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心郎，满文作mujilen bahabukuu，直译为“使获心者”，为后金与清前期所设官职。从天聪五年（1631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启心郎群体曾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近半个世纪之久。但随着其被裁省，该群体销声匿迹，以致今人中知晓者寥寥，且尚未引起清史满族史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该官职之设乃空前绝后、独具特色之创举；其群体在明清递嬗过程中曾起过上传下达、沟通满汉的重要作用，颇值得一书。笔者现就相关资料将其来龙去脉予以勾勒，恳请方家同道正之。
一、启心郎之设置
启心郎之设，始于清太宗皇太极。据《清史稿·本纪二》载：“天聪五年秋七月庚辰，始设六部，……每部满、汉、蒙古分设承政官，其下设参政各八员，启心郎各一员。”[①]此为启心郎出现之始。另据《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定官制，设立六部。每部以贝勒管理，其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②]。而《清太宗实录》中，对此事记述更为详备。其有云：
庚辰，上集诸贝勒大臣议，爰定官制。设立六部。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以索尼为启心郎；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以布丹为启心郎；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以祁充格为启心郎；贝勒岳托管兵部事，……穆成格为启心郎；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事，……额尔格图为启心郎；以贝勒阿巴泰管兵部事，……以苗硕浑为满洲启心郎，以罗绣锦、马鸣佩为汉启心郎。[③]
现将各部设官具体设官情况排列如下：
吏部，天聪五年设。初以“贝勒”（即入关后的亲王、郡王）一人总理部务，以下设满、蒙、汉承政三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七月，裁蒙、汉承政，改为满承政一人，左参政二人，右参政三人，理事官四人，副理事官六人，满、汉启心郎三人，额哲库二人。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停贝勒总理部务，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均无定员）、理事官为郎中（满四人，汉二人）、副理事官为员外郎（满八人，汉六人）、额哲库为主事（满、汉各九人），启心郎未改，至顺治十五年裁。[④]
户部，天聪五年设。初以贝勒（亲王或郡王）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承政四人（满二人，蒙、汉各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裁蒙、汉承政，定满承政一人，左参政三人，右参政四人，理事官十人，副理事官十六人，满启心郎一人，汉启心郎二人。至顺治十五年裁。[⑤]礼部，天聪五年设。由贝勒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至顺治十五年裁。
兵部，天聪五年设。初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参政八人。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裁蒙、汉承政，改为满承政一人，在参政二人，右参政三人，理事官十人，副理事官十六人，满启心郎一人，汉启心郎二人，额哲库二人。至顺治十五年裁。
关于工部，《清史稿·职官志》未有设启心郎之明确表述。但在《马鸣佩传》中，有其任工部启心郎之记载。“（马）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直文馆。”[⑥]此处出现了问题。天聪三年，工部尚未设立，而先有工部启心郎之授，令人费解。笔再查《罗绣锦传》，中有“绣锦，亦辽阳人，以诸生来归。天聪五年，与马鸣佩同授工部启心郎”。与前引《清太宗实录》互参，可证“天聪三年说”当属一误。工部启心郎至顺治十五年裁。
关于刑部，《清史稿》亦有互歧之处。《职官志》中已有“天聪五年秋七月庚辰，始设六部”之说，而《刑法志》中却又有”天聪七年，设刑部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听讼始有专责”之记载。[⑦]与前引《清太宗实录》互参，“天聪七年设刑部”之说亦属一误。可能是《清史稿》出于众手，仓促成书，未遑多顾所致。刑部启心郎至顺治十五年裁。
