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那拉氏公开发布诏谕向各国宣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多年来研究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认为那拉氏是为了对付义和团，而不是对付“洋人”，即为了对内而非对外。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义和团当时已经“控制了北京城”，对外宣战既可避开群众革命的锋芒，又可遂其借刀*、消灭义和团的毒计。我对证了一些基本材料，觉得这种看法有违历史实际。我认为那拉氏至少在宣战后的第四天以前，即六月二十五日下令停止进攻使馆以前，她所考虑的还是为了对外，而非对内。兹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好们！
一、义和团兴起和入京是那拉氏主抚政策的结果
一九○○年六月十八日，义和团已大批涌入北京，一个一直积极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强硬分子太常寺卿袁昶，上清廷《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钜患疏》里指出清朝政策失误时说：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公元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兹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省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袁昶《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钜患疏》。见《义和团》丛刊（四）159—160页。）
袁昶从主剿立场出发，不满意清廷的拖延政策，强烈要求那拉氏下决心“痛剿”义和团，他的敌视义和团的立场是明显的。但他关于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和在顺直迅猛发展原因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袁世凯在山东“实力禁止”，使义和团“渐次肃清”，多年来研究者是承认的。至于义和团在顺直的迅速发展，是由于直隶总督裕禄的“观望迁延”和清政府“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所造成的，则为人们所忽视。
直隶总督裕禄原本主剿，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曾由于他的主剿政策使直东交界的义和团，在直隶一边处于消沉而在山东一边得以兴起。后来袁世凯到山东，一反张汝梅、毓贤的主抚政策，对义和团实力镇压，致使义和团在山东不能驻足，“流入直隶”。这时适值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有了转变。一九○○年一月十一日清廷颁诏公开承认义和团的拳会地位。该诏说：今后遇有民教冲突，地方官“祗问其为匪与否，不问其会不会、教不教”。裕禄身为满员，与在京权贵关系密切，他“希合中旨”，不敢如袁世凯那样对义和团“实力禁止”而“观望迁延”。因此，义和团在直隶得以继起。及五月二十二日“涞水戕官”、二十七日“涿州踞城”后，义和团在直隶“叛迹昭著”的时候，裕禄才“力请剿办”。六月二日，他提出一个全面镇压方案：“厚集兵力”，“三路兜截”，他感到所辖的直隶练军不足，又奏调聂士成、宋庆所部武卫前、左二军“前往查办”。（《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上）113页。）这个方案如被那拉氏采纳，义和团在直隶也将如在山东一样，被“渐次肃清”。但这时清廷内部主抚思想占了上风，在六月四日内廷会议上，著名的主抚派人物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尚书顺天府尹赵舒翘等坚持抚议。会议“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好操演，即可成为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拳乱纪闻》，《义和团》（一）112页。）裕禄“力清剿办”的方案，就这样地被搁置了。这时那拉氏对义和团是否能练成劲旅，“抵御洋人”，还不放心，因此，会后才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视察，看义和团是否可靠，再定进止。那拉氏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覆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吴永《庚子西狩丛谭》，《义和团》（三）438页。）那拉氏这时一方面受刚、赵等的煽惑和愚弄，另方面又受近支王公如载勋、载澜、载濂等的要挟（据柴萼《庚辛纪事》：那拉氏事后回忆说：“上年载勋、载澜诸人，自夸系近支，说大清国不能送与鬼子，其情形横暴已极，几将御案掀倒”。见《义和团》（一）328页。），遂坚定了“抚议”。六月十六日，那拉氏发布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档案史料》（上）156页。）“召募成军”竟见于皇上谕，说明那拉氏至此已公开承认义和团了。在那拉氏主抚思想影响下，和主抚派的默许和召引，义和团从六月中旬开始，便不分昼夜陆续结队入京。至二十日宣战前夕已“不下数万”（《庚子纪事》15页。）了。
可见，义和团在直隶迅猛发展和进入北京，不是由于清政府镇压不了，而是那拉氏主抚政策的结果。
二、不能以六月二十五日以后的谕旨为据
有人根据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那拉氏给李鸿章等南方督抚和驻外使节的电报，断定义和团已经“控制了北京城”，那拉氏宣战是为避开群众革命锋芒被迫而为，目的别有所在。我觉得这是用宣战后已经变化的情况来说明宣战前的事情，是不合适的。下面有必要引出该两道谕旨，以测究竟。
二十六日寄李鸿章等电谕：
“……无如此次义和团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
二十九日打给各驻外使节电谕说：
“……朝廷非不欲将此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促，深恐各国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两省教士教民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光绪东华录》总4522—4524页。）”
