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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及辛亥革命之比較

來源:互聯網  2010-03-16 12:48:10  評論

清末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及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社會曆史發展的三個階段。圍繞著挽救民族危機和發展資本主義這個近代中國的曆史主題,這三大運動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推動曆史前進的作用。因此,三者之間存在互相連接的關系。可是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學術界只強調三者的相互對立,而忽視三者的相互聯系;只強調後者對前者的否定,而忽視後者對前者的繼承;只強調前後的差別,而忽視前後的共同點。這不僅對正確揭示這三大曆史事件的本質有所妨礙,而且也無助于科學地揭示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規律。對此,早已引起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關注,本文將在吸收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作一比較分析。

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

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都發生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是近代中國不同階級的改革運動。維新運動的醞釀准備階段與洋務運動同時並行,洋務運動失敗了,維新運動繼之而起。洋務運動爲維新運動作了必要的准備,維新運動對洋務運動既有否定,也有繼承。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既有共同點,也有明顯的差別。

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都發生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國,兩個運動都是效法西方以謀求中國的富強。洋務運動雖然只是進行枝節的改革,但卻給維新運動作了一定的准備。洋務運動創辦軍、民用企業,引進西方先進的機器設備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的社會生産力開始發生飛躍,爲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開辟了道路。洋務派吸收商股辦民用企業,在客觀上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産生。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産階級的産生和發展,正是維新運動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洋務派辦洋務學堂,派遣留學生和出使大員、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資本主義的人才,同時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務的人才參與洋務企業和洋務外交,其中有部分人從洋務運動日趨腐敗中吸取經驗教訓,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爲早期維新派,如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洋務派設立翻譯館,翻譯了一批西方的科技書籍,傳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學,使當時有志于救國的知識青年得以初步接觸西學。他們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經過中西對比,認識到中國封建主義的落後,從而走向了變法維新的道路。如康有爲等人早年接觸西學,都曾獲益于江南制造局翻譯的西書。洋務運動爲維新運動准備了一定的客觀曆史條件。如果沒有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的興起也就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

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都是效法西方以變革中國社會的落後現實。洋務運動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文教上的某些改革措施,維新運動在批判的基礎上有所繼承。如洋務派興辦近代企業,建立近代化的陸海軍,改科舉辦學堂、譯西書、派遣留學生等,即所謂「變事」、「變器」,兩個運動是基本一致的,只不過維新運動在具體內容上有所發展。正是由于兩者存在某些共同點,所以曾經出現過早期維新派對洋務派的依附與合作,以致在思想上長期未能劃清界線,甚至有人誤以爲早期維新派就是洋務派,早期維新思想就是洋務思想。這當然只是強調了兩者相同點而忽視了兩者的差異,特別是在中法戰爭以後兩者有了明顯的分離。即使是戊戌維新派,也曾幻想與張之洞合作,沒有看清新洋務派的本質,直到《勸學篇》問世以後,兩者才出現公開的對立。

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自然以維護封建主義爲己任。洋務運動謀求富強,只是由封建統治家進行某些枝節的改革,而不從社會制度上進行根本的改造。維新運動是資産階級的改革運動,自然以發展資本主義爲己任。維新派批判洋務派只學習西方的皮毛,而不學習西方致富的本原。因此,維新運動謀求富強,則主張全變,即對舊的社會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造。由此而決定兩者在*、經濟、軍事、文教、外交諸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差異。在*上,維新運動要求改變君主專制,實行君主立憲;洋務派則極力維護君主專制。在經濟上,洋務派興辦企業,采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政策,反對和限制民間辦企業,發展的只是早期的官僚資本或早期的國家資本;維新派則反對官府控制,要求發展民間工商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軍事上,洋務運動不觸動八旗、綠營;維新運動則要求裁汰八旗、綠營。在文教上,洋務運動創辦學堂、派遣留學生,主要是學習外國的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並不學習西方的社會*學說;維新運動辦學堂,興西學,是兩者並重,不僅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更需要學習西方的社會*學說。因而兩者在指導思想上大不一樣。洋務運動搞「中學爲本,西學爲用」,即以中學爲根本,西學爲陪襯,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強化封建統治;維新運動則是要用西學來改造中國,拯救中國,把中國引向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在外交上,洋務運動力圖保持中外和局,維持半殖民地的現狀,其外交方針多是主和妥協;維新運動則反對外國侵略,特別是反對不平等條約,要求維護國家民族的獨立和主權。

