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年间的两广洪兵起事，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初期规模最大的会党起事。它历时十余年，泛滥两广，影响及于江西、湖南、贵州数省，对当时两广社会的各方面，乃至太平天国时期整个南中国的战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外学者对此早有关注，论文、著述迭见。广州是咸同洪兵起事早期最重要的中心地带，各路洪兵蜂起之后，即对作为广东省会、南中国*与经济中心的广州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围攻，驿路断绝，内外震动，使广东当局者坐困孤城，号令几不能出城半步。洪兵围攻广州之役，实为咸同洪兵起事的高潮之一。[②]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由于现有文献记载之不足，却相对简略。[③]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U.K.)庋藏有两广洪兵起事舆图共十余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部分舆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从两广总督衙门和广东巡抚衙门所掳走清代中文舆图中的一部分，由于历经辗转，又大多没有记载绘制的作者和时间，因而学者一般较难查阅和利用，前人尚未重视。[④]本文简要介绍其中三幅，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图一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编号为F.O.931/1079，在线目录注为：1850s，Military map of Canton and environs with comments。原图手绘，彩色，尺寸为39×26厘米，无方位标识，以所绘广州省垣六门，可知约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所绘范围，南起广州北门，北至江村、蚌湖、鸦湖，西自石龙、鹤冈等地，东到萧冈、峻冈一带，更东标注有“山外燕塘一带”、“白云山”、“黄婆洞山路”、“五雷岭”、“磨刀坑口路通燕塘”等字样和图示。图中绘有广州城北附近三元里、南村、江村、石井、金溪、石龙墟等地名百余处，用红笔加圈，并用红色标识主要道路，用点绘河流水面，注有流花桥、官桥、江村海等地，及“渡头”字样多处(详见附图)。
图一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贼人”行军路线与驻扎情况的详细示意图。图中怀清社、升平社两处标注“贼巢”，萧冈注“贼寓所”，均加红圈。峻冈至望冈间道路注“贼或由此往来”。桥头市、官桥墟至江村渡头间、石井至小坪大坪间，及石门、莘村、海头间道路，均注有“贼由此往来”字样。从龙湖渡头往南到滘心再到浮山、亭冈、石井间的道路，有三处标注“贼来路”。三元江、南冈与沙滘墟渡头河面上注“贼船多泊此”。石门东南河面注“贼囗”二字，后面之字模糊不清，不能分辨。以上估计为绘图者所重点关注的区域，故图中做了大比例绘制。石龙墟、鸦湖、江村、官桥墟等处也是此图关注的重点，均标注出距广州城北门的具体里数，其中石龙墟旁注“自北门至石龙墟约六十里余”、鸦湖旁注“自北门至此约五十里余”、江村旁注“自北门至此四十里”、官桥墟旁注“自北门至官桥三十里”。此外的地区，则只按方位做了大致标识。图的上方及左下角附有大段说明，图上方的文字为：
今之贼，陆路多由鸦湖、石龙、南村三路而来，水路多由金溪、鹤冈两路而来，结巢于怀清社及大坪、小坪、峻冈诸地面，分答刂于升平社、石井墟、张村及石门、莘村、亭冈等处。本无壁垒险隘可倚，第日间进剿，兵进一步、贼即退一步以逃避，故难尽灭。惟择一合战天色，到三四更时分，令精兵假贼旗号，衔枚掩灯，突围其巢。如墟市则围社学闲店，村庄则围祖祠神庙闲厅。遇山路则握险以截其往来，遇溪涧则断桥梁以绝其犄角。而我兵则自有应援，或虚或实，令其不测，则贼可尽擒矣。况贼乏火炮，所恃藤牌以挡炮，竹枪以卫牌。如图一
日战，我兵可用二丈余长大锋利钩枪，或用两人，或用一有力者持以标之，则牌可破而炮难挡矣。持长枪者，须预储枪刀于本队卒，迨标弃长枪后，即别取刀枪于队卒之手，齐同刀牌枪钯，随鸟铳后杀进过去，则贼技穷矣。至列阵可效鸳鸯三才阵法。○近闻贼往花县、从化处打单，被本（地）土人纠众数千截杀二百余人，现欲托花邑宋扌为谦讲和云云。似此正好着两邑贤绅，授以粮草兵器，令约期统率乡民从北而来，仍着伊假贼旗号，方不见疑而易行，使他击其后而兵弁攻其前，则贼必破矣。○至兵弁民壮，俱宜禁他白(自？)掠人财物、妄捉无辜、烧毁房屋(圈点为原图所加—引者按)，则民心安而情悦矣。
