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队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骄傲，她曾使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北洋舰队曾以其铁甲巨舰闻名世界，也曾以其海军精英傲视东亚。然而，作为北洋舰队战斗序列中的一支特殊群体，北洋鱼雷艇队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在甲午海战中，“定远”、“镇远”两座浮动的堡垒是整个舰队的灵魂，是所有战事的核心；相比之下，同样能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的鱼雷艇队，却几乎毫无作为，最后全军覆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以往学术界只注重研究整个北洋舰队对甲午中日战争的作用。北洋鱼雷艇队只被笼而统之地作为北洋舰队的组成部分看待，加之它在战争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①] 目前，关于北洋鱼雷艇队的原始资料相对不足，[②] 鱼雷艇研究本身的专业技术性较强，这些都使有志于从事北洋鱼雷艇队研究的学者难以涉足该领域。直到目前还没有一篇关于北洋鱼雷艇队的专论问世。本文试图通过已掌握的史料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另一个角度*甲午中日战争中方失利的历史原因。
一自从1866年旅居奥地利的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海德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枚自动推进的鱼雷之后，“各地的海军人员就把鱼雷看作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因为鱼雷及其施放工具付出的代价与它给大型舰船造成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海军力量弱小的国家似乎甚至能够以较小代价向最大的海军强国挑战”[16](p329)。早期鱼雷主要由水面舰艇搭载发射，入水后按预先设定的航深和航向做直线航行，在有效射程内攻击水面舰船及其它水中目标，命中率取决于测定目标运动参数的准确度、鱼类深度和航向控制的精确度。当时，海军战舰和特制的鱼雷艇[③]普遍都装备数个鱼雷发射管，但两者的发射方式略有不同。在当时鱼雷自航射程只有数百米的技术背景下，鱼雷艇以其体积小易机动的优势可以在大舰或者夜雾的掩护下冒险抵近突袭，作战效果远比具有鱼雷发射管的主力舰要好得多，因而一问世就很快成为海军界的新宠。1877年，世界上第一艘鱼雷艇“快速”号在英国问世。到19世纪末，数量众多的鱼雷艇已经编入了世界上主要海军强国舰队的战斗序列，在海战中主要扮演突击和袭击敌舰的辅助性角色。
鱼雷艇问世之际，正值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高潮之时。主持海军建设的奕譞、李鸿章、刘坤一等人考虑到朝廷财力有限，“快船需费较巨，势难遽行议购……查鱼雷快艇战守兼资，实为水师利器，购价既廉，养船之费亦省”[1](第672卷.第2343号.刘坤一向德国两厂订购鱼雷炮艇及鱼雷炮位*片.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九日)。北洋舰队初创时期，李鸿章决定购买“超勇”、“扬威”两艘英国阿姆斯特朗“快碰船”的原因之一就是两舰各带有一艘舰载鱼雷艇。李鸿章认为舰载鱼雷艇“或带在大船上，或隐于大船后，冲击最宜”[6](奏稿.卷二十五.筹议购船选将折)。刘坤一为装备南洋水师，向德国购买了四艘装备精良的鱼雷艇，各种费用合计仅折合四十余万两库平银。洋务派官员不仅认识到鱼雷艇造价低廉，而且看到了其在近代海战中的作用，于是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光绪十二年（1886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校阅北洋海军，观看鱼雷艇演习，“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鱼雷理法最密，西人视为不传之秘”[4](p676.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事后，他在奏折中声称：“鱼雷艇虽小而速，雷行水中，无坚不破，实为近时利器，亟宜多购多操。以一铁舰之价，可购四五十雷艇。