通過以上的對比分析,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兩個不同階級的改革運動,它們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都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洋務運動開始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在當時,清朝統治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以太平天國爲中心的人民起義的打擊,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危局。洋務運動一開始就具有制內和制外的雙重目的。除了鎮壓人民起義之外,還有防範外敵的圖謀;特別是人民起義被平息以後,隨著外國侵略的步步加緊,洋務運動防範外敵的圖謀就更加明顯。洋務運動雖與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但也存在著矛盾。盡管洋務運動力圖保持中外和局,維持半殖民地的現狀,但也不甘于中國滅亡,還是力圖「自強」以防止完全淪爲殖民地。洋務派辦軍事工業,特別是辦造船廠和籌建海軍,顯然是要與洋人抗衡;辦民用企業也是爲了與洋商爭利,挽回一些利權。顯然,洋務運動的目的既是拯救清朝的垂危統治,也有挽救民族危機的因素,把洋務運動籠統地斥之爲「賣國運動」,是不公正的。維新運動醞釀准備于甲午戰爭前,興起發展于甲午戰爭以後,這正是中國民族危機步步深重的時代。維新運動首先是一個愛國運動,挽救民族危亡是其重要的目的。維新派立學會、辦學堂、創報刊、上書皇帝,呼籲變法圖強,救亡圖存,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使維新運動成爲近代中國愛國救亡的裏程碑。維新運動的愛國性質,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維新運動也有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意圖。學術界誰也沒有因爲維新派仇視人民起義,且有聯合英日的圖謀而否定維新運動的愛國性質。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爲洋務運動鎮壓人民起義,保持中外和局而否定其防範外敵的積極意義。

洋務派「師夷長技」,謀求富強,比之封建頑固勢力拒絕效法西方,反對任何變革,無疑是一大進步。洋務運動在近代中國辦起了第一批近代軍民用企業,第一批新式學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翻譯了第一批外國科技書籍,並促使中國産生資本主義經濟,這都在客觀上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開辟了道路。洋務運動不自覺地順應了世界曆史發展的潮流。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曆史的發展。籠統地把洋務運動斥之爲「反動」,也是不公正的。盡管洋務運動維護封建統治,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反動性的一面,但那是這個運動的階級屬性所決定的,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客觀上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開辟航道的進步作用。維新運動不是洋務運動的直接繼承和發展,而是在對洋務運動有所批判的基礎上前進。維新運動在*上要求君主立憲,使中國走上資産階級民主化的道路;在經濟上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明確提出「以工立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軍事上要求建立近代化的陸海軍,促使國防近代化;在文化上要求興西學,建立資産階級的新文化。維新運動不像洋務運動那樣維護封建主義,而是要走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顯然維新運動不是洋務運動的翻版,而是新興資産階級的改革運動。如果說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成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開端,維新運動則是自覺地全面推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新階段。維新運動雖然和洋務運動一樣,都以失敗而告終,但維新運動卻是民族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啓蒙作用,比之洋務運動,則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

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中國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辛亥革命的醞釀發動階段與維新運動同時並行。維新運動失敗了,辛亥革命繼之而起。這兩個同一階級的*運動,既有曆史的必然聯系,也有共同點和重大差別。