图左下角的文字为：
如石门上水深海阔，上纳江村白泥金溪诸流，下通横沙峰冈槎头诸海，宜常用二三拖船及快蟹，泊此处以堵截金溪白泥沙滘往来贼船。○近又闻贼在江村、高唐现装二丈龙艇一百六七十只，以备夜间水战，又欲买旧船数十，载草灌油，乘风纵火云云。图一原来没有标注绘制时间，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注为1850年代，据此可初步推断，图一反映的是咸丰年间广东洪兵围攻广州的情况。按咸同两广洪兵起事，首发于东莞。咸丰四年五月十五日，何六（又称何禄）、袁玉山等在东莞石龙镇竖旗公开反抗当局，二十二日攻占东莞县城，远近震动，各处会党聚而应之者众。六月十一日，陈开等竖旗攻占佛山，随后即有李文茂等在广州北郊竖旗响应。到六月中旬，李文茂与甘先同称“统领水陆兵马兼事粮饷大元帅”，扎营于江村等地。陈显良等又随而起于广州东郊一带，进驻燕塘。各地洪兵很快对广州城形成了联合围攻之势，并于二十六日大举进攻。文献对此有简略记载，称陈开起后，“省北何子海、朱子仪、豆皮春、李文茂等亦聚众数万应之，以江村为老巢，以佛岭市为大营，萧冈、龙塘观为辅翼。迄西自石井、石门、金山、官窑直接佛山，东以燕塘为老巢，三宝圩为后应，环逼省垣。”[⑤]图一所示情况，与此隐约相符，可见图一的绘制时间，当在咸丰四年六月中旬之后，不会早于六月十一日。又六月十九日，甘先与朱子仪、曹春林等在花县远龙墟竖旗起事，并于翌日攻占县城。此后甘先率兵南下，与李文茂汇合，并联络东、西两路洪兵进军广州北郊，会攻广州。因此图一的绘制时间，还应在六月二十日之后。而六月二十四日洪兵在牛栏冈伏击清军，阵斩副将崔大同、游击洪大顺、把总容腾龙等，[⑥]并乘势直趋三元里，逼至北郊，于二十六日分三路进攻广州，在西关青龙桥一带与清军激战。[⑦]这是震惊广州内外的重大事件，如当时守卫西关的草场汛外委黄贤彪曾在驷马庙斩获洪兵首级一名，“即命兵携贼首级绕城示众。众知贼败，人心遂定。”[⑧]但图一对此只字未提，且牛栏冈、三元里等地亦未纳入重点关注范围，故可推断绘图日期应在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前。
由此可初步考证，图一绘制于咸丰四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间（西历1854年7月14日至7月18日），反映的是洪兵首次围攻广州前夕的进军路线与驻扎情况。据文献记载，洪兵进驻广州北郊后，广东当局命崔大同等率兵往江村等地镇压，“探报至，崔大同不信，不整队而出，遂遇害。”[⑨]其中提到的“探报”，是否与前述图一有关，尚无法考实。但崔大同出城前有可能见到过此图的有关内容，因图中尚未提到洪兵势力已及于牛栏冈、三元里等地，崔大同等又可能受到图上“第日间进动，兵进一步、贼即退一步以逃避”等文字的暗示，方于日间大意进军，而有牛栏冈遇伏阵亡之事。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图一或许就是洪兵围攻广州前夕清方根据有关人员的“探报”绘制的军事性舆图，绘成于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的可能性最大。
图二编号F.O.931/1892，在线目录注为：c.1854, Military map showing one sector ofCantonand the area north-northwest ofCanton, including Shih-chiao,60 km. from Canton。原图很大，彩色，尺寸为131.7×65.2厘米。无方位标识，以所绘广州附近地名，并参照前图，大约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无严格的方位与比例。所绘范围，南起广州北门，北至竹料墟、车公潭、黑泥迳一线，西自石角墟、潭村、缯步、南岸村等地，东到龙眼洞村、长湴村、岑村一带。图中形象地绘出并标注广州城北附近主要村落、山脉、河流及道路名称（详见附图二）。图二
图中城北保厘台、耆定台、四方台、保极台四个炮台上均插镶红*旗帜，上飘缨带，这是清军驻所。而洪兵驻扎的地方，在佛岭市和石井两地各画有茅棚以示大营，其他各处则画红旗加以标注。其中义勇祠标红旗三面，旁注“牛栏岗圩，此处聚贼二千余，或来往（义勇祠）”；亭冈村、石井村东南绘茅棚二座，标红旗一面，旁注“贼中寨，聚约千余”，东边河岸标炮台一座，与河对岸的炮台遥相呼应，并于将军坑标注“贼装炮于大路”；亭冈村、石井村间绘茅棚一座，标红旗三面，所注“贼聚”二字有圈划痕迹；佛岭市绘茅棚一座，标红旗一，*“聚贼几百”；稍北上陈田村标红旗一面，旁注“聚贼数百”，佛岭市之南标“萧冈村，聚贼千余”；白沙塘汛标红旗一面、马占边墟标红旗三面(大旗一面，小旗两面)。图的西北角，形象地标画出更北地方的石角墟等地的情况。此处红旗标注较为密集，其中二龙冈村标有红旗五面，*“聚贼”；车公潭标有红旗三面，*“聚贼”；仁和墟标有红旗五面，其东南的河面注“此河水浅，有数十过天车，大船不能进”；图的右上角村落标有红旗五面，注“石角墟，贼总寨，由佛山往来不等”。此外，图中各处，尚标注有“鸦湖湴湖横阝乙为，花县贼人常来往”、“官桥墟，聚贼有数千，或来往不定”、“龙塘观，长（常）有贼聚”等内容。