如南北各口有鱼雷艇百只，敌船必畏而怯步。”[5](p2107.奕譞奏北洋炮台、水陆操防、机器、武备、水师学堂情形折.光绪十二年五月一日)显然，购买和仿造鱼雷艇 ，可以满足清廷“守海口”和“守内河”的基本国防需求，因此，海军衙门在每年的海防经费中专拨一批款项用于添置鱼雷艇。至1894年，清朝海军已拥有各式鱼雷艇35艘，总数远远多于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拥有其中最先进的7艘，加上各主力舰舰载鱼雷艇和水雷营的练习艇共计13艘，遂组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北洋鱼雷艇编队。其战斗序列如下表[4] (p811——812.北洋海军章程.船制)：
舰名
乘员(人)
排水量(吨)
马力(匹)
时速(节)
火炮(门)鱼雷管(具)
制地
福龙
30
115
1500
23
4
3
德
左一
29
1081000
24
6
3
英
左二
28
108
600
18
2
2
德左三
28
108
600
18
2
2
德
右一
28
108
600
182
2
德
右二
28
108
597
18
2
2
德
右三28
108
597
18
2
2
德
定一
7
16
91
15
21
德
定二
7
16
91
15
2
1
德
镇一
7
1691
15
2
2
德
镇二
7
16
91
15
2
2
德中甲
7
——
——
——
——
1
德
中乙
7
——
————
——
1
德
显然，“左一”和“福龙”是全队性能最好的两艘快艇，它们构成了全队的核心。“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为“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舰载鱼雷艇，“中甲”、“中乙”为旅顺口水雷学堂的教练艇。
除了拥有精良的装备以外，北洋鱼雷艇队还拥有一支专业技术素质较高的指挥队伍。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艇管带王平（天津人），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员（光绪十年十月毕业）。“福龙”艇管带蔡廷干（广东人），是1873年留美的第二批官派留学生。其余如“右一”管带徐永春、“右二”管带刘芳圃、“左二”管带李仕元等，都曾留德学习鱼雷。就连艇上的中下级指挥员如“左二”艇大副倪居卿、“左二”艇管轮李绰椿、“左三”艇管轮霍家桢等，也都是天津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海军衙门为培养鱼雷人才，专门设置了旅顺鱼雷营（1881年）、威海金线顶鱼雷营（1883年）和旅顺口鱼雷学堂（1890年），为鱼雷艇队培养了大批中下级专业技术人才。负责鱼雷人才培养和鱼雷艇日常训练的登青莱道刘含芳，是李鸿章的心腹，鱼雷艇队在北洋舰队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可以说，北洋鱼雷艇队集当时中国鱼雷作战领域的精华，其整体素质应当不容怀疑。有这样一支优秀的鱼雷艇队在内的北洋舰队，已经成为李鸿章三十年办洋务的最大骄傲。“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6](奏稿.卷七十二.李鸿章奏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就是这样一支颇具实力的鱼雷艇编队，为什么会在实战中表现得令人大失所望呢？二
北洋鱼雷艇队在整个甲午中日战争中仅有三次积极行动，而这三次行动所取得的“战果”，与它强大的作战阵容极不相称。特别是最后一次，竟轻易地葬送了全队。
第一次积极行动发生在大东沟海战中。在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有三点优势。其一为巨炮利，其二为装甲厚，其三为有鱼雷艇护航，而这三点优势是参战的日本舰队所没有的。在黄海海域参加作战的北洋鱼雷艇共四艘，即“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当时它们的指挥官分别是蔡廷干、王平、刘芳圃、曹保觉。[10](p151)在完成运兵护航的任务后，丁汝昌下令“右二”、“右三”与“镇中”、“镇南”两艘炮艇系泊大东沟内港，“福龙”、“左一”与钢甲巡洋舰“平远”、鱼雷巡洋舰“广丙”系泊外港担任警戒，其余10艘舰艇准备起碇返航。午间，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有12艘日舰驶来，北洋舰队的10艘主力舰艇遂紧急备战。中午12点50分“定远”开炮，海战开始。