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关简介
中国古代海关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海关，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上溯至三千年前的西周。秦汉以后，关卡增多，开始征收关税，海关制度逐步建立，但大都偏重于陆地关津。唐宋以后，随着海上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在沿海城市和港口，陆续设立管理船舶进出的市舶司，奠定了中国古代海关的初步基础。清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设立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海关”名称的正式出现，便从这里开始。在这四个海关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特别是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以后，粤海关的地位更加突出。据《粤海关志》记载，该关在海关监督之下，设立省城、澳门、惠州、潮州、雷州、琼州、高州等七个总口，各总口下辖小口约七十个，遍及整个广东沿海。粤海关当时的关税收入（包括鸦片*）甚巨，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海关监督也是肥缺，由皇帝从内府差使钦派。粤海关独口通商以后，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三海关，并未裁撤，继续担负国内商船的管理任务。[1]
晚清近代海关是《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中国古代海关转向近代海关，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而海关的这一近代化进程，又是伴随着丧失海关主权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同时实现的。在清政府被迫签订的《江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载有下列四项规定：（一）废除广州独口通商制度。开辟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五口为中外通商口岸；（二）废除行商制度，准许外商与华商自由贸易；（三）协定关税税率，凡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进口货子口税一律抽百分之二点五；（四）实行领事报关制度，外国商船应纳各项税饷，即由五口外国领事担保。外国商船进口后，即将船牌、舱口单、报单等件，送交该口外国领事，领事根据这些*，把船只大小、装运货物种类、数量等项通知海关。等到船只卸货、装货之时，再由领事通知海关，“公同查验”。外国商船交纳船钞税银之后，海关发给完税红单，商人即凭此红单向领事领回船牌等件，然后出口。根据上述规定，五口通商开埠以后的晚清海关，便逐步丧失了原有的独立自主权利，多方面遭受各口外国领事的牵制和干扰，尤以领事报关制度，侵犯中国海关主权最为明显，以致*猖獗，税收不旺。但海关的用人行政权，仍保持在晚清政府手里。
领事报关制度演变至总税务司制度随着进出口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移向上海，江海关的地位日益突出，逐步超过了粤海关。西方列强驻上海的领事们，早已不满足于领事报关制度，觊觑攫取海关的用人行政权，以便进一步控制海关。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和闽南小刀会攻占厦门的鼓舞下，举行起义，攻占了上海县城，署上海道吴健章逃入租界。接下来，外滩的海关又被群众捣毁，上海海关行政停顿。这就给上海西方列强领事们造成一个绝好的机会。9月9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和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便迫不及待地自行公布了一个《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外商船舶只要向领事交进限期40天缴纳海关税金的期票，就可以离港。这样一来，江海关的税收，完全把持在列强领事之手，清政府几次三番地交涉，并想方设法恢复海关税收，都被留难受阻。直到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台进行会商为止的十一个月间，英商共积欠税款100余万两，分文未缴；法商也全部赖掉；美商积欠35万余两，也只缴了三分之一。
1854年6月29日，驻沪英领事阿礼国，美领事马辉，法代理领事伊担，和上海道台吴健章四人，在上海举行会议，根据阿礼国提出的方案，商谈具体执行条款，并以会议记录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文件是外籍税务监督由以建立的根据，关系到晚清海关募用洋人的根本问题。从此，江海关的征收洋税权，便正式落到外籍人员手里，当时英国贸易占主要地位，因而主要权力便落在英人李泰国手里。除江海关洋税被外籍人员控制外，其余各海关尚未推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正在寻找机会企图控制整个海关。
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1858年6月签订了《天津条约》，10月，根据《天津条约》签订的附约中英、中美、中法《通商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关于海关行政问题，作出以下三项规定：（一）任凭清朝总理大臣邀请外籍人员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二）海关任用外籍人员办法，各口划一办理；（三）海关兼办港务和航政，其经费在船钞项下拨用。这样一来，列强控制整个海关的企图实现了，原有的外籍税务监督制度，也就演变为外籍税务司制度了。税务司制度是根据《通商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的规定而设立的。这一款成为支配中国近代海关维持了八九十年之久的海关制度，并决定着晚清海关和整个旧中国近代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
