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是清政府举办所谓“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作为清王朝的一支反动武装，在镇压人民民主革命、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方面，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它的一部分却以清王朝的掘墓者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武昌首义，就是由湖北新军首先发难的；相继而起的各省独立，也都程度不同地与当地新军有关。正如梁启超所说：“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六册第554页）。
清末新军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从清政府直接控制的一支反动武装中分化出来，转向革命，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之一？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一）清末新军是清末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清朝兵制，虽经几度变革，但正式“仿照西法”，编练新军，却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政府调集当时全国湘淮精锐，前往应战，结果却被日本陆军打得一败涂地。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也深深地震动了清朝统治阶级。光绪21年4月14日，清廷“上谕”称：“……近自和约定议，廷臣文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心，支撑危局。”这表明，清朝统治集团，不能不承认，甲午败绩，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地位。为着挽救其统治危机，该“上谕”继称：“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习、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61页）。
清末新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编练的。正如《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所言：“以卧薪尝胆下诏征言，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于是，北洋则有新建军，南洋则有自强军，是为创练新军之始。”
然而，尽管在甲午战后，添设新军的呼声甚高，但实行者却寥寥无几。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编练新军的议论也随之告寝。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编练新军的工作，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以后。光绪26年12月，在西安避难的西太后，一反从前顽固守旧的态度，居然“下诏求言”，同意“变法”。而对于兵制的改革，尤为重视。光绪27年7月，“上谕”称：“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既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于之今日，亦无所用。……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著即一律永远停止。”（同上书，第79—80页）同时又下诏命令“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并且宣布“现在整顿兵制，停止武科，亟应于各直省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同上书第77、第100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又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时势积弱，非练兵无以立国，亟应整军经武，切实举行。”（同上书第五册147页）。
为什么清王朝在这时如此强调改革兵制、停止武科、裁汰制兵勇营、编练新式陆军呢？这是因为他们原来赖以安身立命的旧式军队，腐败不堪，“非但战守断不足恃，即巡警亦万不可用，祗有分年尽数裁撤之一法。”（《张文襄公奏稿》卷34第34页）而当时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不仅孙中山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势力日益强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因此，清廷在“上谕”中宣称：“非练兵无以卫国，亦非练兵无以保民。”（《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卷第153页）可见，清政府编练新军，是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
如果说，清政府编练新军，在甲午战争时期，还有一点自强御侮以雪国耻的积极因素，那么，从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以后，这一点积极因素便完全丧失了。西太后流亡西安时，便明白宣布：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投降。而帝国主义则采取扶植清政府的政策，“以华治华”，把清政府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清政府编练新军的宗旨，很本上是反动的。
然而，编练者的主观愿望与被编练者的思想情绪，却是尖锐对立的，编练新军的反动宗旨与编练新军本身之间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首先，从新军士兵的基本来源看，它与旧式制兵营勇是不同的。清政府为了建立一支能作战的新式军队，在兵士选募方面，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袁世凯认为，“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柔，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大率就地取材，滥竽充数，非市井游惰，即革勇逃卒，混迹其中。操防稍严，辄不耐勤劬，远□潜逃……”所以，他主张新军士兵，要严格选择，实行所谓“兵必合格，人必土著”的方针（《养寿园奏议辑要》第十三卷）。清政府练兵处采纳袁的意见，在《募兵制略》中，拟定募兵格式五条，并强调“勿许滥保游民溃勇”（《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58页）。