除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其他机构是否也有此设？笔者经过搜检史料发现，随着皇太极改国号“金”为“大清”，国家形态不断完善，增置一系列机构，启心郎设置范围亦在拓展。如崇德元年（1636年），“设蒙古衙门，置承政、参政各官。三年，更名理籓院，定承政，左、右参政各一人，副理事官八人，启心郎一人”；顺治元年（1644年），又“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满、蒙参用。副理事官为员外郎，启心郎三人，满洲一人，汉军二人。（顺治）十五年省。”[⑧]
天聪十年（1636年），沿明制，设都察院。“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者，许直言无隐。”崇德元年，置承政、参政各官。明年定承政一人，左、右参政满、蒙、汉理事官各二人。后省。顺治元年（1644年），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各二人。汉左佥都御史一人。先用汉军，后参用汉人。……启心郎，满洲、汉军各一人，（顺治）十五年俱省。[⑨]
顺治九年（1642年），清廷设宗人府。置宗令，例由亲王、郡王为之。左、右宗正则由贝勒、贝子兼摄。宗人由镇国公、辅国公及将军兼摄。后以择贤，不以爵限。俱各二人。宗人府亦设有启心郎一职，由觉罗一人，汉军二人担任。最初规定，其秩视理事官（即郎中）。旋即改视侍郎。在其他衙门顺治十五年裁省启心郎后，惟宗人府未撤，延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方奉圣祖旨裁之。[⑩]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启心郎之设不止于六部，八衙门和宗人府皆有启心郎，其分布不可谓不广，影响不可谓不大也。
二、启心郎之职掌与群体构成情况
启心郎之设，是在后金政权仿照中原制度，创立一整套国家机构时出现的。但当时皇太极的作法虽是仿照明制，但又参汉酌金。考汉制，郎官出现甚早，战国时即有之，为侍从之官。秦汉沿置，属郎中令，有侍郎、郎中等名目，仍为侍从。东汉以尚书台为政务中枢，分曹任事者称尚书郎。除尚书郎外，祕书、黄门亦皆有郎。隋始于六部各置侍郎一人，以为尚书之副。唐于诸司皆置郎中，以员外郎为其副。以后历代因之。[11] 而启心郎一职的设立，以“启心”名之，属于郎官之拓展，也是“参汉酌金”最为生动的典型产物。
关于设置该职的目的，《清通典》有云：掌校理满文册籍，因诸王贝勒管理部务而设。[12]由此看来，当属于贝勒之文案助手，而其另一职责是随事规谏。清太宗皇太极曾云：“置官以来，吏、户、兵三部办事尽善，刑部讯狱稽延，罔得实情，礼部、工部皆有缺失。夫启心郎之设，欲其随事规谏，启乃心也。乃有差谬而不闻开导，何耶？”[13]《清史列传·索尼传》中亦有“会六部官署工竣，上召索尼及诸启心郎，论以‘启迪诸贝勒，俾勤事改过，毋旷厥官’”的记载。天聪六年（1632年）八月，皇太极曾谕六部启心郎曰：“朕以尔等为启心郎，当顾名思义，克尽厥职。如诸贝勒及各部院有阙失，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勿面从而退有后言”[14]表明此辈颇受皇太极器重，贵为贝勒者，不但也要启心郎予以“启迪”，若有阙失，还有权当面明言以告之。其实，其最主要的功用，无过于解决语言隔阂，即充当翻译。这就要求启心郎首先要通满汉两种文字，甚至还要兼通蒙古文。清皇族出身的昭槤在其所撰《啸亭杂录》中写到：“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15]昭槤关于启心郎皆为汉员的说法，不甚确切。汉员之外，满族士人亦多有任此职者。譬如，曾担任康熙辅弼四大臣之首的索尼就曾充该职。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命索尼为吏部启心郎。索尼，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通国书及蒙古、汉人文字”。天聪五年“七月，擢吏部启心郎。”[16]前已述及，各部首批启心郎中，满员六人。而汉员仅二人而已。满人可作启心郎殆无疑义，但条件是通蒙古、汉人文字者。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任启心郎者以汉族（后被编入汉军旗籍，成为旗人）士人居多。譬如：
“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东。天聪八年，授刑部启心郎。”[17]
“苏弘祖，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崇德三年，以举人授户部启心郎，赐朝衣一袭，免丁四。”[18]
“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初籍辽东广宁卫。天聪间，授吏部启心郎。”[19]
加之前以提及的罗绣锦、马鸣佩等，可见汉官是启心郎之主体。但由于当时所实行的八旗制度，此辈被编入汉军八旗，朝野亦以准满人视之也。三、启心郎之品级、待遇与作为
