“水旱频仍，民生凋敝”所造成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现象，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清流派及其活动，进而剖析了奕所推行的内外政策处处碰壁的情形：对内办“洋务”与顽固大臣不和，削弱和限制湘淮势力又为汉族洋务大僚所不满，同时与奕譞等人还有矛盾；对外实施“隐示羁縻”的外交方针，也远远不能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在穷于应付的边疆危机面前，奕越来越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当中法战争爆发，山西、北宁战败的消息震惊朝廷时，慈禧便抓住时机，利用清流人物盛昱本想参劾张佩纶而连带枢廷的一封不经意的奏折，将奕赶下了台。这样把奕与慈禧的矛盾争斗放在近代社会、*和经济的背景下去考察，既有对其偶然性的探讨，又有对必然性的剖析，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明，奕与慈禧之间复杂的矛盾争斗关系，不仅是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和焦点所在，而且也是近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曲折反映。另一方面，作者没有将他们的矛盾争斗看作完全被动的东西，而是反过来又揭示出它们对近代社会和晚清政局的影响。作者指出：辛酉政变及其后奕与慈禧的联合，不仅使他们获得最高统治权，而且使晚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所采取的重用汉臣、“守势外交”政策，使清王朝渡过了内政外交的双重危机，并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此后，慈禧为了专权，纵容顽固派与奕作对，又不断打击他，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奕方面说，他与慈禧明争暗斗，对其专权和纵欲也有所抵制，起到了稳定清王朝政局的作用；光绪甲申朝局之变后，由于失去奕的牵制，清王朝的内政外交更加腐败，国是日非。通过上述与近代社会、*变迁相联系的考察，又使读者清楚地看到，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争斗，即使主要是权力之争，也会对历史有重要的影响。
三
《政争记》的一个特点是不囿于成说，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同时积极汲取近几年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并根据自己的研究进一步修订补充。
如作者分析了“辛酉政变”和“借师助剿”问题，认为辛酉政变主要是奕和慈禧两人策划发动的，英国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借师助剿”是奕“趋利避害”外交原则的典型，它以不根本危及清王朝的统治为前提，一旦达到目的便不再施行。因此，作者认为在辛酉政变期间及政变后的初期，清政府与列强虽有勾结，但没有建立起“联合统治”。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联合统治”的看法把帝国主义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影响夸大了，同时也把清政府简单化了。作者的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中外关系实际的。
又如作者经过严密的论证，认为近代外交政策的奠基人是奕，而不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这种外交具有从传统封闭式转向近代开放式的积极一面；认为肃顺并非如通常所言一向对外主战；不同意“慈禧在同治死后秘不发丧，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强立载湉为帝”的陈说。又如清流党问题。研究者多谓其反对洋务。作者在剖析他们的主张和特点后指出，清流党并不简单地反对洋务本身，有些人还提倡洋务，他们所抨击的只是所谓洋务之弊，即主要是抨击李鸿章等只讲功利不论气节、有违名教的做法。又如慈安与慈禧的关系问题。作者以材料说明，慈安在*和权术能力方面确较慈禧为差，但也并非如有些学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毫无权力欲望、甘愿做慈禧陪衬的人。作者认为，她作为正宫太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本身就有足以压制慈禧的*资本和力量，况且她本人也确有较强的权利欲。为此，作者详细地论析了她与慈禧从“礼节细故”之争到死前彼此“水火积不相容”的过程。又如，本书对戊戌时期慈禧言行的考察，否认了慈禧自始至终反对变法的流行观点。作者认为，在变法之初，慈禧至少是采取了默认和宽容的态度，只是在威胁到她个人权势时才坚决反对变法。