在战斗过程中，日舰“西京丸”为掩护“比睿”、“赤城”脱离北洋舰队的包围而陷入随后赶来参战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福龙”、“左一”的围攻之中。由于“西京丸”是一艘商船改装的军舰，排水量4100吨，只有4门120毫米口径速射炮，战斗力极差，北洋舰艇完全有可能将其打沉。而它恰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船，因此，如果将其击沉，必能极大地振奋北洋舰队全队的士气，扭转时已不利的战局。各种史料对这场鱼雷碰商船的大比拼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至二时二十分，（西京丸）舵器渐可用，而前面阻于‘平远’，‘广丙’复自后逐之，益增其困难。且‘平远’又附有二水雷艇（按：指鱼雷艇），时正二点五十分也。初战时相距三千三百码，渐渐接近，至是仅五百码。第一鱼雷艇方击退，第二鱼雷艇又突进，连发水雷三，其一过舰首，其二沿右舷侧而逸，其三则沉。‘西京丸’虽对之而激发机炮，然皆不足以损害之。至三点三十分，‘西京丸’后部火，遂停战。”[7](p151)
—— “特别是敌鱼雷艇‘福龙’号逼近到‘西京丸’仅四十米，进行鱼雷攻击时，‘西京丸’的命运犹如风前残烛。幸而鱼雷从船底驰过，真是天佑神助！”[7](p860)
——“福龙”号突然出现在“西京丸”正前方四百米处，“用前部水雷发射，距西京丸一公尺之距离由右舷越过，未射中。接着，第二发鱼雷（按：根据分析，此应为第三发鱼雷）又由右舷射来。此时，西京丸正侧面向敌，回转已来不及。桦山中将同六名将校正在舰桥中，皆以为‘我事已毕’，相对默然，只能目视水雷袭来。水雷忽从右舷水面逸去，盖因两舰相距太近，水雷从深水通过而未能触发也。”[11](p127——128)
根据上述出处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的记载不难看出，“福龙”艇三枚鱼雷均未命中已几乎成为定靶的“西京丸”号。“福龙”号只装备了三具鱼雷发射管，由于艇身较小，只能携带三枚鱼雷。这样，“福龙”实际上丧失了北洋舰队在整个大东沟海战中击沉敌舰的最佳时机。正是由于错过了这一良机，北洋舰队暂时形成的局部优势顷刻间化为乌有。随着“超勇”、“致远”、“经远”的沉没，“济远”、“广甲”、“平远”、“广丙”和鱼雷艇先后退出战斗，北洋舰队逐渐陷入重围。
第二次积极行动发生在威海卫保卫战的第一阶段。由于清陆军作战不力，威海卫后路的炮台先后失守，加之口外大批敌舰的威胁，北洋舰队处境不妙。“方南岸炮台未失之前，丁提督恐台有失，反资敌用，故于（二月）初二日予为分派左一雷艇管驾王登云（按：即王平）等，伏地雷于炮下，一至不守之时，即自轰毁，以杜后患。讵料守台官弁不许埋伏，故仓猝之间，虽将睦后钥圈抢出，急切轰之，并未大损。故是日失台之后，倭即以龙庙嘴之炮击我舰艇”[7](p336——337)。当年被临时抽调执行炸台任务的“来远”舰水手陈学海（1877——1962，威海人）回忆说：王平的鱼雷艇“快靠近南帮时，被敌人发现了，还向我们射击，王平怕死，不敢上岸，转舵向后跑，还威胁我们回去不许说出实情。王平自己却回去向丁统领（按：指丁汝昌）报功，说去到南帮后，因时间仓促来不及炸炮，用坏水（按：指镪水）浇进炮膛把炮废了。丁统领信以为真，高兴说：‘刘公岛可以久守了。’”[12](p218——219）不管是由于守台官兵的固执，还是由于王平等人的怕死，破坏南帮炮台的任务没有完成。派鱼雷艇去炸自己的炮台，这既是“左一”鱼雷艇的耻辱，也实出无奈，而王平等人连这种任务也没有完成。至此，威海卫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控制了威海卫后路炮台和港湾的出口，北洋舰队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第三次积极行动发生在威海卫保卫战的最后关头。1895年2月5日——6日，日军鱼雷艇集中力量偷袭北洋舰只。“定远”重伤搁浅，“来远”、“威远”、“宝筏”等舰艇先后中雷沉没。北洋舰队只剩下“镇远”、“靖远”、“济远”、“平远”等12艘伤痕累累的舰只，残缺不全的主战舰艇已经没有能力出洋作战，惟有鱼雷艇队全军完好，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倘若此时鱼雷艇队能“发挥其艇身轻，无装甲”的特点，“依靠速度避开其攻击对象发射的炮火”[16](p329)，向口外日舰冲击，或许可以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为清政府援军的到来赢得时间。然而，北洋鱼雷艇队竟意外地出了一个下策——策动全队逃跑。各种史料对鱼雷艇队集体出逃做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记载：