按《清史稿·职官志》，满汉启心郎品秩不一，满高而汉低。顺治三年（1646年），定京官仪从，满启心郎，郎中，旗四，后从四人；汉启心郎，员外郎，旗二，后从二人。[20]后更定启心郎品级，满汉一体。视为理事官即郎中，秩五品。顺治九年，改视侍郎（秩正三品）。[21]。其原因主要是作为皇帝与各部沟通之桥梁，同时又有规劝贝勒、矫正缺失的责任，品秩太低则人轻言微，难以履行职任。
天聪年间（1627—1636年），诸事草创，职事分工尚不明显。诸多汉员，如范文程、宁完我、沈文奎、李栖风、张文衡、丁文盛、马柱国、马鸣佩、高士俊、雷兴、鲍承先、宋延庆、罗绣锦等人，多任职于文馆，即使担任启心郎者，亦仍直文馆。如前所提及的“（马）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直文馆”便是。[22]在皇太极心目中，启心郎与文馆诸臣亦地位相类，作用相当。如天聪六年，皇太极曾“询文馆诸臣，考各部启心郎优绌，以为黜降。”[23]所以，文馆与启心郎属于同一系列，二者共同构成了后金和清前期之文官集团。
其具体作为，首先是司文字之责。如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上即位。以王（指多尔衮，笔者注）功高，命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建碑纪绩，加赐册宝。”[24]
启心郎亦有从军作战者。如崇德六年“敌奔塔山，遂进兵松山城外。十二月，（洪）承畴以兵六千进至，……既出，复进击，（穆护萨）与温察、启心郎迈图皆殁” [25]
另外，由于启心郎兼通数种语言文字且得到信任等因素，此辈还经常被委以外交之任。如“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朝鲜）李倧薨。八月，遣礼臣启心郎渥赫等往谕祭，赐谥庄穆。又遣户部启心郎布丹、侍卫撤尔岱充正副使，赍诰敕往封世子淏为朝鲜国王，妻张氏为王妃。七年（1650年）正月，淏奏言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遣使往讯，庆尚道观察使李慄、东莱府卢协并言朝鲜、日本素和好，前奏不实，诏切责淏，褫其用事臣李敬舆、李景奭、赵洞等职。九年（1652年）正月，淏表贺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徽号。五月，国人赵照元等谋逆伏诛，遣使奏闻。十年（1653年）三月，以朝鲜国王印有清文无汉篆，命礼部改铸兼清、汉字印赐之。[26]另外，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上（太宗）遣内院学士罗硕、兵部启心郎帕帕、通事顾尔马浑前往朝鲜”，办理“察究潜逃兵使林庆业”之事。[27]
启心郎群体中，官职最显、地位最高者，当属索尼。索尼为清初大学士希福家侄。太祖时，随父硕色、叔父希福自哈达部挈家来归，太祖以其兄弟父子并通国书及蒙古、汉人文字，咸擢置文馆理事，赐硕色、希福“巴克什”号。索尼被授予一等侍卫，使出入扈从，随军征讨。屡次攻明，多有斩获。至太宗朝，更受器重。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擢吏部启心郎。从征明，围大凌河城，明兵自锦州赴援，索尼持短兵步战，败之。九月，奉命往藩阳，宣布捷音。逾月，偕参将祝世昌率汉军千六百人及朝鲜使臣至军营。十二月，与达海等奏定元旦朝贺仪制。明年，从征察哈尔，由大同入明边，取阜台寨。八年（1634年），以索尼任职吏部事无阙失，授骑都尉世职，仍与学士罗什等日直内院。凡宣示谕旨及察审功罪，咸当上意。世祖朝，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以索尼既列子爵，不宜复列郎官，令解启心郎任，仍理部事。索尼终不附睿亲王，于政事多以理争，王由是恶之。（顺治）五年（1649年），以贝子屯齐等讦告索尼于崇德八年秋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议罪应死，有旨免死，处职，输赎锾，遣守昭陵，追夺赏赐。
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福临亲政，以前议索尼罪不实，特召还朝，复其爵。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世祖升遐，遗诏以索尼与大臣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于是索尼及诸臣盟誓受事。寻苏克萨哈与鳌拜争事成隙，索尼恶之，年已老矣，且有疾。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与辅臣等奏请圣祖仁皇帝亲政。四月，上谕吏部曰：“辅政大臣伯索尼，太祖高皇帝时罢勉效力，太宗文皇帝任以内外大事，悉能果断，殚厥忠诚。世祖章皇帝时亦任以内外大事，竭忠纯笃。以其动旧忠贞，堪受重托，遗诏俾令辅政，恪遵顾命，夙夜靖共，厥绩茂焉！今既染，且复年迈，宜特加恩宠，以示酬庸之典。下王大臣会议，晋一等公，与前所授一等伯，并世袭。索尼以宠荣逾分，悚仄难安，陈情辞一等公爵。得旨嘉奖，仍令祗遵成命，不必逊辞。”
是年七月，卒，赐祭葬有加礼，谥文忠。以第五子心裕袭一等伯，第六子法保龙一等公，长子噶布喇任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圣祖因孝诚仁皇后推恩所生，授为一等公。第三子索额图别有传。[28]
