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多年来一直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对于洋务运动的争论正如近年来姜铎在《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一文中所说：“这一争论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90年，新中国48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注：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研讨会，大批学术专著、论文和资料先后出版和发表。据统计，1980—199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710篇。随着学术界争鸣气氛的日趋活跃，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洋务运动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现将洋务运动中的主要争论问题作一概述，以供参考。
一、关于“中体西用”洋务思想评价问题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简称，一般认为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关于它的作用和意义，史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思想。持此说者主要以黄逸峰、姜铎为代表。他们认为：“中体西用”充分体现了“洋务运动目的和手段的根本矛盾，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在实际行动中此路不通”，硬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体系揉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注：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罗耀九、吴忠民等人亦持此说。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持此说者以季云飞和陈旭麓为代表。季云飞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认为：“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因此，“它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注：季云飞：《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新议》，《求索》，1991年第3期。）陈旭麓也指出：“在当时，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注：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是一种由积极走向消极反动的社会思潮。持此说者以丁伟志、何继龄为代表。丁伟志认为，“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积极作用。不过，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人们对于中国贫弱症结所在认识的加深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富强成因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这种论式的局限性便日益显露出来。”（注：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何继龄则将“中体西用”放在中法战争的前后时期进行考察认为：前期“它在冲破顽固保守思想的禁锢，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斗争中，起着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后期“特别是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它逐渐丧失其历史进步意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继续近代化的思想障碍。”（注：何继龄：《再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江汉论坛》，1996年第2期。）皮明庥、李时岳、胡滨亦持此种说法。
二、关于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是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是起积极作用的。持此说者以潘振平为代表。他认为：“‘官督商办’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对于刺激和促进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都起过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注：潘振平：《论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3期。）第二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持此说者以李金奎为代表。他认为，洋务运动“不仅阻碍了刚刚兴起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加速了外国资本入侵；非但不能真正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反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剧烈起来。”（注：李金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反动》，《求索》，1984年第4期）第三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持此说者以徐泰来为代表。他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催生扶幼的作用”。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出现了阻碍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些问题”，但“与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发展的促进作用相比，毕竟是居于次要地位”。（注：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四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持此说者以段本洛为代表。他认为，“从社会实践的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对早期民族资本有刺激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显然是压制民族资本，阻碍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段本洛：《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来，不少文章开始提出以洋务运动与中国代近化的进程为主题，探讨洋务运动与近代*、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外交的关系，探讨洋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等问题，并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了中国近代化的内涵、分期、途径和特点，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
如何评价洋务运动，这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带根本性的问题。40、50年代，范文澜、胡绳等人认为洋务运动无进步意义可言。60年代，姜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洋务派对早期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曾经进行过一定的扶持和保护”，“在客观上从各方面替民族资本打开了道路”。（注：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文汇报》，1961年12月8日。）8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日益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对评价洋务运动这样的老话题仍然是史学论坛中争论的热门话题。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否定说。持此说者以刘大年、方衡、高永生为代表。刘大年认为：洋务运动中“所办的工业，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减轻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也丝毫没有改变和减轻人民所遭受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相反地，是成了维持、加强那种压迫、剥削的力量。”（注：刘大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方衡、高永生也认为：“中国近代没有助长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任务，也不可能把发展资本主义任务与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并列，所以洋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注：方衡、高永生：《再论从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看洋务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另一种是肯定说。持此说者以李时岳、胡滨、徐泰来、夏东元为代表。他们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研究洋务运动，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进步意义运动的结论。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运动“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注：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21日。）徐泰来认为，洋务运动“首先开始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并且还开始为新生产力方式的建立开了一个头”，“它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标志一个崭新时代具备的几乎所有的新事物，这就是它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注：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近年来，夏东元在《洋务运动尾声论》中从历史发展规律中考察洋务运动，指出：“不能不承认封建主义土壤里成长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飞跃是洋务运动所促成的，是洋务运动缩短了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航程。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洋务运动的莫大成功。”（注：夏东元：《洋务运动尾声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持赞同意见的还有孔令仁、陈旭麓、吴雁南等人。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已是硕果累累，成绩显著。它不仅纵深着眼于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且多侧面、多视角地波及其他边缘学科的研究，对新课题的进一步开发和拓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随着洋务运动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思路不断转换、研究层次不断提高，我们相信，洋务运动研究将永远保持其独具的魅力。
（资料来源：《中学历史教学》，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