——“十三日，日军以全力攻扑东口。我军雷艇闻炮即由西口驶遁。日军分队追击，或沉或捉，利器资敌，其害与炮台同。”[7](p326)
——“十三日寅刻，倭六艇两口齐冲，为台舰之小炮击……早间开战之后，大小十三雷艇、‘利顺’飞艇、小轮，皆逃冲出西口而去。六镇（按：指北洋舰队的六艘炮艇）几为带动。”[7](p336——337)——“这时，敌鱼雷艇十余艘，突然由西口驶出，伊东司令长官料想敌舰队要逃出港口外，即停止炮击，防备其处，但终无其事。敌鱼雷艇沿陆岸向西方逃走，第一游击队立即予以追击，敌大部鱼雷艇退避陆岸，触礁搁浅。”[7](p860)
——“十三日晨，敌全力攻扑东港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只即由西港口驶遁，地分队追击，被其获去九只，击沉一只，利器资敌，其害与南岸炮台被夺同。自雷艇逃后，水陆军心始散乱。”[13](海军志.p105)
——“正月十三日早上，鱼雷艇管带王平带着福龙、左一等十几条鱼雷艇，从北口私自逃跑，多半被日本军舰打沉。福龙船长穆晋书（按：此处记忆有误，福龙管带应为蔡廷干，穆晋书是济远舰的鱼雷大副，是跟王平一起策划逃跑的），是个怕死鬼，一出港就投降了日本人。还有一条鱼雷艇，在威海西面的小石岛搁浅，艇上官兵逃上岸，被日本人全部捉住，押到西涝台村杀了。只有王平坐的左一，速度快，侥幸逃到了烟台。”[12](p224)
尽管上述记载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就1895年2月7日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的事件而言，它们的口径无疑是一致的。这次集体出逃事件究竟是王平等人的密谋还是丁汝昌的命令呢？《中国近代海军史》认为，“丁汝昌为回击日舰的偷袭，命左一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鱼雷艇队出口袭击敌舰”[14](p243)。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前文已述，鱼雷艇在海战中主要扮演突击和袭击敌舰的辅助性角色，因而鱼雷艇队出击，需要大型舰艇的有力支援。在北洋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的前一天晚上（即1895年2月6日夜），“定远”等北洋主力舰只遭日本鱼雷艇袭击而受重创，全舰队几乎丧失了反击的能力，何以掩护鱼雷艇出口袭击敌舰呢？事实上，丁汝昌曾经下达过让各舰冒死突围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的下达是有背景的。据记载，“逃艇捏报登莱青道刘含芳，云威海已陷，刘含芳据以转告李秉衡（按：时任山东巡抚，负责山东一带参战陆军的指挥和威海卫援军的调遣布防等事宜），于是山东趋防之兵遂以径退莱州”。丁汝昌派人凫水登岸，向内地求援，当得知各路援军已撤之后，“至是，得复书，知希望已绝”，然后才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开会，提出“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2](第一册.p71——72)的主张。鱼雷艇队出逃前，北洋舰队连续六天击退敌人的进攻，援军也即将到来，刘公岛的守局尚能支撑，丁汝昌是戴罪之人，对固守刘公岛负有直接责任，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言突围的。因此，鱼雷艇队的此次行动，应当与丁汝昌没有关系。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下鱼雷艇队此次行动的动机，以判断其是否为出逃。戚其章记录了“来远”舰水手陈学海的口述：“王平怕谎报战功的事被丁统领发觉，办他的罪，就和他的亲信商量逃跑。我在来远中雷后被救上岸，派在铁码头上站岗。十二日（按：即1895年2月6日）午夜，我知道了这件事。我有个要好的朋友在鱼雷艇上，偷偷告诉我十三日早上在码头上等着，好随鱼雷艇跑。我说：‘这样干不行！’他说：‘王船主有命令，谁敢不从！’我说：‘咱高低不能干这号事！’他说：‘唉！没有法子。’我没有说服他，但我也不敢声张。果然，十三日早晨，王平领着福龙、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这七号鱼雷艇，两个中艇（按：指中甲、中乙），四个‘大头青’（按：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还有飞霆、利顺两条船，从北口子逃跑了。在这些船当中，只有左一在当天午间逃到烟台，其余的不是搁浅，就是叫日本海军俘虏了。王平逃到烟台以后，去见登莱青道刘叭狗（按：指刘含芳），谎报说威海失了。刘叭狗又上报给省里，这样从贵州调到烟台的援兵就没有东来。