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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08 11:49:28)
近年来，许多汽车厂商纷纷合资，往往是重复引进，失去了自主知识产权，因此许多中国汽车人开始大声疾呼：“中国人要树立民族自信心，要造出自己的国民车。” 其实30年前中国二汽已经为中国人造出了国民车，回忆二汽30多年前，一次创业、二次创业的艰苦历程必将坚定我们的民族自信心。1975年二汽生产出了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批东风汽车；1978年又造了另一款自主创新的轰动全世界的东风“英雄车、王牌车”；1985年东风自主品牌的汽车产量占到全国60%以上。二汽的创业精神值得今天有志于造国民车的汽车人学习，2006年正月初六记者采访了原中国二汽（现东风汽车公司）厂长黄正夏先生。
来到黄老家，只见80多岁高龄的黄老，依然精神矍烁，思维敏捷。回顾二汽的建设历程，黄老娓娓道来，他说，30多年前，二汽的建设直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是采取“聚宝”的办法来建设的，集全国人才之宝、技术之宝、设备之宝，用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自己设计、建设的军用、民用汽车制造厂，造出了完全拥有自主产权的中国人的车，今天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我们应该更有信心造自己的国民车。
二汽建设几上几下
据黄正夏介绍，就在我国刚开始建设一汽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考虑建设二汽了。1952年底，毛主席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厂”。由于美国飞机的轰炸，在朝鲜志愿军的汽车损失非常大，前方急需的给养、物资运不上去，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前方战事的进程。国内的运力靠的就是国民党留下的一点破旧卡车和从前苏联买的一点车，缺口相当大。
1953年毛主席在批准第一汽车厂开工建设的时候，提出了中国一个汽车厂不够，要建设第二汽车厂，就开始了第二汽车厂的筹备工作。1953年底中央正式决定由湖北省承建第二汽车厂，李先念同志和湖北省委决定派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任筹委会主任，1954年4月份湖北省调集了5~6位地（市）委书记、5~6位厅（局）长、全部8个地（市）委宣传部长、30多位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筹建第二汽车厂。黄正夏当时任筹备处副主任，并被派到武汉华中工学院、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学习，准备以后抓生产和技术工作。1957年2月17日二汽筹建工作因故停止，随后黄正夏被调往国家科委工作了十多年。
1958~1960年间，二汽曾准备第二次上马，实际筹备不久又下马。
1964年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战略方针。一机部段君毅部长提出三线建设不能没有汽车，因此二汽又开始筹备上马，当时除一汽外，还有南京、上海、北京、济南等四个汽车厂和一批中小修配厂，每年能生产五六万辆车。二汽建厂是在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和加速三线建设方针下进行的。1965年一机部段君毅部长在长春成立领导小组和筹备处。二汽筹备处由五人小组组成：饶斌、齐抗、李子政、张庆梓、陈祖涛。以饶斌为首的选厂组曾在四川、湖南、贵州等地察看，踏勘了80多条山沟。后因党中央决定二汽在襄渝沿线选厂，最后界定在东起十堰、西至白河。最后由周总理决定二汽在郧阳十堰地区建设。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1965开始组织班子，开始调查，1965年4月1日象征性地开工，举行了开工典礼，结果因“造反派”“大闹”厂址而终止。
1966年10月，一机部牵头在老营召开了二汽选址现场会议，在老营期间，正值“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时期，一天三餐饭，大家都蹲在地上，几个人围成一圈，菜碗放在地上，手中拿着饭碗，边吃边议论工作，有时能有块石头在屁股下面垫一下就算不错了。如果去看沟，那就每人一个军用水壶，戴顶草帽，背上背包，包中装着资料及饭盒，饭盒中一般是两个馒头，就上路了。会议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有时不得不暂时休会，再组织大家去看沟，回来再继续讨论。最后一机部白坚副部长认为将厂址定在十堰是大家讨论作出的决定。《老营现场会议纪要》正式以一机部的意见上报国家，1967年2月，一机部正式下文批准。1966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二汽临时党委，由饶斌、齐抗、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组成。当时第二汽车制造厂是国家重要的军工单位，对外称是“国营东风机械厂”。1966年11月，二汽的设备修造厂率先开始动工。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破声，二汽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了。