四
晚清高层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由于缺乏正式记载等原因，往往带有一种神秘性，而且由于距今不远，各种秘闻传说甚多，再加上形形色色的掌故笔记、稗史野乘、戏剧电影、演义小说的着意渲染，历史真实与民间传说，宫闱隐秘与权利争斗杂糅混合，使这段历史更显得迷雾层层。以上种种，就给晚清高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史的研究，提出一个搜集、使用和辨析史料的更高要求。在这方面，《政争记》一书做了很为出色的工作。
首先，读书作者广收博览，大量搜集了各种史料，既包括官方文书档案、各种私家著述、笔记野乘以及稗史逸闻等文献记载，也包括一些从来没有见诸文字的口碑资料。如关于道光以木盒金盒考察奕和奕詝品行的问题，关于咸丰赴热河前是否曾给奕诛笔上谕以及内容问题，作者走访了奕的曾孙毓峘和毓嶦先生，结合当时的情势与有关文字记载进行分析，澄清了李鸿藻的后人李宗侗先生的一个在海外颇为流行的“误说”。作者大力搜集史料，却并不轻信、更不滥用。书中利用的史料基本以官方文书档案为主，然后间采其它。在使用一般史料，尤其是笔记逸闻之类的资料时，作者进行了认真的鉴别，去伪存真，体现了严谨治学的精神。
另一方面，对一些目前主要因记载不同而产生歧见的问题，作者也能依实陈述，仔细考辨，立论谨严。如关于道光立奕詝为储的主要原因，作者分析了各种记载和看法，认为道光“以其为孝全所出，且于诸子中年龄较长”立奕詝的说法较为可信；又如“奕赴滦”问题，作者经过辨析，否定了慈禧派人到京召奕的观点，而采纳了章士钊“咸丰大行，奕照例得赴滦哭临，亦例不得不准”的意见，认为奕到热河是“不待西后召之”的；此外对诸如慈禧的家世和入宫情形以及同治帝的死因等，作者也都有严谨的分析和说明。最能反映这一特点的，是关于慈安暴亡原因的分析。作者广泛搜集了有关慈安去世的各种记载，以及慈禧毒死慈安的种种传说，然后详细辨析了其中难以服人和确属可疑之处，最后得出：“慈安暴卒之谜因限于资料，我们目前还难以揭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慈安之死，为慈禧专权清除了障碍”的结论，可谓实事求是，毫无妄断之嫌。正因为作者广征博引而又立论严谨，所以本书时有新意，却又不给人以突兀和故作新奇之感。
《政争记》一方面以史料扎实、立论严谨见长，另一方面又在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方面，作出了令人振奋的尝试。在近几年出版的史学研究专著中，本书的可读性是比较突出的。除了文字干净流畅、生动、表现力强，在反映主题的范围内适当地介绍了一些晚清宫廷知识和官制内容等之外《政争记》，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作者在材料的组织上精心结构，比较娴熟地使用了一些文学写作技巧，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注重章节的过渡：该书在每章每节乃至每个问题之前，都有一段承上启下的文字提醒读者留心主题的进程，轻松自然而又饶有兴趣地进入新的章节和问题之中。二是全书议论风生，善于辨析。其平易而精当的议论，既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也增加了可读性。
五
《政争记》的内容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对奕集团的认识，书中虽较清楚地论述了这个洋务权力集团的兴起和影响，但对其消亡，则缺乏集中的论析。这种集中分析对说明奕在晚清*史上的地位变化，以及他与慈禧的矛盾争斗关系都很重要，似不可少。又如，该书认为与奕集团相对有一个所谓“慈禧集团”。慈禧是一个主要关心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她在晚清基本上超脱于洋务和顽固等派别之上，以最高决策者的身份驾驭各个派别。戊戌时期出现的所谓“后党”，是针对“帝党”而言，并不以奕为对头。因此，所谓“慈禧集团”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另外，《政争记》对慈禧的政见似嫌研究不够。相对于奕和慈禧本人对权术的精通而言，她似乎缺乏明确的政见，与奕的政争也主要是权力争斗，真正的政见之争甚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慈禧没有值得重视的独立的政见。事实上，由于经历和地位的不同，慈禧对列强、洋务事业和满汉问题等的认识和态度，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在晚清，顽固保守势力始终以慈禧为靠山，这与他们政见基本相通是有关系的。《政争记》一书对奕的政见论述较多，而常常把慈禧放在对奕政见表示“认可”的地位，而没有集中探讨慈禧的政见。这与慈禧的研究现状和材料限制不无关系，但却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1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