当时领头逃跑的还有穆晋书和蔡廷干。”[12](p219)这样看来，当事人陈学海的口述与前文的史料记载基本一致。另外，如果真的是突围，夜间行动岂不更有可能成功？白天突围，目标明显，加上敌人防范严密，鱼雷艇又没有装甲防护，这样的军事行动不是典型的兵家大忌吗？上述一切足以证明，鱼雷艇队的此次行动完全是王平、蔡廷干、穆晋书等人密谋已久、自作主张的军事冒险。北洋鱼雷艇队的出逃，打乱了全舰队的作战部署，削弱了刘公岛的防守力量，扰乱了军心，断绝了威海卫得到友军支援的最后希望，也把丁汝昌推向了内外交困、精神崩溃的边缘。自此，顽强的北洋舰队内部，丑恶的投降主义倾向开始抬头，一些洋员开始煽动士兵闹事。可以说，鱼雷艇队的集体出逃事件，加速了北洋舰队的覆灭。
时人论及威海卫战役时曾感叹道：“当时日本鱼雷艇参加战役者计十四艘，而我军在威海之鱼雷艇亦有十二艘，然未有向敌舰队一试其奇袭之攻击者，亦未有挺然出港思与敌之鱼雷艇一决雌雄者，只是伏处港内，希图无事。至二月八日，日本舰队之大举猛击刘公岛时，则此十二艘之鱼雷艇俱逸出港外，拟向西方之烟台逃遁，终为日本军舰……所追蹑，盖未有能幸免者。”[2](第五册.p74)相比于日本鱼雷艇的骄人战绩，相比于北洋主力舰只在黄海和威海卫奋勇杀敌的壮烈表现，北洋鱼雷艇队确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北洋鱼雷艇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无所作为呢？
三
首先，缺乏战略远见的满清政府和严重滞后的海军建设思路，直接导致北洋鱼雷艇队的悲剧。“中国自（光绪）十四年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至先后添置鱼雷艇十三只，经道员刘含芳教练精熟，以之守口，尚足自防”[6]（卷七十八.李鸿章奏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北洋舰队成军之初就意识到“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犹嫌其少”。《北洋海军章程·船制》中就建议添置六艘鱼雷艇，结果最终只增加了“福龙”一艇。到1894年，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拥有24艘各式鱼雷艇，六管一等鱼雷艇1艘，双管二等鱼雷艇3艘，双管三等鱼雷艇16艘，单管鱼雷艇4艘，分别购自英、法、德三国和本国自造，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超过北洋鱼雷艇队。更为严重的是，满清最高统治者长期以来昧于世界大势，缺乏海权意识，没有把海军建设提升到应有的战略高度，也没有意识到加强北洋舰队的建设对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提升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所能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光绪十年（1884年），北洋舰队和淮军迅速镇压了朝鲜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翌年，中日双方签订《天津会议专条》。日本侵略朝鲜的步伐被暂时遏制。此后，李鸿章失去了对日本的警觉，转而错误地将沙俄视为第一假想敌，从而放慢了面向防御日本的海军建设步伐。这个战略估计上的失误是致命的，它导致清政府对北洋舰队拨款的急剧减少，海军经费被划拨修建颐和园和加强东北陆路边防。[18][④]李鸿章虽然贵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在长期的洋务实践中对世界军事发展形势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然而他慑于满洲贵族的排挤、不同派系的倾轧和台谏词垣的攻击，无法公开筹措新的海军经费，也难以提出继续购舰添炮的建议，惟有无奈地将现有舰艇“勤加训练”，保持对日本的军事威慑。由于经费不足，又缺少各地的捐款支持，北洋各舰舰龄老化，速度迟缓，火力较差。由于停购炮械，北洋舰队的*供应只能仰给洋务派官办的天津机器局。而该局所造的“子弹巨细，多与炮径不符”，致使海战中各舰艇在关键时刻射不出炮弹。鱼雷艇队的情况更加糟糕。由于《北洋海军章程》中没有规定鱼雷艇管带可支领其它舰种都有的每月“行船公费”[⑤]，使鱼雷艇连日常维护费用都得不到基本保障。至战前，很多鱼雷艇已是锈迹斑斑，蒸汽机日益老化，航速也大不如前，逐渐丧失了机动灵活的优势，在实战中吃亏很大。黄海海战中，“支那之水雷艇，在浓烟中，因彼我难辨不甚使用，然浓烟亦为其利，盖其速力号二十节者，实际不能及十四五节以上也”[7](p151)。