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的地区。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
从1932年起，宣传机构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25%。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4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但在那个时期，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