所以，符合募兵条件而又愿意应募当兵的，主要的就是濒于破产或已经破产但尚有家室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贫民。据江炳灵回忆，湖北新军士兵，“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辛亥首义回忆录》第I辑第3页）。邓宝珊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新疆伊犁）新军的成员大都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册第505页）。正如朱德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新军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同上书，第1册第4页）。这些人，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加深和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下，经济地位下降，生活状况恶化，为了一家生计，不得不应募入伍。但他们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他们有着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自发要求。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新军由于是“仿照西法”编练的，采用的是新式的洋枪洋炮洋装备洋技术，因而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招募新兵时，对于知识分子入伍，往往优先录取。湖北在招募新兵时，起初还曾规定：“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始准收录”（《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摺》，《张文襄公奏稿》第38卷）。后来只是由于实际上办不到，才不得不降低标准。
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清政府举办“新政”，废除科举，他们仕进无路，也就纷纷投入新军，以谋出路。温楚珩在回忆录中指出：“清廷已废科举制度，代之新式学校，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送子弟进入新式学校，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秀才当兵，已成普遍现象。”而陈孝劳在回忆中，则具体地介绍了湖北新军招收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说：“自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废了科举以后，一般读书的分子只得另谋各人的出路。于是有出洋留学的，有到省城住学校的，而多数子弟则投入新军。我是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轻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8、68页）。
其他各省的新军，情况与湖北也基本上相似。据何遂回忆，他在南京第九镇第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当排长时，他所在的连队，“共有一百二十六个士兵，其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461页）。
从以上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既无力出国留学，也没有机会上新式学校的贫寒家庭的子弟。他们是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所以，他们也是封建营垒崩溃下的受害者。他们不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又由于他们有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思想较敏锐，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所以，从新军士兵的基本状况看，无论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或城市贫民，还是走投无路被迫投军的小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他们的这种经济地位和由此决定的思想状况，是他们在辛亥革命中能够转向革命的内在根据。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新军军官的基本状况：旧式清军主要依靠武科举择取将材，而新军则主要依靠专门军事学校培养干部。练兵处奏称：“从前将不必知学，奋勇敢斗便可立功，今则战法日新，平时教导，临时指挥，卤莽者必不能胜任。”（《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54页）所以，新军将领，主要是依靠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这些军官，基本上是知识分子。一般地说，知识分子具有革命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他们在革命潮流激荡的年代，易于倾向革命。清政府为了培养新军干部以及军事学校的教习，还“不惜重资”，派遣大批青年到外国学习军事，其中又以留学日本的学生占多数。日本的振武学校就是专门为中国陆军留学生而设立的。（参阅《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5页）清政府派遣青年出国留学军事，本意是为了培养一批忠实于它的“干城之选”，正如练兵处所奏称：“臣等窃维自强之计，当以储备将才为第一要义，而欲造就将才，自非多派学生遣赴外洋学习新法不可。”（《光绪朝东华录》光绪30年4月）。
但是，陆军留学生，与其它留学生一样，“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86页）谭人凤在回忆录中说：“邑中留学诸子，感受刺激，假期归国，盛称道日本之强，由于倒幕后，施行种种新政；革命之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遏矣。”（《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1页）李廉方也说：“此出洋生惊睹外国文明，如梦初醒，纷纷为之宣传，激励其乡人。”（《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页）他们当中，除了少数满清的亲贵子弟以及贪图富贵的分子外，多数人在国家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加上旅居日本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86页）“即未加入同盟会者，亦均同情革命。”