維新運動不僅爲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准備,而且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維新運動鼓吹實業救國,設廠自救,在甲午戰爭後至二十世紀初年,出現了興辦實業的熱潮。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産階級中下層力量的增長,是辛亥革命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維新運動反對專制,提倡民權,使君權神授、君權不變論受到沈重打擊,給予封建的綱常名教以猛烈的掃蕩,這就爲辛亥革命掃清了思想障礙。維新運動譯介西書,傳播西學,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學說,特別是鼓吹西方資産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天賦人權等思想,使人們在封建專制的束縛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這就爲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備。如果沒有維新人士(從早期維新派開始)數十年的思想啓蒙工作,革命派要喚起民衆是有困難的。維興運動立學會,辦學堂,創報刊,批科舉,興西學,鍛煉和造就了一批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愛國知識分子。在維新運動失敗後,許多愛國維新人士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依靠清朝政府進行改革不可能使中國富強,必須推翻賣國的清朝專制統治才能拯救中國,因而迅速從維新轉向革命,壯大了革命派的隊伍。如章太炎、秦力山、畢永年等人,都是從參與維新而轉向革命的。不僅如此,還有一些資産階級革命者都曾經接受過維新思想的洗禮。孫中山早年就接受過早期維新思想的影響,並曾試圖改良中國的經濟和*,鄒容則深受譚嗣同獻身變法的犧牲精神的鼓舞,決心繼起救國。如果沒有維新運動的思想啓蒙和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革命運動也就不會隨之到來。辛亥革命正是接受維新運動的教訓,並在它的基礎上提高和前進的。

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面臨的曆史任務都是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民主和富強,是其共同的目的,因此兩者存在共同點。嚴格說來,這兩個運動的社會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都不夠充分,只是由于民族危機的深重,才把兩個運動相繼推上了曆史舞台。它們都醞釀和發生在中華民族危機步步加深的年代。維新運動的醞釀是在邊疆危機和中法戰爭時期,甲午戰爭後興起,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後進入高潮,救亡圖存是其重要的*目標。辛亥革命運動醞釀發動于甲午戰爭前後,到《辛醜條約》簽訂後蓬勃發展,許多愛國青年都從愛國而投奔革命,孫中山說他的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許多資産階級革命者抛頭顱,灑熱血,馳聘于槍林彈雨之中,目的都是要救國。由此可知,救國是兩者的共同點。要救國就必須學習西方。學習西方是當時的時代潮流。維新派認爲救國只有維新,維新就要學習西方;革命派認爲救國必須革命,革命也要學習西方。維新派和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僅都接受過自林則徐、魏源以來許多近代愛國者,包括早期維新派的思想影響,而且大都生活在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觸較早的廣東、福建等地,他們通過不同的途徑接觸西學,從而從西方找來了救國的藥方。因此,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是兩者的又一共同點。維新派和革命派都從救國的目的出發,要求改革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把中國引向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反對外國侵略,結束君主專制,發展資本主義,也是兩者的共同點。因此,兩者都是中國近代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

維新運動是資産階級的改革運動,辛亥革命是資産階級的革命運動,兩者也有不可忽視的重大差別。維新運動發生在民族資本主義的初生階段,革命運動發生在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的階段,盡管兩者的物質基礎都不充分,但辛亥革命的物質基礎比之維新運動還是要多一些。盡管兩者的階級基礎都是民族資産階級,但維新派是上層的*代表,革命派是中下層的*代表,因此,這兩個運動各以民族資産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爲其階級基礎,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由于兩者物質基礎、階級基礎和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不同,導致它們在救國途徑、救國方案以及對待清朝政府和人民群衆的態度上都有所區別。在救國途徑上,維新派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企圖依靠封建皇權,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革命派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道路,采取武力奪取政權。在救國的方案上,維新派是效法日本、俄國和德國,從西方找來的君主立憲的方案;革命派是效法美國和法國,從西方找來的民主共和的方案。在對待清朝政府的態度上,維新派主張保存清朝的皇統,實行「滿漢不分,君民共主」,即在保存清朝統治的前提下,資産階級參與政權,建立地主資産階級的聯合專政,最後由資産階級接管政權;革命派卻主張推翻清王朝,結束滿州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以漢民族爲主體的資産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對待人民群衆的態度上,維新派仇視人民起義,防止人民革命,常以「亂機四伏」的形勢來告誡光緒皇帝。革命派則利用人民的力量來發動武裝起義,包括聯合會黨及動員新軍士兵起義,在推翻清朝的共同目標下,通過會黨與農民結成暫時的聯盟,使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納入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軌道。