主持福州船政局的裴荫森早在北洋鱼雷艇队初创时期就极力主张建厂自制，实现鱼雷艇制造国产化，[8](卷二十九)但这一主张并未为清政府重视。当代表着19世纪80年代中国造舰技术最高水平的“平远”号双机钢甲巡洋舰下水之时，中国所有的鱼雷艇仍然都依赖进口，在停止购舰的大形势下，打沉一艘就少一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鱼雷艇在各国舰队的普遍装备，衡量舰队战斗力的标准逐渐由80年代铁舰、巨炮和重装甲过渡到90年代航速、鱼雷和火炮射速。而北洋舰队的建设由于拨款的减少而根本无法跟上这一世界海军发展潮流，在黄海海战中不得不拿80年代的装备与日本联合舰队90年代的装备对抗，打不赢自然是情理之中了。相比之下，“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登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6](卷七十八.李鸿章奏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9世纪末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扩军备战的高潮时期，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自1886年起开始执行“十年备战计划”。相反，同在与强邻竞争的中国海军却开始原地踏步。1888年，北洋舰队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排名第8，而日本仅排名第16位；到1894年，日本联合舰队已在总吨位、火炮射速、航速和鱼雷艇总数等各个领域全面超过了北洋舰队。仅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和鱼雷艇配备的鱼雷发射管多达101具，是北洋舰队的2倍。事实上，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六年的宝贵时间，而是首次打赢近代反侵略战争的黄金机遇。清政府的目光短浅和落伍的海军建设思路把北洋舰队及其鱼雷艇队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第二，海军最高指挥系统落后的指导思想和流于形式的日常操练，也是北洋鱼雷艇队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在光绪十二年北洋舰队第一次会操时，奕譞已经从感性上意识到鱼雷艇的威力及其在实战中能够起到的“奇兵”作用，刘坤一也想尽办法为南洋水师和江防部队添置鱼雷艇以守内口。然而，李鸿章“紧跟”80年代英美强国的海军建设思路，把“铁舰巨炮”的建设放在第一位，“定远”、“镇远”和其它几艘重型巡洋舰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铁舰巨炮”固然在当时的海战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李鸿章似乎又把这看得太重，而没有把鱼雷艇在整个舰队中的地位摆正。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北洋舰队的主要指挥员都把舰炮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而忽视了鱼雷的作用。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主力舰共12艘（不含“镇中”、“镇南”两艘炮艇），有8艘装备了鱼雷发射管，其中“广丙”号还是鱼雷巡洋舰。而在整场海战中，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中，只有“经远舰（按：经考证，应为来远舰）向（日舰）比睿舰发射了两颗鱼雷（按：经过考证，应为一颗，距离400米）……两颗鱼雷皆距舰尾七米沉入海底”[3](第八册.p80)。据被日军俘虏的“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供认，在威海卫战役中，鱼雷艇队的主要任务一直是防御，丁汝昌一直没有下令鱼雷艇队出击。[3](第八册.p242——243)于是，北洋鱼雷艇队在全舰队的整体作战行动中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作战能力始终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即使是在北洋鱼雷艇队少有的一次主动出击行动（即在黄海海战中攻击“西京丸”舰）中，鱼雷艇的表现也不尽人意。