（《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9页）据李书城回忆，在黄克强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83页）。当时清政府三令五申，严旨督饬各省督抚编练新军。各省督抚为了执行清廷谕旨，便争相延聘陆军留学生，给予高位，委以重任，以编练新军。如蔡锷，“士官卒业归国，即为江西巡抚夏时电调赴赣，办理军事材官学校。旋以夏时去职，……遂辞去。过湘时，为湖南兵备处总办俞明颐坚留任武备、兵目两校教官，兼兵备处提调事。其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调公（指蔡锷，下同）入奉，广西巡抚李经义奏调公入桂，湖南巡抚端方亦奏留湘省任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第406页）；再如，一九○六年，浙江为了编练步队第二标，便“电调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蒋尊簋回国，任第二标标统”（同上书第1册第625页）；充任过北洋第六镇统制官的革命烈士吴禄贞，以及充任过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第二十一镇统制官肖星垣、东北第二混成协统领兰天蔚、第二十九混成协统领应龙翔、第二十协统领许崇智、第十八协统领杜淮川等人，都是由日本留学归国的士官生。
这批陆军留学生，毕业归国，一般都得到清廷及各省督抚的重用。他们或充任各省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乃至镇统、或安排在京师练兵处或各省督练公所任职，或任教于各省陆军学堂，这就为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渗入或控制新军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各省办的武备学堂以及后来续办的陆军学堂的毕业生，其中也有许多人同样是倾向革命的。如浙江武备学堂（后来改为陆军小学堂），“培养了许多新军干部，同时也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主要是武备学生。”而云南讲武堂，据朱德回忆，当时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宣传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讨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么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参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3、624、625页）在陕西，培养下级军官的速成学堂的学生，还组织了一个军人革命团体——“同袍社”，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册第2页）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实权完全控制在同盟会会员的手中。他们利用办学、讲课的机会，向学生们贯输革命思想。据杜誉钦回忆，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里，“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很注意。在战术作业和野外演习时，常以外国的军队为假想敌；在精神讲话中常讲到外交失败，旧军腐败无能，对外作战失败，国家有危亡之祸，勉励学生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等。当时进步的报刊，如《南风报》、《民报》、《梧州新报》等，在自修时间都有得看。”（《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98页）就是清政府陆军部直接控制的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堂），反满革命的气氛也很活跃（参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462页）。
一般地说，由国内各武学堂毕业的学生，是分配到各省新军中充任下级军官的。他们在校时，受到反满革命思想的熏陶，许多人的思想都较为进步，有的还成了新军中革命力量的骨干，对促进新军向革命转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军的基本成分，无论是一般士兵，或是各级军官，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愤慨的，对于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不满的，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顽固地与革命为敌，愿意充当清王朝殉葬品的人，在新军中是孤立的。以南京第九镇为例，据何遂回忆：“部队里的革命气氛是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461页）这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发的革命要求，便是新军向革命转化的内在根据。
（二）
但是，新军毕竟是清政府直接控制下编练出来的一支反动武装。清政府对它极端重视，对它的思想控制是十分严格的。在《训练制略》中，明确规定：“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精其技艺，增其材力。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并由各将弁各据所见，随时诲勉，务令人人通晓大义，立志报国。”（《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所以，要使新军转向革命，就需要革命党人去宣传、组织、争取，启发他们的*觉悟，把他们蕴藏在内心的自发的反抗要求，上升为有组织的自觉的革命行动，否则，他们零星的分散的斗争，就只能像瞬息即逝的火花，无法形成燎原的革命烈火。新军之所以能够向革命转化，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争取引导分不开的。早在同盟会成立前（1904年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争取新军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04年春，“刘敬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朱元成、何季达、欧阳瑞骅等皆集武昌省垣，一日在时寓谈及革命进行方略，大意以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军队则将官多薰心利禄，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则事不易举。三者固可并进，如主动不足以慑服众士，则群起响应，即不可期，此于革命党已往失败历历可鉴，前此花园山聚谈，早论及之。当时湖北方训练将弁，为改编新军预备，各营士兵，不识字者已大减少矣。谈者详加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卷第4页）。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更注意运动新军的工作。它在陆军留学生中大量发展同盟会会员，据统计，仅在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三期的士官生中，就发展了同盟会会员“不下百余人”。为了便于陆军留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回国后运动新军，“掌握兵权”，同盟会领导人黄克强还“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83—184页）
