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凭其武力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至此解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时，中国社会表现出两大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外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国人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之下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并试图御侮救亡；二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与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使中国人又产生了改革图强、变法求新、救危图存的思想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改革思潮中，无论是理论表述还是具体实践，都对当时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产生了文学方面的策应。从近代中国改革思潮的第一阶段上说，突出的理论家和旗手应是龚自珍。作为一个渊源源甚深的传统文人，面对临近鸦片战争爆发时的国家形势，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迫切的改革愿望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一个民族的思绪，总是借助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表达出来的，而就对当时及后世的综合影响来看，披露特定时代民族思绪的作家，往往比纯粹的-家或思想家更重要。恩格斯即曾指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大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他的思绪代表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认识水平，成为现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他的诗文创作也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改变了清中叶以来作家不敢接触社会现实的沉闷状况，自觉地为富民强国的-理想服务，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龚自珍以诗歌创作扬名后世，但生前却以古文称雄。曾有人“以汪容甫、魏默深、龚定庵为国朝古文三大家”(佚名《定庵文集后记》)[2]，“而龚子之文，从无敌于汉以来天下”(江沅《定庵文评》)[3]。甚至有人认为:“定庵固巍然为文士之代表，思想界之领袖，且为世界大散文家。其文章之技术，纵横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辞，自出机杼，如行云流水，来去无踪，令人不可捉摸，惊才绝艳，旷代一人。”(朱杰勤《龚定庵研究·自序》)[4]龚自珍的散文现存300多篇。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政论文；二是学术论文；三是文艺性散文(如传记、杂文等)。这三类文章虽然不能截然分开，因龚自珍的文章总是将-思想、学术探讨与个性展现融为一体，但毕竟有所区别，侧重不同。这三类散文中，第二类散文如《壬癸之际胎观》九篇，实际论述了社会发展、社会意识、人的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也不乏精深的见解，但因一、三两类散文更富有现实内容，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无论在当时和后期，影响也更大一些。龚自珍的政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官僚政体的种种弊病)，大声疾呼实行改革的必要性，而这种揭露、批判和疾呼又集中地表现在人才问题上。龚自珍总是把人才问题和世道的盛衰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认为人才受压抑是衰世的突出征兆。如《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这篇衰世的诊断书便提出:“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认为“探世变也，圣之至也”。而如何“探世变”呢?就是要注重人才问题。他在这篇文章里，还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清朝统治者摧残人才的罪行，特别揭露了当时文网严酷、士大夫的思想备受压抑的严重状况，“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对“衰世”的敏锐感受确是惊人的，明确指出“才不可问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概括了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龚自珍的政论文，主要是三组文章。他在23岁时写的《明良论》四篇；他24至25岁时写的《乙丙之际著议(塾议)》(原有25篇，今存11篇，全集列有12篇，第一篇为重出)；他34岁时起草、42岁才完成的《古史钩沉论》四篇。另外《尊史》、《尊隐》、《西域置行省议》、《述思古子议》等，也都很可一读。龚自珍的文艺性散文，主要内容也是讲人才问题的。如记事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乍看都写的是身边琐事，但均深有寄寓，都是有所感而言的，前者感慨士风的堕落，后者写人才受摧残的惨状和自己希望人才健康成长的强烈信念。
龚自珍在生前以古文出名，而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诗歌。他现存的诗约600多首，词100多首。他的诗歌，以充实的内容和卓异的风格，彻底扭转了清代中叶诗坛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逆流，在近代诗坛首开风气的，成就最高。
龚自珍诗歌的主要内容，同他的散文一样，主要是对黑暗现实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揭露，同时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强烈的信念。在表现方面或是发抒感慨、纵横议论，或是表现为思想感情极为复杂的抒情之作。他的诗一开始就对社会现实有极敏锐的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5]以后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深广。到48岁作《己亥杂诗》时，不仅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腐败专横，表现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切同情，还指出了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面前国家的严重危亡局势，发出了呼唤变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其一二五)[6]明确提出了变革要求。但是，龚自珍的诗又绝不是简单的以议论为诗，使诗散文化，失掉诗的艺术特质，而是以诗“著议”，即以诗表示自己对-、社会的态度和见解。诗的主要特点是抒情，龚自珍的诗饱含着社会的、历史的内容，但这一切主要是透过他个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生活历程反映在他心灵中的感受而表现出来的，蕴含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如《忏心》、《夜坐》、《秋心》、《咏史》等诗，无不情燃如火，意涌如潮。因而他的诗是有生命的、燃烧着作者-的诗人的政见，而不是冷静的、思辨的学人或官僚的韵语。这正是龚自珍诗作的创新之处。但是，龚自珍诗作中的情感，绝非叹老嗟悲的一己私情，而是有关国计民生和历史发展的深沉感伤，他在诗中表现的感受，主要是为“四海”担忧不得不发出的“悲辛”。
从孔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和曹丕的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韩愈、周敦颐等人的“文以载道”，再到明前后七子和清王士桢、沈德潜、翁方纲等人的“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中国文学在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的传统哲学和具有功利化特性的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一种传统“载道”文学观。其间虽然也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肌理说”等文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色彩。十分明显，中国文学要想走出传统，走向世界，实行现代转型，首先就必须彻底打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建立一种新型的、能够激活整个文学的现代功利观。当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被揭开之后，骤变的时代生活一下子使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进步作家觉醒起来。他们一面继承明清以来思想启蒙的传统，进行深刻的内省；一面睁开眼睛向外看，试图从西方那里寻找到某种借鉴。他们在-领域、思想领域、实践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前进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变革文学。为反对传统的文学，他们提出了“尊情”、“主逆”的文学主张，对一直制约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传统“载道”观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程。龚自珍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7]他认为，感情来源于现实生活是人所共有的，有感情才有文学。所以他又说，“诗欲其真，不欲其伪”，作文要有“真血脉”，作诗要有“真气骨”，“得其真，则一花、一木、一水、一石、一讴、一咏皆有天趣，足以移人；失其真，则虽镂金错采，累牍连篇，吾不知其中何所有也”[8]。龚自珍对“情”以及“情”在作品中的地位极力推崇。在强调“尊情”的同时，还提倡过“主逆”，即文学必须变革，必须表现“个性”。龚自珍说:“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亦完”，“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9]。这里，除“立其诚”即指抒写真情外，“完”、“达”则是要求文学能摆脱一切传统束缚，充分展现人的个性。这些无论是对打破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对撕破传统文学的封建性画皮，或对摆脱传统“载道”观的束缚，都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对此，梁启超曾说过:“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10]。的确如此，从龚自珍开始，中国文学迈开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可贵的第一步。
总之，龚自珍的诗，是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最先发出渴望变革、向往自由的时代呼声。他是继南宋陆游之后最杰出的诗人，在近代诗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对当时人和后人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例如南社诗人，便以学习龚诗作为时髦的风尚。柳亚子称赞他“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其三)[11]。在《南社诗集》里，集龚诗断句为诗的就有66家373首诗之多(郭长海《龚自珍与南社》)[12]。可以说，龚自珍的诗，是近代诗歌的光辉开端，他的作品，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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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2]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174页。
[3]同上，第10页。
[4]同上，第278页。
[5]《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页。
[6]同上，第521页。
[7]《龚自珍全集》，长短句序。
[8]《龚自珍全集》，述思古子议。
[9]同上，书汤海秋诗集后。
[10]梁启超：《针对时弊反映社会》，见《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上海书店1999年版。
[11]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234页。
[12]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