先前被认为“均能中靶”[6](卷七十八.李鸿章奏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的训练成果，在战场上却走了样，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会操中，北洋舰队的表演程式化，甚至弄虚作假，搞花架子。舰炮和鱼雷打靶，“唯船动而靶不动”[9](下册.p398)，“且预量码数，设置浮标，（舰船）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9](下册.p407)。“福龙”艇放三雷而不中，虽然也可看作偶然事件，与19世纪末不成熟的鱼雷技术和鱼雷质量也许有关，但谁能否认这与北洋舰队的真实训练水平毫无关系呢？况且，作为一名鱼雷艇指挥官，蔡廷干应该懂得“鱼雷发射以后要一度较深地下沉，至若干距离以后才浮出，触及敌舰而*”[3](第八册.p87)的道理。而他由于贪功心切，竟无视基本军事常识，在距“西京丸”仅40码之近距离处命令“福龙”艇发射鱼雷，怎能击沉敌舰呢？
第三，鱼雷艇上诸位指挥官的拙劣表现，使北洋鱼雷艇队的全军覆灭成为必然。在北洋舰队中，一半以上的中高级军官毕业于水师学堂或者留学海外，专业技术造诣很深。蔡廷干“在美国学校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在新不列颠高中，曾多次受到嘉奖”[3](第八册.p254)。他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主力舰管带，均出自欧美名校，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一代精英。而奇怪的是，主力舰管带中除方伯谦、吴敬荣等少数几人外，都是“苟丧舰，将自裁”的勇将，而鱼雷艇队的将官，几乎全都是贪生怕死之徒。在作战中，曾经接受过多年近代军事教育的这些鱼雷艇指挥官，并非战术素养不高，实际技能不强，但在实战中他们的才能始终没有发挥出来。造成他们作战不利且贪生怕死的主要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训练会操中弄虚作假，应付检查之外，还应该考虑到三个因素：其一，北洋舰队的军纪管理在操作上漏洞突出，人治大于法制，制度本身并没有得到尊重。尽管《北洋海军章程》条例细致，奖罚分明，但自从“督操綦严”的英籍总教习琅威理因“升旗事件”去职后，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2](p63)。丁汝昌甚至带头在刘公岛起盖铺屋，租给下级军官居住，只有少数管带“以舰为家”。丁汝昌和多数将官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北洋海军章程》中“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的明文规定，但没人过问。更有甚者，“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于香港、上海”[2](p63)，亦无人斥责。上行下效，鱼雷艇的管带们自然不可能抵挡住这股享乐之风的影响，这种不良的军纪状况也是导致他们作战技术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⑥] 其二，北洋海军的鱼雷教育存在弊端。苏小东认为，“纵观北洋海军鱼雷专业培训的过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李鸿章等官员所关注的始终是对技术的追求。似乎在他们看来，只要学生掌握了鱼雷技艺，自然也就具备了担任鱼类军官的全部条件。名曰军事教育，却既没有强身健体的军人体魄训练，亦无关于坚毅、勇敢、尚武的军人素质培养，更遑论爱国、敬业、献身的军人使命教育”[17](p272)。早期教育的偏差，使北洋鱼雷艇队的管带一开始就没有保卫国家领海主权的任何使命感，于是很难产生杀敌报国的热情和动力。各个只求自保。在黄海海战中，北洋鱼雷艇队共有4艘鱼雷艇参与战前的护航，但战役中只有“福龙”和“左一”参加了战斗。而且当“平远”、“广丙”受伤败退后，它们也跟着躲进大东沟港，坐视“致远”、“经远”被日舰击沉，坐视“定远”、“镇远”被日舰围攻。直到“靖远”升旗收队方才出港尾随主力舰进行形式上的追击。这只能显示其指挥官的怯战和散漫。其三，北洋鱼雷艇队的指挥员官阶待遇相对偏低，这必然加深了他们与主力舰管带群体之间的矛盾。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的相关规定，北洋舰队将弁按陆军的军官名称划定军阶，分为提督一员、总兵两员、下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名目，俸禄分官俸和船俸两项，官俸按照官阶拉开差距，船俸则按照舰船吨位拉开差距。