光复会自成立后，也注重运动新军的工作。该会领导人秋瑾，亲自做争取新军的工作。“一九○六年冬天，秋瑾来到杭州，在新军界中发展光复会会员。”由于她的争取工作，在督练公所、武备学堂、第二标、弁目学堂等处发展了一批会员。（《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626—627页）。
共进会原来偏重于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认为，“想推翻清朝政权，必先联络各处军队的力量，组织各党各派的团结。因为军队分子多数是各党各派的分子，故欲从军队入手，又必须从各党各派入手”。（参阅《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7页）后来，他们又感到会党“难于约束”，“屡次联络会党起事，都没有得到结果，所以，共进会的革命运动遂转向新军。”（《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3—114页）湖北共进会的工作，进行得尤为深入，成绩也特别突出。据熊秉坤回忆：“适刘公、孙武归自日本，用‘共进会’名义联络军界同志，由查光佛、邓玉麟等在标、营进行活动，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革命秘密机关。步兵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第三十一标，马队第八标，炮队第八标，工程队第八营，辎重、工程队等，均有士兵加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22页）为着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们还把新军中的共进会会员，严密地组织起来，如工程第八营的共进会会员，“编二十名同志为一支队，三支队为一正队，四正队为一大队。”大队中还分设参谋、副官、书记以及交通员、密探等职。为着“以防泄漏，波动全面”起见，他们还规定，在发展会员时，“需得两同志介绍，由各队队代表直接负责，决不令他人知晓，各司其事，分途进行”。（同上书第28—29页）。
贵州革命团体自治学社，“为积极筹备革命工作，决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他们采取里外配合的方式，一方面，推荐黄泽霖为新军标统袁义保的书记官，配合队官赵德全、书记官兰鑫、司书生艾树池、马繁素、正目杨树清、见习饶成厚等，在新军内部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又派张泽锦、胡刚、谭□、彭景详、陈康等，“或以友谊关系，或以会党关系，在外联络接洽。”（参阅《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81页）。
安徽的革命团体“岳王会”，实际上是一个专搞军事运动的机关。“岳王会”会员有不少人亲自应征入伍，充当士兵或下级军官，以便联络新军官兵。他们联络的对象，主要是安徽武备学堂的学生、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以及警察学堂的学生。“岳王会”在促进安徽新军转化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效果。一九○八年安庆新军起义，为首的熊成基，死难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都是“岳王会”的成员。而一九一○年广州新军起义中壮烈献身的倪映典，一九一一年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的宋玉琳，均是“岳王会”中的军事骨干。（参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380－381页）
福建革命党人，特地设立了“军警特别同盟会”，采取“先树立中坚，然后逐渐广泛收罗”的办法，由下而上，由士兵而及官长，由僚佐而及实力人物，积极地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参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457页）。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争取新军转向革命，还建立各种形式的小组织，小团体，以团结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如湖北的“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滦州的“武学研究会”、“新民山东同乡会”，广西的“军事指针社”，陕西的“武学研究社”。这些革命组织成为运动新军、促进新军向革命转化的公开或秘密的据点。“滦州之役，该会（指新民山东同乡会——引者注）无异军中别动队，运动赞助，厥功甚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34页）湖北的“文学社”，对于运动新军的工作，进行的更深入，他们与“共进会”一起，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争取新军转化，关键在于转变他们的思想。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取各种形式，向新军官兵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以击破清政府对新军的奴化教育。
首先，他们利用公开出版的刊物，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吹，激发新军士兵的反满革命思想。如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抗言时政，同志精神为之一振。”《大江报》在新军各营中都设有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了解新军中的内情，能旗帜鲜明地站在新军士兵一边，为新军受压迫的士兵申张正义，深为士兵们所拥戴。它“遇事敢言，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参阅《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19页及第51页）广西革命党人创办的《南风报》其宗旨是“宣传排清，鼓吹革命”，它介绍过孙中山、黄兴领导的惠州起义、钦廉起义以及其他革命活动，译述过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些情况，讲解过中国历史上汉族在黄河流域发展的情况，刊载过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活动的历史资料等等，用以激发新军士兵的爱国反清的革命情绪。（见《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90、200页）。