总税务司一职落入赫德之手当时根据《天津条约》，除原有五口外，又陆续开放了牛庄、登州、潮州、台湾、琼州、镇江等六个口岸，共计十一口，再由地方分头管理，已难于适应。故在落实上述规定过程中，设立总税务司一职，便很自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两江总督新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于1859年5月23日，便札委李泰国为总管新关的总税务司，并在上海初步搭起了总税公司署的机构。接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因海关牵涉到洋务，故划归总理衙门直辖，并加委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但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势力再度高涨，席卷江南富庶地区，威胁上海，北方捻军势力也很活跃，清朝统治又面临危局。因此，李泰国心怀鬼胎，不仅不愿赴京同总理衙门取得联系，反而于1861年4月，借口养伤请假一年回英国去了，临行前推荐江海新关税务司费士来和粤海新关副税务司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费士来来华资历虽比赫德老，但不懂中国语文，实权便落在赫德之手。赫德很快被召赴京，获得了总理衙门奕訢、文祥等人的赏识，加上李泰国回国期间代清政府筹建阿思本舰队的手续，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返任赴京以后，态度又十分骄横，清政府很难容忍，乃于1863年11月16日，宣布革退李泰国，派赫德继任总税务司。从此，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便落入赫德之手，直到1908年4月赫德因老病请假回国为止，主持海关工作长达45年。
晚清海关，在赫德主持下，除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为英国谋取最大利益的大前提而外，应该说整个工作是井然有序，卓有成效的。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逐年递增，而且增幅相当大；原有的贪污舞弊风被基本煞住了；采用了先进的航政设备和港务管理制度；还创建了近代邮政；等等。
海关税收占晚清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随着进出口贸易量的不断增长和海关的管理得法，晚清海关税收的逐年增幅确是相当大的。据统计，历年海关税收总数，从1861年的5523264两（关平两，下同），增至1910年的35340714两，五十年间增长近6.4倍。在关税分配中，清政府国用和省用，平均占85%左右[2]。因此，关税收入在清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逐年递增的。据统计，1881年和1891年两年的清政府岁入总数约7700万两和8431万两，这两年的海关税收总数是1508万两和2013万两，占清政府岁入总数的比重是：1881年约占20%，近五分之一，1891年约占23%，近四分之一，可见比重之大和增势之快。
总之，晚清近代海关是对外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从领事报关制度演变为总税务司制度，具有鲜明的半殖民地性质。但海关税收逐年递增，在清政府财政总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晚清洋务运动概况
洋务运动的由来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而它的由来，则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还只惊醒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首的一小批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是首先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的中心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以道光、咸丰两帝为首的晚清统治集团，仍滞留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中国的近代化还未提上议事日程，白白虚度了二十年光阴。直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特别是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烧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加上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内外夹攻，这才惊醒了从晚清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包括在朝的奕訢、文祥等人和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不得不起来兴办洋务运动，推动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运动兴办过程作为洋务运动总管和洋务派实际首领的恭亲王奕訢，在他留京主持和议的过程，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震动，首当其冲，刺激最深，影响最大。当和议甫定，他于1861年初执笔并领衔上奏咸丰帝的《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是他痛定思痛的产物，后来他一再提到“庚申之变，创痛钜深”，足资证明他当时的心态。奕訢的这个奏折经咸丰帝批准实施，并正式设立以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但洋务运动的全面推行，则在奕訢、慈禧联合发动辛酉政变以后。