据此可大约断定，图二是洪兵围攻广州之役中期的军事舆图。咸丰四年六月下旬洪兵开始联合进攻广州城之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坐镇城北五层楼，督率清军殊死抵抗，同时号令士绅募集乡勇团练抗击洪兵，使洪兵多次行动均不能得手。此后洪兵开始长期围困广州，与清军在城北近郊地带展开了拉锯战。广东最高当局向朝廷奏称“七月以来，臣等会督文武，鼓励兵勇，军分水陆，堵截攻剿近省各匪”[⑩]。其间大小战事频繁，而以闰七月初六日洪兵再次会攻广州为著。此役陈显良率两万余人，自燕塘向西南径攻广州东关；北路甘先率众由牛栏冈、三元里、瑶台扑城北。一时之间，广州北郊各路洪兵“各路股匪十余万”。清军拼死狙击，并展开猛烈反扑。闰七月十五日，清军开始反攻东路，陈显良部损失万余。清军随即集中兵力进攻北路，洪兵与清军在城北多有折冲进退，至八、九月间甘先、李文茂所部先后遭受重创。[11]图二反映的即是这期间的情况。图二右上部分马占边墟、小迳村与金盘脚间通向东北的山路标明“此路入飞游坑大人洞，通凹过，增城贼由此来”。按何六于七月十七日攻占增城，此后又率兵去广州参加攻城之役。据《增城团练节略》载：“至(七月)二十八日，何六统党趋省城，留贼七八千，交贼目叶亚明(博罗人)、梁喜中、刘亚魁等(俱本城人)伪署增邑。”[12]这表明图二的绘制时间，应在七月二十八日之后。闰七月初六日，北郊洪兵“倾巢而出，东自萧冈，西至瑶台，相距十余里，屯聚无隙地，义勇祠前贼帜尤多。数百里外之贼首皆于是日率众来战，约十万人”。[13]图中各处红旗飘扬，义勇祠标有红旗三面，与上述记载有很多相符的地方，表明图二的绘制可能不会早于闰七月初六日。又据图中所标示，此时牛栏冈圩聚集的洪兵人数较多，高于石井、上陈田村、萧冈等处，而文献记载，闰七月十五日，清将卫佐邦等率兵攻破东路洪兵营垒燕塘，“陈显良脱身走新造，余贼窜入牛栏冈”，[14]图二中牛栏岗圩所标“贼二千余”，与燕塘部分洪兵撤来牛栏冈一事或有关联。据此，图二绘制时间的上限，初步判断在闰七月十五日之后。图二还在多处标注出清军用兵须注意之处，如“和顺坑口可伏兵”、“无屋，皆是田地”、“此路通上迳，可伏兵”、“此洞可伏兵”、“磨刀坑口可伏兵”、“此洞通睡猴洞”、“此洞甚阔”、“黄婆洞可伏兵”、“龙塘观长（常）有贼聚”、“伏兵由此西进，过北”、“子园，可伏兵”、“此路往白云”、“洞底通上迳”、“谭屋村，由此过黄陂”等。这些标识，多在白云山麓及其以北之地，是在由白云山麓以东向西行军作战时方需要重点考虑的，似可说明此时东路燕塘陈显良所部洪兵已经溃败，这进一步印证了图二应是清军反攻北路前夕绘制的军事舆图。
至于图二的下限，按图中石井村东边河两岸画有炮台标记，而在闰七月十九日，清军冯国光等曾率军“由瑶台、石门、沙头进剿，割夺耳记炮械”，闰七月二十七日又“由泥城进攻潭村、石井，击破贼炮台，生擒贼匪蔡亚真等二名，毙贼多名，夺炮六位，及旗帜、铅子、帐房、器械”(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5]因此图二的绘制，不会迟于闰七月二十七日。由上可见，图二绘制于闰七月十五日至闰七月二十七日间（1854年9月7日—9月19日），往前或可推至闰七月初六日（8月29日），但最多不会早于七月二十八日（8月21日）。
图三编号F.O.931/1898，在线目录注为c.1854, Military map showing location and military strength of Red Turbans, west (covering Shih-men) and north (covering Fo-ling-shih) ofCanton. Attached is a plan for government attack。此图原尺寸为56×64厘米，无方位标识，以所绘省城东、南、西、北四门，可知大约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但同样为示意图，无严格的方位与比例。所绘范围，着重于广州西北附近，自萧冈、牛栏冈、佛岭市、升平社学，到古料村、新村、西华墟、增步一线。图的上边沿大冈脚脚村以北之河，注明“此水通花县”。左边沿石门南面之河，注明“此水通官窑”。古料村往西之道路，注明“此路往江村”（详见附图三）。