其次是秘密地在新军官兵中，散发各种宣传反清革命的书刊。在云南讲武堂，“当时的新书报，如《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洞庭波》、《云南》，在学校中争相传阅……”（参阅《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页）。在湖北新军中，“在东京出版之《民报》及各种书册，由同盟会员设法输入国内，………初由学生暗中购买，互相借阅，后逐渐转入军队。士兵识字，读后自然增加对革命之认识，认识瓜分之祸迫于眉睫，人民生活悲惨万分，无一不是清朝统治之恶果，因而有志之士，亟欲组织团体，进行革命活动。”（《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50页）湖北革命党人，还在黄州设立印刷机关，“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黄州殷子衡、吴之铨广为印送”，甚至于“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由于革命党人深入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结果：“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577页）领导过广州新军起义的革命烈士倪映典，特地从香港中国日报处领取《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等小册子“万数千册，散布军队中，以广宣传。新军兵士大都通文字，感化最易，一二月间收效至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02页）。
第三，在新军中充任要职的革命党人，则利用职务上的方便，乘间向士兵灌输反满革命的思想。如革命烈士赵声，在充任江南第九镇三十四标标统时，“会野操，过孝陵卫，指示众曰：‘此明太祖陵也！’即起立演说太祖祛除蒙古之功，及明末清初诸历史，慷慨淋漓，军人感动。”（尚秉和：《辛壬春秋》民党死事记第37）广西革命党人“革命宣传是多样化的，有时也是很大胆的。如何遂兼任干部学堂教官，常在课堂上阐说种族大义。”何曾经慷慨激昂地对大家演说，声称“我们要让满州人统治下去，不久就当了亡国奴”，宣传“孙先生的党徒遍于天下，只要我们中间有人起来振臂一呼，就会天下响应。”（《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203页）云南讲武堂的李根源，则利用他充任总办的便利条件，“常不避危险，灌输革命思想于诸生。”如1910年正月，李根源同教官李烈钧、顾品珍率学生到黑龙潭演习，之后，便带领他们参拜因反对清军入关而全家沉黑龙潭自尽的薛尔望的坟墓。回到讲武堂，即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参拜薛尔望先生墓呢？可惜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然，我们中国就不会象这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第391页）该学堂教官，也“经常利用精神讲话，在上课时间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们以举例、暗示、影射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反清革命的思想感情。学生在校，受革命思想薰陶，思想趋向革命，毕业后，他们多数充任新军下级军官，又“向士兵进行宣传革命思想工作”。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给辛亥重九光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6－17页）
有的革命党人，还借举办各种演讲会的机会，向新军士兵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如武昌日知会，每逢星期日，便举办演讲会，“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亡之道。……凡来听讲者，多醉心革命，执守不惑矣。”听众中，多系新军的士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第556页）广东革命党人，也“经常利用星期假日，邀约官兵去白云山附近地方集会，演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山东黄海之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王入粤等惨痛史实”，其目的都在于揭发清廷腐败，辱师丧国，必须推倒。这样的演讲，效果极佳，“常常感动得新军们抱头痛哭”（《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86页）。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采取“入虎穴、取虎子”的办法，“投笔从戎”，入营当兵，深入到新军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吹工作。如湖北革命党人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页）早在1903年，刘敬庵就投入马队营当兵，1904年，张难先等也投入工程营当兵，“日说士兵”，“常于饭后集操场，讲有关系之故事以激励之。”（《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在湖南时，便投五十标当兵，以“种族大义，灌输同曹”，被革除后，又奔武昌，投四十一标三营当兵，继续从事运动新军的工作。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王宪章、刘尧□，都曾亲身投入新军当兵，他们“专争取同伍的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招营主义’。”（《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再如广州新军起义的领导人倪映典，因“目睹时艰，即慨然以天下事为己任”，弃医从戎。在南京新*役时，“吞灭胡虏之念，时流露于辞色间”；到皖，任骑兵营管带，因与熊成基策划革命，事泄，走广东，再投广东新军，常在士兵中，“演说复仇主义，声泪与俱，同袍将士，多为感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01－202页）在江西，情况也如此，“一九○六年，江西组织新军，同盟会派了不少会员投入新军，因而辛亥革命时，江西的新军，几乎全操在革命党人的手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329页）。