以晚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的35年间，在中国原有封建大地上，出现了以下六方面的新成果：
（一）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共19个单位，其中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五个单位的规模较大。
（二）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计29个单位，包括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
（三）兴办了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拥有二十余艘近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开始兴筑的芦汉铁路，通达全国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等事业。
（四）建立了一支新式陆海军，其中以拥有二十余艘战舰的北洋舰队，实力较为雄厚，并筑成塘沽、威海、旅顺、大连等新式军港。
（五）设立了同文馆、船政学堂、海军学校、陆军学校等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并陆续派遣了一大批学生出洋留学。
（六）设立了广方言馆、翻译馆等机构，大量出版介绍西方科技书籍，启蒙人民。
上述新成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由于兴办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动机，是为了挽救、维护和巩固晚清的封建统治，学习西方又限制在引进生产技术方面，封建体制的上层建筑，则原封未动，因而洋务运动推行很不顺利，经常遭受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以致新兴的近代化事业，基础不牢，未成气候，加上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洋务运动不得不宣告破产，近代化的第一炮没有放响，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争论了一百多年。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攻击它是“用夷变夏”，“败坏人心”、“洪水猛兽”；洋务派则自称是“同光中兴”。旧中国晚清以后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站在进步立场的人士，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史学界，继承了原有进步人士的立场，对洋务运动大都抱全面否定态度。六十年代，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还曾遭到围攻和批判。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吹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在全国范围先后召开了七次学术讨论会，对洋务运动史进行深入研究，重新作出了评价。通过历次讨论，目前大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达成的初步共识是：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是在中国古老而落后的封建大地上进行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尝试，对促进中国的近现代化起过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消极作用，因而对它的评价，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应全面肯定，而应恰如其份，实事求是。
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总理衙门的双胞胎19世纪60年代以后，晚清海关与晚清洋务运动，简直成了晚清政府推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的两个车轮，两者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而不可分，似乎是一对双胞胎。1861年1月20日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是总管和联系这对双胞胎的领导机构。在总理衙门主持人的心目中，要兴办洋务运动，就必须依靠海关的财源；要保证海关的财源，就必须维护和确立外籍总税务司制度，两者缺一不可。这样一来，推行洋务运动的总理衙门，便自然成为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制度的保护伞。
关税日益成为晚清政府的主要财源清朝原有海关，由户部、工部、内务府共同管理；五口通商以后，则由地方分管；两江总督兼任各口通商大臣以后又一度兼管；总理衙门设立以后，因海关建立了外籍总税务司制度并设有总税务司署，事涉洋务和外交，故划归总理衙门管辖。总税务司署原设在上海，1865年冬，奉命迁设北京，成为总理衙门的一个直属机构，总理衙门通过总税务司署统一领导了整个海关工作。总税务司制度建立后，海关税收日有起色，1860年10月以后，英、法两国的各八百万两赔款，均由海关按季拨付，至1866年上半年度，即全部还清。总理衙门当即奏准清廷，令海关于赔款还清后，即按季约提四成，解交部库，另款存储，以备急需。这笔存储的四成关税，六、七十年代，估计每年可达四百万两，八十年代约达六百万两，是清政府很大一笔财源，正好成为投资兴办洋务企业的重要挹注。与此同时，还奏准“查数年以来，洋人充当中国司税，办理尚属认真”，准于扣款完案之后，“或令洋人仍帮同司税，厚以禀饩”。[3]这是清廷第一次肯定和批准海关的外籍总税务司制度。