由于上述的重大差別,兩個運動的結局不一樣。維新運動在封建頑固勢力的破壞與鎮壓下,遭到徹底失敗,其*目的沒有實現。它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維新運動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即使在戊戌政變以後,梁啓超、嚴複等人,仍在從事于西學的介紹,對近代中國的思想啓蒙是有突出貢獻的。辛亥革命雖然也最終失敗了,但它卻推翻了清朝的專制統治,建立了短暫的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包括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參議院和臨時約法,即使在袁世凱纂權以後,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不少人仍在爲捍衛民主共和而鬥爭。辛亥革命在*上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維新運動。如果說維新運動播下了民權民主的種子,辛亥革命則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使民主主義成爲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從此封建的君主專制永遠退出中國曆史舞台,袁世凱、張勳雖然演出過帝制自爲和清室複辟的醜劇,但都是黃粱美夢一場空,無不遭到曆史的懲罰。如果說維新運動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辛亥革命則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並爲新民主義革命的到來准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如果說維新派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繼洋務運動之後把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推向了一個新階段,那麽革命派的三民主義卻是當時所可能達到的最爲完善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大大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民主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比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無疑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更高階段。雖然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阻擾破壞,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沒有獲得成功,但是經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國近代社會卻是在封建主義的基礎上,向著資本主義的方向連續地邁出了幾個大步。如果沒有這三個運動的努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也是困難的。

總的來說,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同屬于近代中國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不能把維新運動視作改良主義而否定其變革社會制度的進步意義,更不能把維新運動看成爲革命運動的對立物而判定它的反動性質,應該說改革和革命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形式,由資産階級的改革到資産階級的革命,這是中國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兩個邏輯發展的曆史階段。前者爲後者作准備,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當然,辛亥革命不是維新運動的直接繼續和發展,因爲辛亥革命的醞釀發動早在維新運動時期就已開始,只是維新運動失敗了,辛亥革命才蓬勃發展起來。在甲午戰爭前後,民族資産階級上層的力量比之中下層要雄厚,維新思想又經過長期的醞釀,所以維新派最先登上了曆史舞台,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到二十世紀初年,由于民族資産階級中下層的力量有所增長,資産階級革命派才在維新運動失敗後,活躍在曆史舞台。在這時,資産階級的*運動完成了由改良或改革向革命的轉化,資産階級革命派代表了時代的主潮,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反映了時代發展的方向。這兩個運動雖然後者對前者有所批判,但是也有繼承。由于兩個運動在變革社會制度的總目標上相一致,所以不存在根本上的對立。在維新運動時期,革命派不反對維新運動,並且給予同情和支持,即使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孫中山在國外還一再企圖與康、梁聯合,欲共同攜手盡快地結束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只是由于康有爲的固執,才沒有成功。那時,革命派主要在海外華僑中活動,在國內的影響不大,維新運動也不存在對抗革命的問題。直到1900年,兩派都支持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義,這是維新派與革命派合作的事例。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初年,由于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雖然有些維新志士轉向了革命,但是康、梁等人還堅持改良、保皇,革命派與維新派才出現公開的對立。但是這種對立不屬于對抗性的矛盾,只是民族資産階級內部變革社會制度的途徑和方案上的分歧。盡管清朝政府力圖利用這種矛盾,采取拉攏民族資産階級上層、分化民族資産階級的手段,但是最終沒有達到目的。因爲清王朝的目的是要挽救垂危的封建統治,不會在*、經濟制度上作根本性的變革,無論是推行新政也罷,宣稱預備立憲也罷,都不是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這就在根本利益上與民族資産階級發生對立,所以在立憲運動失敗後,由維新派直接發展而來的立憲派,便回到與革命「合作」的地位,從不同的角度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終滅亡。清末的立憲派雖然與革命派存在分歧,但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在各省的獨立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資料來源:《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2期)