图三图中另贴有红纸多张，其上各标有说明文字。其中萧冈处标注“萧冈有贼约二千”、“由萧冈至佛岭市三里”；牛栏冈处标注“由牛栏冈至佛岭市三里余”、“牛栏冈约贼千余”；佛岭市处标注“由石井至佛岭市约十三、四里”、“佛岭市老巢有贼七千余”。升平社学、潭村、新村三处，各贴红纸一张，分别标注“贼首住此”、“有贼二三百”、“有贼七八百”。石井墟画一方框，内标注“石井墟二百余铺户”，西边画有山岭，旁注“一带俱铺囗墙壁”，另贴有残断红纸一截，仅余一“有”字，按其他处所标，估计为“有贼××”字样。古料村、石门处亦各贴红纸一张，注“此进约二三里”及“由此进约七八里”。
图右空白处，附有红纸一大张，其内容如下：
一由黄冈村进剿。该村树木丛杂，防匪藏炮，先用扒舡从海口入至村旁放喷筒火箭后分带兵勇二枝，一至古料村剿杀，由该村杀上石井墟，一由黄冈村上石井、升平社学。贼营头目张斌，先锋大司马何安澜是丙櫆胞弟，约聚匪二千余。社学前有八百斤（炮）一位。匪住墟中十三乡社学，前三要路各分列五百斤炮三位。匪俱留发，居民无多。墟内有二百余店，典押二间，公和、仁和字号，木匠雕刻伪示多在铺内。由石井至黄冈约四里。一由石门进剿。石门与新墟毗连，东傍海，后小山岭，前面三小岗。若用 扒舡数十只入石门内村旁放炮，兵勇从石门新墟后山小岭杀至村前，又用 扒从石门外直攻海旁，放火箭喷筒，使村内之匪无从躲匿。缘此路匪四五百名，头目何阿巨、朱镇邦、黄达朗、坭水坦俱孱弱无用，不设帐房舍，踞民舍，有三四百斤炮数位。若先从海旁放火箭大炮攻其前，即带兵勇由后裹杀，分其炮力。剿杀后多留 扒数十只守石门，以防官窑江村两路匪救护。该村尚有穷民未迁，但新留长发是贼匪。[16]
显然，图三是清军为进攻石井而绘制的军事舆图。早在第一次会攻广州之前，佛山洪兵来到石井一带与北路洪兵会合后安营扎寨，石井成为洪兵西路最重要的据点。[17]因此石井也成为清军亟欲拨之而后快的军事要地，洪兵围攻广州期间，清军多次派兵攻打，后期石井更成为清军反攻的首要目标。[18]按咸丰四年九月初七日，“林福盛等焚牛栏冈贼巢”，九月十三日，清军大举进攻义勇祠与佛岭市，攻入义勇祠营垒，“夺获大炮，毁拆土台。道员沈棣辉挥兵乘胜围攻佛岭市贼，并焚其篷厂。贼遁入石井，自是贼不复逼近省矣”。[19]而图三红签中提及“牛栏冈”、“佛岭市老巢”等，可知此图绘制于九月初清军进攻牛栏冈等地、并于九月中旬攻占佛岭市之前。在此之前清军曾多次攻打过石井附近。闰七月二十七日清军冯国光曾进攻石井，击破洪兵所设炮台，“夺炮六位，及旗帜、铅子、帐房、器械”。而早在七月三十日，他也曾率清军“由石门进剿，毁其炮台，割得首级一颗，大炮五位，并铅子、火药、旗帜”[20]。由于资料所限，图三的具体时间还有待于发掘史料做进一步考证。但勿容置疑的是，图三应绘制洪兵围攻广州中期清军某次谋划进攻石井的前夕，其时间大约在七月末到闰七月间（西历1854年8月18日—9月19日）。以上三幅洪兵围攻广州期间的传统舆图，以直观、生动的图像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历史细节，对其进行详细考察与解读，或可补现行文献记载之缺略。如在现有文献中，对洪兵初次会攻广州的记载往往过于简略。图一则以形象的图示，对三路洪兵会攻广州前夕的行军路线作了很好的说明。据此可知，甘先与李文茂等商定攻打广州后，即分三路南下。中间一路，经鸦湖径往江村，再渡河分两支南下，一支经龙湖、滘心、亭冈等地与西路洪兵会合，另一支经官桥墟与东路洪兵会合。西边一路，经石龙墟一带，与佛山洪兵联络，或自南冈、高塘一带陆行，或自金溪、鹤冈乘船，与中路洪兵会合后到石井、张村一带扎营，以升平社为中心，势力向西伸至石门等处。东路经南村等地南下，经龙陂口或磨刀坑口与白云山以东燕塘一带的洪兵联络，会合中路洪兵后往南，扎营于佛岭市一带，占据怀清社学作为指挥所，并向东伸至萧冈一带。石井与佛岭市成为洪兵的两大据点，通过从石井桥往东南道路，两地洪兵常相来往，并结营于大坪、小坪间，以资策应。这样，进驻北郊的洪兵基本形成了钳击广州的部署。又据图一可知，北路洪兵会攻广州之初，即采取了水陆俱下的形式，洪兵乘船经金溪、鹤冈两路而来，驻扎于石井一带。洪兵船只多停泊于南冈附近河面，一备渡江之需，兼为南下省河水陆会攻预备，同时以防清军水师攻击江村大营，或从后邀击石井等地。据图一文字可知，洪兵曾制作二丈龙艇以备夜间水战，同时想购买旧船载草灌油，准备沿河南下进行火攻。同时，这些文字不仅说明了绘图者进言剿杀洪兵的方略，还揭示了洪兵因“打单”而与地方发生冲突，以及士绅从中调停，官府试图利用乡绅进攻洪兵等情况。这些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又如据图二，可见在围攻广州之役的中期，广州北郊洪兵的聚集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东北增城、北边花县、西北佛山的洪兵齐聚广州城北，形成了几个比较集中的地区。