海关税是大型洋务企业的财神爷从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兴办起来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大型近代军用工业，是洋务运动的骨干企业。据估计，清政府兴办这批企业前后共投入四千余万银两，这笔巨款，主要来自海关税收。试举上述三局加以说明：
江南制造局。这个局是1865年6月创办，开办费共计规银（下同）54万3千两，其中购买美商旗记铁厂的6万两，4万两是海关通事唐国华等罚款报效，2万两由江海关道筹借。经常费的来源，则主要靠海关拨款。关于该局的资金来源，《江南制造局记》中有以下一段叙述：
“制造款项，创办之初，暂在军需项下通融筹拨。同治六年(1867年)议兴船工，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在江海关解部四成洋税的留二成案内，以一成为制造轮船之用。八年（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附奏，请以酌留洋税二成全数作为制造之用。光绪十八、十九两年（1892、1893年），设无烟、栗色火药两厂，二十一年（1895年）设炼钢厂，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奉部拨银40万两为三厂开办经费。二十三年（1897年），复奏请加拨三厂常费每年银20万两，在江海关税厘项下拨解。二十五年（1899年），改由江苏各司关道局分筹协济。……二十九年（1903年），江海关解局二成洋税改为十二成之二成。”[4]
以上所述说明，江南制造局的经常费主要靠的正是海关每年提解的四成洋税，户部加拨的同样在此项下。据统计，该局从1867年至1904年的历年经费收入中，海关二成洋税并筹拨专款项下，共达25286663两，年平均60万两以上，最高的1902年达150万两以上，占总收入的年平均比重达87.72%，[5]可见该局对海关财政依赖之大。
福州船政局。这个局是1866年创办，开办费47万两，全由闽海关拨付。1866年阴历11月起，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月拨5万两，称六成税款。截止1874年6月底，共拨470万两，足敷开支。但这以后因闽海关税收减少，经常不能拨足。1876年改从六成项下月拨3万两，另在解部四成项下拨2万两。此项办法亦难维持，特别是1879年以后，关款减少，部款增多，六成船政款积欠日增，以致船政局的实收数由每月5万两降至70年代的3万两，到八、九十年代更降为1-2万两，连员工薪资都发不出，只得于1907年宣告停工。据统计，这个局从1866年至1895年止，闽海关拨款总数达1687万两，[6]如加上后来续拨的也应在2000万两以上，同江南制造局依赖海关财政的程度相当。但因闽海关税收减少，难乎为继，迫使这个局不得不停止生产，这又从反面证明关款供应对洋务企业的决定作用。
天津机器局。这个局是1867年5月筹建，至1870年8月建成投产，开办费共用银48万余两，其中除8万两外，都是由津海关拨付的。该局常年经费，则以津海、东海两关四成洋税为主要来源，而关税收入每年多寡不等，所以津局每年的收入并不稳定，收入最多的年份，如1892年达45.6万余两；收入最低的年份，如1872年和1873年，每年不到20万两。常年平均经费约30余万两。[7]这个座落在皇城脚下的北方大型近代军用工业，经费同样靠海关支援。
上述三例说明，海关确实是洋务企业的财神爷。不仅大型军用工业是如此，连地方省办的中小军用工业，同样要动用关款。如山东巡抚丁宝桢筹建的山东机器局，在自筹的开办经费中，也动用了临清关的税款。
联系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的独特角色——赫德
赫德，英国爱尔兰人，1835年出生于一个小手工工场主的家庭。18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正好英国外交部在选派人员补充中国各领事馆的缺额，赫德成为被皇后大学等三家大学推荐给外交部9名毕业生中的第二名。1854年4月，19岁的赫德，奉外交部的委派，启程来中国担任见习译员。10月派他到宁波领事馆工作。1855年6月，被提升为助理翻译员，并代理了几个月的副领事。1858年3月调至广州英领事馆工作，并在粤海新关筹建时，被委任为副税务司。从此赫德辞去了外交职务，投入了晚清海关事业。
晚清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于1861年4月突然请假回国。临行前，推荐江海新关税务司费士来和粤海新关副税务司赫德代理他的总税务司职务。同年6月30日，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任命赫德为代理总税务司。从此便奠定了赫德独霸晚清海关近半个世纪的基础。
1865年冬天，赫德又连同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以后便一心一意地一面加强开辟和整顿海关，一面协助总理衙门开展洋务运动。
1865年5月，赫德向清政府提出了《局外旁观论》，这是经过精心安排代表英国人利益督促清政府改革内政外交的一个建议，恰好成为当时清政府正在着手全面推行洋务运动的重要参考。
与此同时，赫德接二连三地插手以下各项洋务活动：
一是改组和扩大同文馆，使一个原来单纯学习外国语言的学校，变为介绍近代科学思想进入中国教育制度的先驱。奕訢为此奏请于同文馆中添设学习自然科学的格致馆，招考正途出身的人员，进馆学习天文数学，培育科技人才。结果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引发了一场论争。这一改组不仅是首先由赫德提议，而且经费来源也是由海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开支，外籍教习和总教习丁韪良也都是赫德推荐的。
二是督促和协助总理衙门派遣对外使节。先是赫德利用自己返回英国的机会，说服总理衙门组成以满人斌椿为首的小旅游团，由他率领出国进行考察，作为开风气之先。出游旅费，统由总税务司预垫，整装银两也由海关征收的船钞酌给。接着于1870年2月，组成以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为首近30人的外交使团，遍访了美、英、俄等各条约国，使团经费也由海关代管的一笔款项支付。1876年清政府派遣了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到英国伦敦设立公使馆，同样是赫德一手促成的。郭的出使，一切都由海关代为安排，一行数十人，由上海前往伦敦，搭坐轮船所需的船票，沿途应用的银两，伦敦的接待和租赁房屋等等，都由江海关以及总税务使署伦敦办事处金登干负责。此后陆续设立的驻外使馆，所需经费都是由海关支付，可见赫德在为清政府开拓近代外交方面的作用不小。