  清末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及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社會曆史發展的三個階段。圍繞著挽救民族危機和發展資本主義這個近代中國的曆史主題,這三大運動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推動曆史前進的作用。因此,三者之間存在互相連接的關系。可是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學術界只強調三者的相互對立,而忽視三者的相互聯系;只強調後者對前者的否定,而忽視後者對前者的繼承;只強調前後的差別,而忽視前後的共同點。這不僅對正確揭示這三大曆史事件的本質有所妨礙,而且也無助于科學地揭示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規律。對此,早已引起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關注,本文將在吸收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作一比較分析。        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   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都發生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是近代中國不同階級的改革運動。維新運動的醞釀准備階段與洋務運動同時並行,洋務運動失敗了,維新運動繼之而起。洋務運動爲維新運動作了必要的准備,維新運動對洋務運動既有否定,也有繼承。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既有共同點,也有明顯的差別。   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都發生在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國,兩個運動都是效法西方以謀求中國的富強。洋務運動雖然只是進行枝節的改革,但卻給維新運動作了一定的准備。洋務運動創辦軍、民用企業,引進西方先進的機器設備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的社會生産力開始發生飛躍,爲中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開辟了道路。洋務派吸收商股辦民用企業,在客觀上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産生。民族資本主義和民族資産階級的産生和發展,正是維新運動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洋務派辦洋務學堂,派遣留學生和出使大員、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資本主義的人才,同時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務的人才參與洋務企業和洋務外交,其中有部分人從洋務運動日趨腐敗中吸取經驗教訓,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爲早期維新派,如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洋務派設立翻譯館,翻譯了一批西方的科技書籍,傳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學,使當時有志于救國的知識青年得以初步接觸西學。他們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經過中西對比,認識到中國封建主義的落後,從而走向了變法維新的道路。如康有爲等人早年接觸西學,都曾獲益于江南制造局翻譯的西書。洋務運動爲維新運動准備了一定的客觀曆史條件。如果沒有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的興起也就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   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都是效法西方以變革中國社會的落後現實。洋務運動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文教上的某些改革措施,維新運動在批判的基礎上有所繼承。如洋務派興辦近代企業,建立近代化的陸海軍,改科舉辦學堂、譯西書、派遣留學生等,即所謂「變事」、「變器」,兩個運動是基本一致的,只不過維新運動在具體內容上有所發展。正是由于兩者存在某些共同點,所以曾經出現過早期維新派對洋務派的依附與合作,以致在思想上長期未能劃清界線,甚至有人誤以爲早期維新派就是洋務派,早期維新思想就是洋務思想。這當然只是強調了兩者相同點而忽視了兩者的差異,特別是在中法戰爭以後兩者有了明顯的分離。即使是戊戌維新派,也曾幻想與張之洞合作,沒有看清新洋務派的本質,直到《勸學篇》問世以後,兩者才出現公開的對立。   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自然以維護封建主義爲己任。洋務運動謀求富強,只是由封建統治家進行某些枝節的改革,而不從社會制度上進行根本的改造。維新運動是資産階級的改革運動,自然以發展資本主義爲己任。維新派批判洋務派只學習西方的皮毛,而不學習西方致富的本原。因此,維新運動謀求富強,則主張全變,即對舊的社會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造。由此而決定兩者在*、經濟、軍事、文教、外交諸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差異。在*上,維新運動要求改變君主專制,實行君主立憲;洋務派則極力維護君主專制。在經濟上,洋務派興辦企業,采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政策,反對和限制民間辦企業,發展的只是早期的官僚資本或早期的國家資本;維新派則反對官府控制,要求發展民間工商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軍事上,洋務運動不觸動八旗、綠營;維新運動則要求裁汰八旗、綠營。在文教上,洋務運動創辦學堂、派遣留學生,主要是學習外國的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並不學習西方的社會*學說;維新運動辦學堂,興西學,是兩者並重,不僅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更需要學習西方的社會*學說。