这显系那拉氏事后的辩解词，不是宣战前的真实思想，不能以此为据。
从六月十六日那拉氏谕令刚毅、董福祥召募年力精壮义和团成军起至二十五日大约十天内，是那拉氏“借拳剿洋”思想发展到高峰的时期，从那以后她的思想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考其原因大概有二：（一）、二十五日前她接到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督抚电报，告诫她“中外强弱情形”悬殊，不宜“衅自我开”。（《光绪东华录》总4522页。）南方督抚的话，使她“中了魔毒”（吴永语）的现象有些清醒。（二）、二十五日，载漪、载濂等闯入大内，以搜拿教民为名，“詈上以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载漪的“狂悖”行动，使她觉察到他们的“狼子野心”，因此，如梦方醒。二十五日那拉氏思想转变的突出标志，是“允从荣相所请，准其前往使馆慰问各使，并欲立刻停战归好。”当日晚荣禄派人把写有停战护卫使馆懿旨的木牌立于使馆附近的北御河桥上。（《景善日记》，《义和团》（一）74页。又《庚子使馆被围记》也记有此事。见《义和团》（二）265页。）这不啻说是停止了对外作战。说明自二十五日以后那拉氏“借拳剿洋”思想有了很大的动摇。由于她当时已处于骑虎之势，又兼直隶总督裕禄不时以捷报传来，使她对“剿洋”前途仍存几分幻想。但她思想开始倾向南方督抚，承认他们是“老成谋国”。所以此后在行动上更加处处“留有余地”，总的来说就是不把使馆攻毁。而这是她宣战前一心想作到的，甚至连亲信如荣禄那样的心腹近臣，也曾因劝阻她进攻使馆遭到她的申斥。因此，如果以二十五日以后的谕旨来推论她宣战前的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那拉氏逃到西安后，一九○一年二月十四日为洗刷自己曾下了一道谕旨：
“本年夏间拳匪衅起，凭恃城社，挟制朝廷，当时所颁谕旨，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非由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己之苦衷微言宣示，中外臣民，谅能默喻。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著内阁将五月二十四日（即公元6月20日）以后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按：为洋兵入北京之日）以前谕旨，汇呈听候查明，将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以重纶音而昭信史。”（《光绪东华录》总4615页。）
那拉氏不仅想把庚子年的战争责任完全推给“首祸诸人”，并企图永远篡改历史欺骗后人。在后来官修《光绪东华录》、《德宗实录》里，最反映她宣战思想实际的宣战上谕等所谓“纵拳”的谕旨不见了，有的篇目虽存但内容作了篡改。但奇怪的是上面所引用的二十六日、二十九日的两道谕旨却原样地保存下来。
三、义和团没有“控制北京城”，那拉氏“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
义和团不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和能战斗的力量，“扶清灭洋”宗旨和宗教迷信思想束缚了它。它不可能团结一致对付清政府。入京义和团来自近畿各州县，虽有数万或数十万，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分散而无中心，许多人是闻风应召而来，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他们尽管同仇敌忾，怒不可遏，但绝不是为了推翻“皇上天下”。并且大多团民年令幼小且无利器，他们无法与派来镇压的清军相抗。袁昶分析说：“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动，不知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义和团》（四）162页。）这里虽极尽其诬蔑敌视之能事，但义和团缺乏组织、涣散无力，且无明确对内目标，确是事实。
清朝在京畿一带拥有较强大的军队，也完全可以镇压义和团。自一八九八年以来，清廷加强直隶地区的军事力量。以练兵大臣大学士荣禄所统辖的武卫五军来说，除武卫右军袁世凯所部被调到山东以外，其他，左、后、中三军基本上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聂士成前军稍远，驻于芦台、天津和西沽一带，但聂军一直敌视义和团，曾在黄村与义和团作战，使义和团损伤多人。他的军队虽驻地较远，仍可朝发夕至。宋庆、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毅军）原驻山海关，时已奉调驻扎京郊“攻剿拳民”。董福祥所部后军（甘军）对那拉氏最称效忠，时驻京城和宛平县，一般认为董福祥素持“联拳灭洋”观点，但在十六日御前会议前，却向人表示“自任可驱拳匪于城外”。可见董福祥既能帮助那拉氏办“信乱民敌西洋”的大事，也能帮助那拉氏镇压“乱民”。他的行动决定于那拉氏的一道命令。荣禄高踞于武卫五军统帅地位，他直辖的中军有八千人，他反对义和团，但不敢表示异意，而依违其间，他最得那拉氏的青睐，为中外大臣所属望，他以那拉氏的态度为向背，只要那拉氏下一纸严诏，不只武卫中军，其他武卫四军都在他的号令之下，随时都可以放在镇压义和团的前线。惟袁世凯武卫右军（新建陆军和在山东扩编的武卫右军先锋队）装备好，实力最强，其统帅镇压义和团最厉。六月十五日清廷曾下令：“袁世凯著酌带所部队伍迅速来京”，由于袁世凯摸不透那拉氏的宗旨所向和北京权贵的“借拳剿洋”政策，所以裹足不前。当时在京城内外清军中惟有载漪等所统属的神机营、虎神营等京营旗兵，已经义和团化了，不会和义和团作对。但他们不惟力量不大，而且他们的向背，归根到底也仍以那拉氏的态度为转移。
六月十八日，袁昶提出一个镇压京城义和团的方案。他说：“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这是个“自治乱民”，以谢洋兵的方案。他要求“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宜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得以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其具体办法：是“先肃清内城地面”，“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不过在袁昶看来，用不着到远处去调外兵，只“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止*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袁昶《有关义和团奏稿》，《义和团》（四）161页。）