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不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争取新军向革命转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方式也各异。归纳起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下列四类：
1、采取“挖墙脚”的办法，集中力量运动新军士兵，而不吸收官佐。两湖便是这类的典型。如湖北《文学社》的前身《群治学社》，在社章附则中便明确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8页）后来，虽曾一度破格批准队官潘康时入社，“是后官佐入社者间亦有之，惟迄首义日止，其数无多，且止于队官以下。”（《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0页）湖南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的成员，“除了刘文锦、吴任之外，没有一个官长，虽然有几个官长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入过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给他们知道。”（《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5页）。
2、采取“引进来、挤出去”的办法，自上而下地改组新军的领导机构，把革命党人“引进来”，担任新军各级领导职务，把对抗革命的顽固分子“挤出去”，达到控制新军领导权的目的。云南、陕西是这类的典型。在云南，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的推荐，受到李经义的器重，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李经义器重蔡锷，因而也十分重视和喜爱日本士官生。蔡锷便趁接任三十七协统领的机会，向李经义建议调整十九镇的人事，大批推荐士官学生。“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的思想的革命人物，后来，‘九九’反正之所以非常顺利的成功，实和这次人事安排分不开的。”（《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册）陕西新军界，原来久为王毓江所盘踞。王系陕西巡抚恩寿的私人，借编练新军之名，假公济私，为恩寿中饱私囊，同时又“通鬻缺之关节”，以致贿赂公行，军、官两界，败坏达到极点。彭仲详等人向资政院揭发王、恩的罪状，迫使当局“撤王督练公所总办差，并撤其党统领、管带、队官十数人。继之者为毛参议致堂、徐梅生总办，一意与陕人联络。”不少陕西人担任了各级军官，“由是陕人于军界乃大占势力。钱定三、张仲仁、张聚亭等，始于军界大事运动，而陕西革命之基以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第61—62页）。
3、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由运动目兵入手，渐及官长，自下而上地改变新军的性质。福建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福建革命党人，为了运动新军，特地成立了“军警特别同盟会”，到武昌起义时，加入该会的新军官兵已有“十之八”，“武昌光复，进行愈速，九月间上级军官都已加入，统制孙道仁，亦不能独异矣。”（刘通：《福建光复纪要》，引自《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四册第310页）。
4、采取成批入伍的办法，在新军中建立革命中坚力量，以控制新军。江西是这类的典型。邓文□在回忆中说，“我极力劝董福开先将共进会江西分会成立起来，然后再由会中组织同志加入军队，再吸取军队加入革命，一旦有事必然发生伟大作用，董亦深以为然”。江西共进会分会成立后，“即日组织了数十人投考新军，……后来辛亥光复南昌，此数十人的功为最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21－22页）。
（三）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清朝统治者早已有所觉察。1906年，端方在密奏“逆党”活动时指出：“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219页）而1910年1月广州新军起义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奏摺中称：“综此次各兵所供投身会党，冀图乘间起事，并夺械戕官，昌言革命，几无异词。尤以黄洪昆一犯所供为最详尽，且亲笔书写，神色不变。并据供称新军为革命党出力，非为国家，其散布票纸有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四言句，且伪立天运年号。该党军制亦有统领、标统各名目；其运动所至，以各省军界最多，利其器械多而操练熟。……新军与逆党勾结，皖省酿变于前，今粤又煽乱于后，且主动者多由该军各级官长。一经获案，亦昌言不讳。其病根误听自由独立之学说，而外来之诱胁遂以乘之。腹心可忧，燎原亦可虑，应请传旨练兵各省分，严加选练，力杜□邪，为思患预防之计。……”（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14－215页，参阅《宣统政纪》第29卷第五页）
尽管清朝统治者对于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策略、目的以及由此造成的危险有着相当深切的了解，但是，他们在阶级斗争激化、革命活动勃兴的形势下，却始终是处于“欲防无计”、“欲罢不能”的困境中。
所谓“欲罢不能”，就是他们虽已觉察到新军在革命党人的运动之下，日趋革命，但是，面对着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他们又不甘坐以待毙，也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有的制兵防营实在“腐败特甚”，所以，不得不求助于编练新军。例如，端方虽然已经觉察到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给清王朝统治带来的威胁，然而，他又担心兵单地广，防务空虚，有顾此失彼之虞，因而强调指出：“惩前毖后，窃以为增练新军之议，益不可缓。”（引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陆军部档：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端方奏折）端方对待编练新军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在清王朝统治者之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欲罢不能”的结果，只好求助于“事先预防，早图挽救”一途。广州新军起义后，清廷“上谕”指出：“近来人心浮动，各处会党丑类繁多，往往混入军营，暗中勾引，借端煽惑，广东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预防，早图挽救，（《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四）但是，由于清政府编练新军的反动宗旨与编练新军本身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清政府所采取的防范新军向革命转化的措施，并不能逆转历史潮流。