因而兩者在指導思想上大不一樣。洋務運動搞「中學爲本,西學爲用」,即以中學爲根本,西學爲陪襯,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強化封建統治;維新運動則是要用西學來改造中國,拯救中國,把中國引向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在外交上,洋務運動力圖保持中外和局,維持半殖民地的現狀,其外交方針多是主和妥協;維新運動則反對外國侵略,特別是反對不平等條約,要求維護國家民族的獨立和主權。   通過以上的對比分析,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既不是完全對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兩個不同階級的改革運動,它們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都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洋務運動開始于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在當時,清朝統治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以太平天國爲中心的人民起義的打擊,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危局。洋務運動一開始就具有制內和制外的雙重目的。除了鎮壓人民起義之外,還有防範外敵的圖謀;特別是人民起義被平息以後,隨著外國侵略的步步加緊,洋務運動防範外敵的圖謀就更加明顯。洋務運動雖與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但也存在著矛盾。盡管洋務運動力圖保持中外和局,維持半殖民地的現狀,但也不甘于中國滅亡,還是力圖「自強」以防止完全淪爲殖民地。洋務派辦軍事工業,特別是辦造船廠和籌建海軍,顯然是要與洋人抗衡;辦民用企業也是爲了與洋商爭利,挽回一些利權。顯然,洋務運動的目的既是拯救清朝的垂危統治,也有挽救民族危機的因素,把洋務運動籠統地斥之爲「賣國運動」,是不公正的。維新運動醞釀准備于甲午戰爭前,興起發展于甲午戰爭以後,這正是中國民族危機步步深重的時代。維新運動首先是一個愛國運動,挽救民族危亡是其重要的目的。維新派立學會、辦學堂、創報刊、上書皇帝,呼籲變法圖強,救亡圖存,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使維新運動成爲近代中國愛國救亡的裏程碑。維新運動的愛國性質,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維新運動也有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意圖。學術界誰也沒有因爲維新派仇視人民起義,且有聯合英日的圖謀而否定維新運動的愛國性質。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爲洋務運動鎮壓人民起義,保持中外和局而否定其防範外敵的積極意義。   洋務派「師夷長技」,謀求富強,比之封建頑固勢力拒絕效法西方,反對任何變革,無疑是一大進步。洋務運動在近代中國辦起了第一批近代軍民用企業,第一批新式學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學生,翻譯了第一批外國科技書籍,並促使中國産生資本主義經濟,這都在客觀上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開辟了道路。洋務運動不自覺地順應了世界曆史發展的潮流。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曆史的發展。籠統地把洋務運動斥之爲「反動」,也是不公正的。盡管洋務運動維護封建統治,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反動性的一面,但那是這個運動的階級屬性所決定的,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客觀上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開辟航道的進步作用。維新運動不是洋務運動的直接繼承和發展,而是在對洋務運動有所批判的基礎上前進。維新運動在*上要求君主立憲,使中國走上資産階級民主化的道路;在經濟上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明確提出「以工立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軍事上要求建立近代化的陸海軍,促使國防近代化;在文化上要求興西學,建立資産階級的新文化。維新運動不像洋務運動那樣維護封建主義,而是要走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顯然維新運動不是洋務運動的翻版,而是新興資産階級的改革運動。如果說洋務運動在客觀上成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開端,維新運動則是自覺地全面推進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新階段。維新運動雖然和洋務運動一樣,都以失敗而告終,但維新運動卻是民族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啓蒙作用,比之洋務運動,則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   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中國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辛亥革命的醞釀發動階段與維新運動同時並行。維新運動失敗了,辛亥革命繼之而起。這兩個同一階級的*運動,既有曆史的必然聯系,也有共同點和重大差別。   維新運動不僅爲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准備,而且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維新運動鼓吹實業救國,設廠自救,在甲午戰爭後至二十世紀初年,出現了興辦實業的熱潮。