所谓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城”，清政府被迫对外宣战，等等，实际并非如斯。
四、那拉氏确有“信其邪术以保国”的思想
那拉氏深居宫中，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摆脱不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因此，说义和团能打“神拳”、“能避枪炮”，她至少是有几分相信的。有人说“老佛遽信”，说明有时可能她是完全相信的。当时近支王公如载漪、载濂、载澜、载滢、载勋等，自立大阿哥以后，权势日增，炙手可热，宫廷内外无不仰其颜色。这些人狂热地宣传义和团的神奇，认为是“天降神兵”。载濂盛赞“拳民能避火器”，刚毅说义和团“能避刀避枪”，则公开见于奏牍。其他御史或大臣奏报鼓吹义和团神奇的更举不胜举。有一个小京官叫左绍佐的，著有《悟沏源头》一书，在理论上阐述“怪力乱神”。左绍佐与起草宣战诏书的军机章京连文冲相友善，可见有些汉族小京官当是迷信理论的鼓吹者和制造者，他们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王公贵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之，当时北京宫廷内外，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宫监，曾笼罩着一片迷信狂热气氛。那拉氏身居最高统治地位，素以所谓“神道设教”欺骗国人，她幼受传统封建教育，因此对封建迷信思想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她逃到西安后曾与吴永述说往事，吴永闻后评论说：“试想彼（指那拉氏）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钜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总有一段时间，已经中了魔毒，若谓‘始终明白’，殆亦未必然耳。”（吴永《庚子西狩丛谭》，《义和团》（三）438页。）那拉氏虽未公开在臣民面前宣传义和团的“神奇”，但她强调“人心可恃”。在六月十六日御前会议上，有人举出例证说明义和团“法术不可恃”，她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她在宣战上谕里也说：“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事实上，“人心”和“法术”是无法区分的。义和团人心之齐，固然由于“灭洋”的爱国义愤，但与相信大师兄能使洋人兵船“在海中自焚”、“能避住彼之枪炮”也是分不开的。那拉氏极力辩白她不是“信其邪术以保国”，是不符合宣战前她的思想实际的。
五、宣战是那拉氏同洋人“动气”的产物，“假照会”是激因，“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是公开理由
那拉氏逃到西安对吴永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可见宣战是对外而非对内。那拉氏自辛酉政变上台四十年来，对外一直执行“屈从”政策，可是自戊戌政变以来，列强袒护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在先，又阻挠废立计划于后，她便表现了有些不能忍让。当一九○O年五月末到六月初，列强要求派兵进京护卫使馆，她一再阻挠，对洋人的疑忌逐渐增加。但当时她还能克制，仍允许各国派兵进京，只给一些限制。直至六月十七日黎明荣禄代呈所谓洋人“假照会”四条，其中之一是勒令皇太后归政，给她的刺激是很大的。有人记载说：“未曾见慈颜如此之怒容，康党之变，虽大发雷霆，尚不如此之甚也。”“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可见“假照会”是她对外宣战的最大激因。也是她由“自治乱民”以阻洋兵到“借拳剿洋”的转捩点。正如那拉氏自己所说：“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景善日记》，《义和团》（一）67页。）她当日在御前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并“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那拉氏简直是在下*注。十九日午刻，裕禄奏报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的消息到京，当日午后（未刻）御前会议便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公使，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二十日晨，军机大臣启秀把章京连文冲草拟多日的宣战上谕底稿“由靴里呈出”，那拉氏“览后，慈颜甚善”。（《景善日记》，《义和团》（一）67页。）第二天，以内阁明谕形式正式发表了。
以上是那拉氏决定对外宣战的经过。
二十日宣战诏，最足以说明她的宣战动机和目的，无待赘言。其中假照会因后经查明无据，“故二十五日（即公历二十一日）宣战诏，不及此事。”因此，只以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为词。宣战前清廷仅得到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的消息，并不知道各国海军已开炮轰击，这从清朝多年对外惯例来说并不构成“衅自彼开”，而那拉氏为何急不可耐地掀起战端呢？恐还是假照会的作用。杜士兰索让大沽炮台虽然已属侵犯主权，但在清政府眼里恐还不到火候。所以后来她对南方督抚和驻外使节极力辩解此事。说“二十日（十六日）各国兵舰已在大沽，力索炮台，限二十一日二点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得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却非衅自我开。”（《光绪东华录》总4522页。）问题是：“二十一日宣战时尚未接到各国“开炮轰击”大沽炮台之事。”依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历次对外宣战情形来看，清廷是谨守所谓“不可衅自我开”的惯例的，而这次对外宣战竟在各国“开炮轰击”大沽炮台之前，这实际是违反惯例，“衅自我开”了。这充分说明那拉氏为首的一些人由于与列强矛盾的增长，急于想利用义和团对外一战以泄私愤的实情。
（資料來源：《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