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昼夜等候消息
这些情况很快汇报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回家，在等消息。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一早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机，直接在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20日早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一边用餐，一边对中方人员表示感谢。之后，又轮流下飞机到面包车里取暖。 大约9点多钟，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他说，这里太冷，条件也有限，齐齐哈尔是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休整，然后等你们的政府接回你们。乘客们纷纷表示感谢，但还是不愿离开飞机，一定要等大使馆的人来了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11点多钟，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机降落，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这个“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条要求:一、和乘客见面；二、和劫机者见面；三、与大使馆通电话。还问:劫机者是不是副驾驶员·戴秉国说：劫机者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你不可能和他见面。这里通讯条件很差，和大使馆通电话只能到齐齐哈尔。和乘客见面则毫无问题。格里山来到现场，一脸的严肃，问谁是机长，然后厉声问道:“怎么个情况?!”当机长知道他是大使馆来的，没说话，眼泪涌了出来。格里山拉着机长往田野远处走去，以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回到飞机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馆通电话。可当地实在没有这个通讯条件。他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两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向大使馆汇报。格里山说: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我与乘客在一起。戴秉国和王耀臣没想到苏联大使馆来人后，乘客仍不下飞机，而到齐齐哈尔要花费不少时间，时间已经到了下午，这个季节白天很短，下午3点多钟天就要黑下来，气温也要降下来，乘客再在飞机上熬一夜，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北京-莫斯科”成了热线 有了苏联政府的指示，机上人员才肯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洗上热水澡，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现场的新情况很快汇报到了哈尔滨的指挥中心。当时，我正在这里了解情况，省长侯捷在这里直接指挥。听了汇报，侯捷即刻要通了北京中南海陈俊生办公室的电话。秘书说，陈秘书长刚休息，我马上去喊。在等候的时候，侯省长对我说，昨晚俊生几乎没睡，总理很晚也没休息，一直在询问这件事的进展情况。这时，陈俊生接了电话。听了情况后，他明确说:天要黑了，又冷，不到齐齐哈尔不好办。我们立即商议，并和苏方联络，你等电话。陈俊生调到北京任职前，是黑龙江省委书记，也曾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对这里的情况很了解。约过了一刻钟，陈俊生来电话告诉侯捷，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已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同时外交部告诉了我驻苏大使馆，要求李则望大使立即会见苏外交部官员，通报最新情况，并坚持我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意见，强调这是确保苏方人员安全最合适的选择。傍晚5点，陈俊生的电话又来了，他对黑龙江省的领导说，我驻苏联大使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告诉他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时，他马上表态说，这是错误的，应该按中方的安排到齐齐哈尔。并将意见立即电告了驻华大使舍尔巴科夫。舍尔巴科夫又迅速转告了我外交部，并要求通过我外交部把口信传到现场。这时，那两名赶路的苏联大使馆人员还在路途之中。戴秉国和王耀臣带着苏方的口信和11辆空调车来到了现场。这时是傍晚5点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苏方人员开始行动。在整理行李、封存飞机、移交两把手枪和书写交接文书等后，车队终于向齐齐哈尔出发。到达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已是深夜11点多钟。宾馆特意空出了两个楼面的客房，准备了热水，客人们洗好澡后，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苏联乘客休息了，我方人员开会研究次日的工作。21日零点40分，外交部来电，说当天下午1时30分，苏联专机到哈尔滨接苏方人员回国。于是，大家又商量，这些人怎么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哈尔滨，决定还是动用两架直升机运输。等一切安排停当，离出发的时间已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