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民族資産階級中下層力量的增長,是辛亥革命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維新運動反對專制,提倡民權,使君權神授、君權不變論受到沈重打擊,給予封建的綱常名教以猛烈的掃蕩,這就爲辛亥革命掃清了思想障礙。維新運動譯介西書,傳播西學,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學說,特別是鼓吹西方資産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天賦人權等思想,使人們在封建專制的束縛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這就爲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備。如果沒有維新人士(從早期維新派開始)數十年的思想啓蒙工作,革命派要喚起民衆是有困難的。維興運動立學會,辦學堂,創報刊,批科舉,興西學,鍛煉和造就了一批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愛國知識分子。在維新運動失敗後,許多愛國維新人士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依靠清朝政府進行改革不可能使中國富強,必須推翻賣國的清朝專制統治才能拯救中國,因而迅速從維新轉向革命,壯大了革命派的隊伍。如章太炎、秦力山、畢永年等人,都是從參與維新而轉向革命的。不僅如此,還有一些資産階級革命者都曾經接受過維新思想的洗禮。孫中山早年就接受過早期維新思想的影響,並曾試圖改良中國的經濟和*,鄒容則深受譚嗣同獻身變法的犧牲精神的鼓舞,決心繼起救國。如果沒有維新運動的思想啓蒙和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革命運動也就不會隨之到來。辛亥革命正是接受維新運動的教訓,並在它的基礎上提高和前進的。   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面臨的曆史任務都是挽救民族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民主和富強,是其共同的目的,因此兩者存在共同點。嚴格說來,這兩個運動的社會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都不夠充分,只是由于民族危機的深重,才把兩個運動相繼推上了曆史舞台。它們都醞釀和發生在中華民族危機步步加深的年代。維新運動的醞釀是在邊疆危機和中法戰爭時期,甲午戰爭後興起,德國強占膠州灣以後進入高潮,救亡圖存是其重要的*目標。辛亥革命運動醞釀發動于甲午戰爭前後,到《辛醜條約》簽訂後蓬勃發展,許多愛國青年都從愛國而投奔革命,孫中山說他的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許多資産階級革命者抛頭顱,灑熱血,馳聘于槍林彈雨之中,目的都是要救國。由此可知,救國是兩者的共同點。要救國就必須學習西方。學習西方是當時的時代潮流。維新派認爲救國只有維新,維新就要學習西方;革命派認爲救國必須革命,革命也要學習西方。維新派和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僅都接受過自林則徐、魏源以來許多近代愛國者,包括早期維新派的思想影響,而且大都生活在與世界資本主義接觸較早的廣東、福建等地,他們通過不同的途徑接觸西學,從而從西方找來了救國的藥方。因此,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是兩者的又一共同點。維新派和革命派都從救國的目的出發,要求改革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把中國引向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反對外國侵略,結束君主專制,發展資本主義,也是兩者的共同點。因此,兩者都是中國近代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   維新運動是資産階級的改革運動,辛亥革命是資産階級的革命運動,兩者也有不可忽視的重大差別。維新運動發生在民族資本主義的初生階段,革命運動發生在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的階段,盡管兩者的物質基礎都不充分,但辛亥革命的物質基礎比之維新運動還是要多一些。盡管兩者的階級基礎都是民族資産階級,但維新派是上層的*代表,革命派是中下層的*代表,因此,這兩個運動各以民族資産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爲其階級基礎,代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由于兩者物質基礎、階級基礎和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不同,導致它們在救國途徑、救國方案以及對待清朝政府和人民群衆的態度上都有所區別。在救國途徑上,維新派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企圖依靠封建皇權,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革命派走的是自下而上的道路,采取武力奪取政權。在救國的方案上,維新派是效法日本、俄國和德國,從西方找來的君主立憲的方案;革命派是效法美國和法國,從西方找來的民主共和的方案。在對待清朝政府的態度上,維新派主張保存清朝的皇統,實行「滿漢不分,君民共主」,即在保存清朝統治的前提下,資産階級參與政權,建立地主資産階級的聯合專政,最後由資産階級接管政權;革命派卻主張推翻清王朝,結束滿州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以漢民族爲主體的資産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在對待人民群衆的態度上,維新派仇視人民起義,防止人民革命,常以「亂機四伏」的形勢來告誡光緒皇帝。革命派則利用人民的力量來發動武裝起義,包括聯合會黨及動員新軍士兵起義,在推翻清朝的共同目標下,通過會黨與農民結成暫時的聯盟,使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納入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軌道。   由于上述的重大差別,兩個運動的結局不一樣。維新運動在封建頑固勢力的破壞與鎮壓下,遭到徹底失敗,其*目的沒有實現。它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維新運動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即使在戊戌政變以後,梁啓超、嚴複等人,仍在從事于西學的介紹,對近代中國的思想啓蒙是有突出貢獻的。