一是牛栏冈与义勇祠附近，这里离广州北门颇近，是进攻的前沿阵地，驻有二千余人，与守城清军反复争斗。一是佛岭市、萧冈村、将军坑与上陈田村附近，以及迄西的石井村、亭冈村一带，这是西路、北路洪兵大营和最重要的据点所在。洪兵在此区域内频繁调动，构筑工事，并沿河摆设了护卫的大炮。一是位于江村与佛岭市、石井之间的官桥墟，洪兵在此驻扎了数千人，起着呼应左右、居中联络与支援的作用。另外，花县所属的石角墟附近，此时洪兵“由佛山往来不等”，成为联络各处的“总寨”，仁和墟、二龙冈村、车公潭标等处，都驻扎着大量洪兵，使此地成为洪兵盘踞的又一重要地区。再如图三反映了七月末到闰七月间石井附近的军事形势，以及清军进攻石井的军事计划，其中标有此时洪兵驻扎各处的大致人数。图二中许多地方也标明了洪兵驻扎的具体人数。这些数据弥为珍贵，因为这是以前从未见诸文字的。而相关文献中的记载，以概指为多，并且歧异互见，其中难免有夸大渲染之处。所以这些数据虽然还很不全面，精确度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新史料。不仅如此，这些舆图还可订正某些由于资料缺乏而致的失误之处。如魏斐德教授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多次提到围攻广州的洪兵占据了牛栏冈附近的升平“公所”作为指挥所，[21]而文献中却又记为“升平社学”。[22]到底哪个是准确的呢？按升平社学与升平公所，是在鸦片战争时期成立的两个机构，两者相互独立，并不在同一地方。升平社学设于石井村内，以筹集资金为主；升平公所设在石井村以北的江村镇，以招募兵员为主。[23]从图一中“升平社”和“升平公所”各有标注，亦可见舆图对此有明确的区分。据图一“升平社”所标“贼巢”，以及图三“升平社学”处所标“贼首住此”字样，可以确证，围攻广州时，洪兵占据作为指挥所的，是“升平社学”，而非“升平公所”，相关叙述应据以更正。
总之，上述军事舆图是广东洪兵在围攻广州过程中形成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对此，会党史研究者都深有同感，秦宝琦教授并提及他在编辑七册《天地会》资料时，就曾见过许多相关的舆图，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未能收入书内。相对于文字档案而言，传统舆图往往包含有更多的信息，华林甫教授就此指出：“传统舆图也是一种档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档案资料”，这是非常中肯的。对此，史学界应加大重视程度，因为对传统舆图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解读，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档案资料，从而促进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
[①]此为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传统中文舆图专题研究”（项目编号：04BZS021）的成果之一，提交“中国近代社会与秘密结社史国际研讨会”交流。有关舆图由项目负责人华林甫教授提供，并取得英国国家档案馆授权使用，收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一书中。论文初稿承华林甫教授审阅与订正，并得到蔡少卿、赫治清、秦宝琦、沈渭滨、吴善中诸位先生的指教，谨此一并志谢。[②]骆宝善：《广东天地会起义考释》，载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
[③]相关的论文有骆宝善《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天地会起义述略》、《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反动派的勾结》、《重说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反动势力之勾结》、《广东天地会起义考释》，林志杰《1854年广东洪兵围攻广州之役考辩》，雷冬文《近代士绅在了众起义中的角色扮演—以广东天地会起义为例》等；著述如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周育民与邵雍《中国帮会史》、秦宝琦《洪门真史》、欧阳恩良与潮龙起《清代会党》（《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朱俊强《广西天地会研究》（南京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雷冬文《近代广东会党史研究》（南京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等也均有篇幅述及。