“定远”、“镇远”管带刘步蟾、林泰曾为总兵，“致远”等重型巡洋舰的管带任副将，“超勇”、“扬威”等轻巡洋舰的管带任参将，王平和蔡廷干，一个是鱼雷艇队管带兼“左一”鱼雷艇管带，一个是“福龙”鱼雷艇管带，指挥着北洋两艘吨位最大、航速最快、性能最好的鱼雷艇，却仅官至都司，其他“左”字、“右”字艇的管带仅官至守备，其它几艘鱼雷艇的管带官阶更低。《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年提督的官俸为白银3360两，船俸为5400两，总兵分别为1584两和2376两，而都司仅分别为624两和936两，守备更少，仅分别为384两和576两。而且鱼雷艇管带没有可供自己支配的用于船只日常维护的“行船公费”。同是出洋留学的高才生，况且蔡廷干留美八年（1873——1881），刘步蟾留英不过两三年，官阶和待遇的差距竟如此悬殊，这显然既是封建等级制度的表现，更是对鱼雷艇队的一种漠视。这怎能让鱼雷艇管带们满意呢？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北洋舰队中人事关系十分复杂，90年代初，“闽人小圈子排挤非闽系的矛盾已闹得公开化了”[15](p311——312)。鱼雷艇管带大多不是闽籍人士，自然在闽籍人士占优的北洋舰队备受冷落，薪俸待遇上的差异也许就是这种地域歧视的体现之一。于是，中饱私囊和背后抱怨就成为鱼雷艇队各级指挥员的通病，一旦时局有变，他们胸中的不满便可能发泄出来。在威海卫战事日益吃紧，希望日趋渺茫的形势下，已经陷入绝境的鱼雷艇管带们选择集体出逃也就在所难免了。鱼雷艇将官个人素质的江河日下，直接影响到战役中技术装备的操作使用状况。在丰岛海战中，后来在威海卫集体出逃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济远”号鱼雷大副穆晋书“避匿机舱中，舵机被炮穿坏，乃避入鱼雷舱中，倭船近时，令放鱼雷，装气不足，放不出口”[2](p86)[⑦]。这种贪生怕死之徒，在战场上的表现竟是如此拙劣！个人综合素质的普遍劣化，使鱼雷艇队没有一个健康英明的指挥核心，在战争中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从属状态，这正是北洋鱼雷艇队的悲剧。
另外，从编制上看，将鱼雷艇队单独编制，削弱了鱼雷艇作为主力舰艇的辅助船只所应起到的战术配合作用，客观上将鱼雷艇搁置和孤立起来，几乎弃之不用，这也使鱼雷艇队的威力在实战中大打折扣。相比较而言，日方则做到了鱼雷艇与大型舰只的有机配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将鱼雷艇分为三个小队，将它们分别编入联合舰队本队的三个梯队中。在威海卫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出动大型舰船25艘，鱼雷艇16艘，组成多个作战单位，大型舰船负责封锁港口，炮击岸上工事，鱼雷艇则夜袭北洋舰艇，掩护日方大型船只登陆和炮击北洋的炮台和舰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鱼雷艇的威力在日本舰队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曾是丁汝昌送给伊东佑亨的一幅卷轴上的一句话。最后，丁汝昌成了败军之将，他的舰队“灰飞烟灭”，北洋鱼雷艇队也在贸然逃亡中全军覆没。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北洋鱼雷艇队始终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没有打沉甚至打中过一艘敌舰，反而在最后一刻上演了一幕丑陋的闹剧，牵动全局，使本已疲惫不堪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大大加速了舰队的覆灭。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指挥官的个人因素，当然不排除像三枚鱼雷都没有打中敌舰的偶然因素。然而，从这支神秘而特殊的部队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它所折射出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方失利的历史原因和深刻教训。一百多年过去了，当硝烟散尽之后，我们是不是应当反思那段沉痛的岁月所留给我们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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