三是利用1874年日本侵台时机，协助清政府先后向英国订购炮舰8艘，碰快船2艘，作为南北洋海防的初步基础，后来建立的北洋海军也由此起源。这批海军舰艇，由赫德通过金登干承办，经费的大部分也由海关开支。
四是由海关兼办近代邮政。中国近代邮政事业，是赫德一手操办起来的。海关总税务司署下设立的专职邮政司，后来便成为分立出来的邮政总局。
五是插手台湾基隆煤矿的开采事宜。1867年基隆煤矿开始开采，但因管理不善搁浅。1875年，清政府批准沈葆桢采用机器开采的建议。赫德从中力促其成，并要金登干代为物色采矿工程师。
总之，当时总理衙门的重大洋务运动，几乎都离不开赫德。
赫德虽然是英籍客卿，但在晚清政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晚清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经办者和总顾问，实际上也就是晚清政府的总顾问。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赫德这个独特角色表现出来。赫德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为中国服务”期间，一手抓海关，一手抓洋务运动，这两项工作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如何评价赫德？这在赫德的生前和生后，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大难题，不是我这篇小文章所能解决的。在这里，我只想就赫德对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关系方面，就事论事地提些个人的看法，作为本文的结束。
平心而论，我们如果敢于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把推动中国近代化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的话，那末，对赫德为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所作的奉献的一生，应该毫不吝啬地给予满分，即使不给满分，至少应打个八十分。而对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等人，能够对赫德那样一见倾心，意气相投，给予高度的信任和重用，同样应该赞赏他们的知人之明和破格用人的胆识。同时，我认为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所作的赫德碑铭，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赫德的历史和身份的。这个碑铭的内容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灯塔的建立者。国家邮政局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中国政府的忠实顾问。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谦和、容忍、明智和果断，他克服了艰巨的障碍，并且完成了一项伟大的造福于中国和世界的工作。”[8]另外，赫德在1901年曾预言，五十年后，中国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中国，“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外国在中国的一切殖民利益都将告终。他反复强调中国必将崛起有日，不可能永远屈居于列强的凌辱之下。[9]我对上述赫德预言同样很感兴趣。五十年后，不是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于东方了吗？外国在中国的一切殖民利益不是都告终了吗？如果赫德真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子的话，能作出这样灵验而又伟大并且充满着热爱中国*的预言吗？
注释：
[1]上述内容主要参照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第一、二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2]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第600-603页附表——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分配统计总表，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五日恭亲王等奏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8卷第3615页。
[4]《江南制造局记》第4卷第1页。[5]引自《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江南制造局历年经费收入”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6页。
[6]《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闽海关历年拨给福州船政局款项”表，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版，第2卷第363页。
[7]参见《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12月版，第91页。
[8]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北京版，第1-2页。
[9]转引自芦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11页。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