资料有[日]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编辑组编《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尤其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为详尽。[④]1858年英军占领广州后，将这批地图运至香港收藏，此后经港英政府秘书处转至北京英国驻华大使馆，1959年运往伦敦，入藏英国国家档案馆(见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载《历史研究》2003，2)。这批地图，除Divid Pong进行过最初的简略编目和黄宇和在《两广总督叶名琛》中提及外，尚无人加以研究和利用，佐佐木正哉所编《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和骆宝善先生等主编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均未能收入这部分舆图。
[⑤]同治《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下。见《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下册第1303-1304页，以下引自该书不再详注。
[⑥]戴肇辰：《广州府志》卷二十八，前事略八。
[⑦]参见郑梦玉《同治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下，及《羊城西关纪功录》樊封等题序。
[⑧]黄佛颐纂：《广州城坊志》卷四，《中国风土志丛刊》（55），第570页，广陵书社2003年版。另，志中将此事时间记为“六月六日”，误，当为“六月廿六日”。
[⑨]李福泰：《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二，前事三。
[⑩]录副奏折，叶名琛等奏报各地股众勾结日众请调外省兵勇协剿摺，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二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史料》，第十五册第156-1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11]参见陈伯陶《东莞县志》卷七十二人物略十九，以及这一时期洪兵汤逢吉与官军作战、清将冯国光率军攻打各处的情形等。
[12]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7年3月发行，第25页。
[13]李福泰：《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二，前事三。
[14]戴肇辰：《广州府志》卷二十八，前事略八。
[15]《广州协外委冯国光各处打仗情形》。
[16]贴附红纸文字部分由华林甫教授抄录提供，谨此致谢。
[17]陈坤《粤东剿匪纪略》卷一载：“（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匪分三路径扑省城。东路以燕塘为穴，北路以江村为巢，迤西由石井直接佛山，为诸路各匪总汇之所。”见《四库未收书辑刊》叁辑第13册第310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同治《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下。
[19]李福泰：《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二，前事三。
[20]《广州协外委冯国光各处打仗情形》。
[21]见王小荷译中译本，第160、162、1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欧阳溟：《有客自羊城归得悉北门守御始末补作长歌》，其中说到“升平社学亦反侧，忠义不复称三元”。
[23]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7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所举三副图片另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