清初，随着形势的发展，用人孔亟。尤其是清廷入主中原以后，“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事情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29]”启心郎与文馆诸臣多职事互兼，他们因精通满语文，且具有“准满人“的汉军旗人身份，多被委以督抚大员，为清政权的发展与巩固起到过关键作用。
如上以述及之申朝纪，“文馆朱延庆疏陈时事，荐朝纪温雅正直，练达世务，处家俭，守身约，讷言敏行，足任鸿钜。崇德元年，赐人户、牲畜。顺治元年（1644年），授河南河北道，驻怀庆，李自成之党二万余来犯，朝纪登陴守御，昼夜不少懈，有渠乘白马薄壕，麾众攻城，朝纪举砲殪之，贼悉惊窜。二年，迁江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三年（1644年），疏言：“驿递累民，始自明季，计粮养马，按亩役夫。臣禁革驿递滥应、里甲私派。请饬勒石各驿，永远遵守，俾毋蹈前辙。”又疏言：“各省驿站银旧额十五万有奇，明季裁充兵饷。驿费不足，辄私派于民。请敕部复原额。”又疏言：“赋役全书应裁、应留诸项，请核实详酌，俾有司不得私徵滥派。”疏并下部议行。四年（1645年），阳城民王希尧、贾国昌等以邪教倡乱，朝纪遣中军都司白璧同冀南道武延祚率兵捕治，悉诛希尧、国昌等。汾州营卒李本清、任自兴等据永宁铜柱寨为乱，朝纪赴汾州，遣冀宁道王昌龄等率兵捕治，获本清等，焚其寨。宁乡民杨春暢等复以左道据冷泉寨为乱，朝纪遣平阳副将范承宗等讨平之，擢宣大山西总督。”[30]
“苏弘祖，顺治初，授河南河北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世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年（1653年），坐计典失实，左授福建福宁道。十三年（1656年），迁左佥都御史。十五年（1658年），授南赣巡抚。十七年（1660年），雩都寇发，弘祖斥资造火器，遣兵捣其巢，擒其渠李玉廷。别有土寇谢上逵、罗一鉴、徐黄毛等，据广东平远五指石，界连闽、赣。弘祖发兵讨之，上逵诈降，潜走匿红畬。弘祖遣将李宗韬以计擒斩一鉴、黄毛等七人，夜进兵，逐贼至柑子窝中木溪，毁五指石寨，攻红畬，贼缚上逵献，斩之。十八年（1661年），遣游击王把什捕治广昌土寇，乘雨攻不备，破滴水、羊石二寨，斩千馀级，擒其渠幸连升、萧来信。康熙元年，甄别督抚，弘祖解任。”[31]
“吴景道，崇德元年（1636年），改都察院理事官。疏劾刑部理事官郎位贪污不法状，鞫实，黜郎位，追赃贷死。郎位衔景道甚，诱都察院笔帖式李民表与同居，讦景道，鞫虚，民表坐诛，籍郎位半产。景道以不察民表违禁移居他旗，罚如例。景道疏论睿亲王多尔衮专擅，坐夺官。顺治二年（1645年），起授河南布政使，擢巡抚。时河北初定，河南五府馀寇未靖。宝丰宋养气、新野陈蛟、商城黄景运等各聚数千人，侵掠城邑。景道檄总兵高第、副将沈朝华等分道捕治，诛养气等。四年，郧阳土寇王光泰率千余人犯淅川，景道遣参将尤见等与总兵张应祥合兵击卻之。五年（1648年），罗山土寇张其伦据鸡笼山寨，出掠，景道遣都司硃国强、佟文焕等督兵讨之，破寨，擒戮其伦，并其党朱智明、赵虎山等。曹县土寇范慎行等煽宁陵、商丘、考城、虞城、仪封、兰阳、祥符、封丘诸县土寇，并起为盗，屯黄河北岸。景道檄第督兵讨之，寇退保长垣，第以师从之，寇走兰阳。景道遣文焕督兵追击，斩千余级。薄曹县，寇列栅拒守。景道檄总兵孔希贵自卫辉道肥城，断寇东走路。游击赵世泰、都司韩进等率精骑分道夹击，战于东明，歼寇数千，获慎行诛之，余众悉溃散。叙功，加兵部侍郎。七年（1650年），进尚书。八年（1651年），商州土寇何紫山等掠卢氏，夜袭世泰营，第督兵扼击，走商南。景道檄应祥督兵讨之，寇尽歼。九年（1652年），以塞汴河决口，与河道总督杨方兴同赐鞍马、冠服。”[32]
上述资料足以表明，启心郎出身的汉军官员，的确曾颇受清廷器重。但并非所有的启心郎都如此幸运。就满启心郎而言，受信任程度虽高于汉启心郎，但卷入权力之争，则难逃厄运。如礼部首任启心郎祁充格，因受多尔衮器重，被擢为大学士。但顺治亲政后，竟被以“擅改《太祖实录》，削匿睿亲王罪愆，增载功绩，并预谋迁驻永平逆谋”之罪名，被斩杀。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33]
而汉启心郎又因其文化背景、民族情感和理念仍与满洲贵族存在差距，以致在诸多大政方针的决策方面与清廷中的保守势力多有冲突，其结果必然是悲惨至极。如，江应时为启心郎，“以祝世昌请毋以俘妇为妓，为改疏稿，坐死”。[34]而朱昌祚的遭遇更是汉启心郎群体成员最为惨烈的代表