例如，1908年春，陆军部增发兵丁品格事宜，要求各省在募兵时，必须“注重于身体强壮，志趣纯正”。而各省督抚，也一再强调要严格选择，如安徽，在熊成基安庆起义，即厉行清洗，凡“言论放恣，志趣不正者，即行从严淘汰，不使留遗谬种滥厕行间。”对于营官也“均一再慎选，务求学术优胜，智虑忠纯者，分别任用”（引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陆军部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朱家宝奏）。但结果是，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安庆新军便已“运动成熟，急谋响应”（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册《安徽光复》）。再如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夔龙等人，为了防范革命党人，认为“非广设侦探，无以探实匪踪；非预备精兵，无以速平匪乱”，决定“江南新练陆军及旧有之巡防队划分地段，严定章程，责令认真查缉”（引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军机处录副档）。但是，防范的结果，不是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被遏制、被扑灭，而是新军第九镇向革命转化。杨啸天在《参加第九镇南京起义》中说：“第九镇中上级官佐，多系革命党徒，主张反正甚力；余更从而和之，并全力促其实现，于是全镇官佐一体输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册第77页）而徐森、湛秉直在《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中，则说首先发动起义的是初级军官和一般士兵，中上级军官是在下级官兵的胁迫下同意的。（参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册第239—240页）但两种不同的说法，都说明了一个相同的事实，即十月十日武昌首义后，首先起来响应的是第九镇新军。
“欲防无计”的结果，是新军逐渐地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控制，成为他们发动起义、埋葬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有力工具。
在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发展很快。1910年，黄兴在《与孙中山先生书》中，就曾指出：“三江之陆军，其将校半多同志，今岁闻伯先兄在粤举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势，若事前与之联络，择其缜密者为之枢纽，势不难与两粤并。湖北之陆军虽腐败，然开通者亦不少，去岁有孙武者（湖北人）竭力运动，闻成绩亦好。湘中之新军，虽不及万人，然有数同志为管带队官等，又督队公所及参谋多同志，人较他处亦不弱；云南同志亦多得力，其经营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甚至于“北洋之新军，同志在其间者亦不少。”（引自陆曼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第331页、332页）而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发展得更为壮大。可以这样说，除了袁世凯直接控制、编练的北洋几镇外，其它各镇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湖北，1911年6月“总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约一万五千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21页）。
在浙江，“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在新军干部中占主要地位，并且一般都受到全军上下的信任。非会员的干部也大多数同情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第630页）。
在山西，到武昌起义时期，“山西军权，可以说基本上已落在同盟会会员的手中了”。士兵中“思想进步者居多数”。（参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册第105页）。
新疆伊犁新军，“经过革命党人冯特民等人的积极宣传活动，新军中加入同盟会者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伊犁反清斗争的一支主力军。”（同上书第505页）。
广西新军，基本上是在革命党人的直接主持下编练起来的。它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普遍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依照陆军编制的所有单位都设有支部。”（《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第112页）。
在湖南“自鄂省新军首先举义，电传到湘，陆军第二十五协一、二两标，□马工程辎重各队兵士，即谋同时响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135页）
其他省份，如云南、贵州、陕西、福建、安徽、广东、江苏等省，新军中的革命势力，也逐步取得优势。甚至于清政府控制最为严密的北洋新军第六镇，由于革命党人吴禄贞等的运动争取，到武昌起义，也已经是“军中向背各半”，而由奉调屯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各营士兵，什九均已加入铁血会（引者按：该会系反清革命团体），而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三营长亦个别先后加入革命团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册第329页及276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到武昌起义时，除北洋几镇外，其他各镇、协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清政府控制的反动武装转化为革命党人掌握的反清革命武装。正是因为这样，它（附注：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新军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一分为二的。在看到部分新军向革命转化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还有另一部分新军（以北洋新军为主），始终站在与革命对立的立场上，在辛亥革命中，起着反动的历史作用。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论证。）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