辛亥革命雖然也最終失敗了,但它卻推翻了清朝的專制統治,建立了短暫的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包括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參議院和臨時約法,即使在袁世凱纂權以後,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不少人仍在爲捍衛民主共和而鬥爭。辛亥革命在*上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維新運動。如果說維新運動播下了民權民主的種子,辛亥革命則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使民主主義成爲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從此封建的君主專制永遠退出中國曆史舞台,袁世凱、張勳雖然演出過帝制自爲和清室複辟的醜劇,但都是黃粱美夢一場空,無不遭到曆史的懲罰。如果說維新運動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辛亥革命則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並爲新民主義革命的到來准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如果說維新派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繼洋務運動之後把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推向了一個新階段,那麽革命派的三民主義卻是當時所可能達到的最爲完善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大大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的民主化和工業化的進程,比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無疑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更高階段。雖然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阻擾破壞,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化沒有獲得成功,但是經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中國近代社會卻是在封建主義的基礎上,向著資本主義的方向連續地邁出了幾個大步。如果沒有這三個運動的努力,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也是困難的。   總的來說,維新運動與辛亥革命同屬于近代中國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運動,不能把維新運動視作改良主義而否定其變革社會制度的進步意義,更不能把維新運動看成爲革命運動的對立物而判定它的反動性質,應該說改革和革命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形式,由資産階級的改革到資産階級的革命,這是中國資産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兩個邏輯發展的曆史階段。前者爲後者作准備,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當然,辛亥革命不是維新運動的直接繼續和發展,因爲辛亥革命的醞釀發動早在維新運動時期就已開始,只是維新運動失敗了,辛亥革命才蓬勃發展起來。在甲午戰爭前後,民族資産階級上層的力量比之中下層要雄厚,維新思想又經過長期的醞釀,所以維新派最先登上了曆史舞台,發動了變法維新運動。到二十世紀初年,由于民族資産階級中下層的力量有所增長,資産階級革命派才在維新運動失敗後,活躍在曆史舞台。在這時,資産階級的*運動完成了由改良或改革向革命的轉化,資産階級革命派代表了時代的主潮,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反映了時代發展的方向。這兩個運動雖然後者對前者有所批判,但是也有繼承。由于兩個運動在變革社會制度的總目標上相一致,所以不存在根本上的對立。在維新運動時期,革命派不反對維新運動,並且給予同情和支持,即使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孫中山在國外還一再企圖與康、梁聯合,欲共同攜手盡快地結束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只是由于康有爲的固執,才沒有成功。那時,革命派主要在海外華僑中活動,在國內的影響不大,維新運動也不存在對抗革命的問題。直到1900年,兩派都支持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義,這是維新派與革命派合作的事例。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初年,由于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雖然有些維新志士轉向了革命,但是康、梁等人還堅持改良、保皇,革命派與維新派才出現公開的對立。但是這種對立不屬于對抗性的矛盾,只是民族資産階級內部變革社會制度的途徑和方案上的分歧。盡管清朝政府力圖利用這種矛盾,采取拉攏民族資産階級上層、分化民族資産階級的手段,但是最終沒有達到目的。因爲清王朝的目的是要挽救垂危的封建統治,不會在*、經濟制度上作根本性的變革,無論是推行新政也罷,宣稱預備立憲也罷,都不是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這就在根本利益上與民族資産階級發生對立,所以在立憲運動失敗後,由維新派直接發展而來的立憲派,便回到與革命「合作」的地位,從不同的角度加速了清王朝的最終滅亡。清末的立憲派雖然與革命派存在分歧,但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們在各省的獨立中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資料來源:《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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