昌祚，字云门，今高唐县梁村镇朱楼村人，生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前后。清顺治十八年（1661）朱昌祚以宗人府启心郎授浙抚，多善政，清康熙二年（1663年）迁福建，以丁忧未到任，翌年改授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人称“朱三省”。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授浙江巡抚。既抵任，会浙东西皆旱灾，昌祚捐金为倡，煮粥以活饥民；复具疏请旨赈恤。时海寇未靖，有旨令濒海居民迁移内地，昌祚疏请酌拨荒田，给令开垦为生，俟三年成熟后，照例起科；其居所弃之田亩丁粮，请予蠲免：俱下部议行。先是，陕西巡抚扈申忠条奏军民宜一体听徭，敕下督抚议，昌祚奏：“浙省各卫所均有运粮之责，其间丁每年亦各赋丁银，以为贴造粮艘之费，与秦省卫所无粮运者不同，难以复兼民役。”事遂寝。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擢福建总督，以丁忧未之任。
四年（1665年），特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五年（1666年），抵总督任，有政声。时辅政大臣鳌拜以镶黄旗地亩瘠薄，傅旨圈换正白旗地亩及开垦成熟民地，令朱昌祚同户部尚书苏纳海、巡抚王登联经理其事。昌祚疏言反对，为民请命。“疏入，与苏纳海、王登联请停圈各疏，并忤鳌拜意，革职逮问。刑部议律无正条，拟鞭责，籍没家产。鳌拜入奏，应置重典，上（圣祖）未允。鳌拜出，矫旨并予立绞。”
八年（1669年），鳌拜获罪逮系，圣祖亲政。特谕吏部：“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拨换地亩时，见旗、民交困，有地方之责，具疏奏闻。鳌拜辄谓非其职掌，妄行干预，不按律文，诬陷至死，深为可悯！其予昭雪，以示仁恩。昌祚复原官，赐祭葬如典礼，谥勤。祀直隶、浙江名宦祠。”[35]为民请命而不畏死，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实令人钦敬。
四、启心郎之裁撤
清廷入主中原后，*形势、机构设置和官员素质、人员构成等多方面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至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世祖福临谕吏部：“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例，其余部院启心郎俱裁去。”其实顺治元年即已停贝勒管理部务，于今已过去十四年。而为何于此时裁撤启心郎职设？看来是另有原由。仔细考察，主要是时至康熙时，满族官员已基本掌握了汉文汉语，启心郎的作用便日趋减弱之缘故。而宗人府留置启心郎一职，是宗人府宗正宗人等官例仍由宗室成员担任。而满洲贵族学习汉文化的进程要迟缓于其他满蒙官员。启心郎的翻译职任仍有用场。
另一原因，可能也是最终将启心郎裁撤的根本原因，据《清史稿·职官志》，乃“始以满臣不谙汉语，议事令坐其中。后多缘以为奸”。于是“顺治十五年九月，省各部启心郎，惟宗人府未撤”。[36]清宗室昭槤也曾写道：“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去。”[37]。看来，满汉官员议事，有启心郎参与其中，难免有泄露机密，渔利弄权之嫌疑。于是就有了“康熙十二年省”启心郎之举。[38]五、余 论
综上所述，存在了42年的启心郎职设终于在康熙十二年（1673）寿终正寝。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它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典型例证；作为一项制度，它是“参汉酌金”的产物；作为一个群体，他是清前期文官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持有不同文化的各族成员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在明清递递嬗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对其进行认真、全面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历史上“满汉文化撞击、交流最终融为一体”这一过程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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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史稿》，卷2，第34页，《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②] （清）蒋良骐：《东华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页。
[③]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天聪五年七月庚辰条。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
[④] 《清史稿》卷114，第3273页，《职官志》。
[⑤] 《清史稿》卷114，第3277页，《职官志》。
[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