黄正夏回忆道：国务院决定采取“聚宝”的方式来解决二汽面临的建设难题。全国支援二汽，一汽调来了三分之一的技术干部，一汽包建了11个分厂，上海包建6个分厂。通过“聚宝”，二汽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成果。全国140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为二汽提供了40多项科技成果，600多个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为二汽生产了2万多台设备，还为二汽输送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从建成后二汽的设备、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看，二汽的生产技术水平确实做到了建厂方针所提的高于一汽。原三线建设办公室主任鲁大东认为三线建设最成功的就是攀枝花钢铁厂和第二汽车厂。
当初的十堰，在全国、全省都不出名，在地图上也找不到，是湖北西部偏僻山区的一个小乡镇。就是这样一个偏僻小镇，被党中央、毛主席定为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这也是备战备荒、建设大三线的产物。当背着行李来到十堰，展现在创业者面前的是一片荒凉景象。开门就见山，且山上树木稀少，一条唯一的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横贯东西，还是当年李宗仁时代修的。
艰苦创业
黄正夏回忆说，当时的十堰下雨天就不能通行，只有晴天才能通行的。对面来车时，汽车先要找一个稍宽的路面停下，等对面的车慢慢通过。汽车上山时，由于坡陡路窄，汽车就像年迈老人爬山似的，气喘吁吁，走得很慢。老乡没有见过汽车，看见大卡车和吉普车就问：“吉普车是不是大卡车的崽？”有的老乡甚至拿稻草来喂汽车。当时三箱厂（变速箱、分动箱、取力箱）筹备组有一位同志是东北人，从未见过山，在汽车上坡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将身子往前倾，像是使劲拉车的样子，大家问：“你站起来干啥？”他就回答说：“我总觉得汽车像是走不动，要往后出溜似的，我想站起来帮它拉一下，免得它往后出溜掉下山去。”逗得大家哈哈笑。
住的是芦席棚，吃的是河沟井水，晚上照明用的是马灯，
日常生活用品全靠汽车从外地运进山沟建设工地。十堰非常闭塞，人民生活比较贫困，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光着脚，肩上挑一根棍子，一头放着粮食（主要是苞谷）、一头挑着酸菜到学校去上学。老乡不会搭架子种豇豆和黄瓜等蔬菜，有句笑话：“豇豆地上爬，黄瓜地上滚泥巴。”
厂址踏勘工作是辛苦的，早出晚归，每天要走几十里的山路。走得腰酸背痛，脚经常起泡。很多领导同志撑着拐杖，走在最前面。每到一个山沟，都要用皮尺测量一下沟的宽度，找当地老乡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下雨时创业者住的芦席棚里面下小雨，河沟的水位暴涨，人只能站在水里，铺开木板搞设计。山区蛇很多，有时蛇爬到人睡觉的被子里，女同志害怕极了。晚上提着马灯进行勘察设计。二汽施工从1969年9月才开始，当时没有铁路，物资先运到丹江口经水路从丹江口水库到邓湾后，重型设备都是人拉肩扛搬运到工地。几十吨的大设备都是人工拉纤，用木头慢慢地滚动到建设工地。
黄正夏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顺口溜：十堰市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只有一条老白公路）；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捡了石头当煤卖（年代很久的石煤，热量很低），红薯叶子当白菜（没有菜吃）；电话没人走得快（电话多，容量小），下雨打伞头朝外（车多路坏，下雨泥巴多防止泥巴溅到身上），公路有山又有海，一进十堰跳起来（公路凹凸不平、下雨就积水）。
建设中的二汽生活非常艰苦，家属小孩都只能在丹江口、襄樊、武汉等地暂住。但大家都豪情满怀，从一汽来的很多知识分子干部写出标语：“天上没有玉皇，海底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当时很多老干部、老工人说：“国家要我们建二汽，我们要先贡献自己，再贡献子孙，一定要把二汽建设好！”后来二汽办了很多职工大学、夜校、工人培训，很多外单位援建的职工乐意在二汽参加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大家发扬革命传统，所有领导干部和群众一样吃苦、一样参加劳动，没有菜吃就啃咸菜，吃不上大米白面就啃窝窝头、喝泉水。像王兆国、叶炎章等年轻的知识分子、工人组成青年突击队，在建设初期甘当小工，像民工一样在工地劳动。
“文革”中，二汽军代表亲自到长春一汽与造反派交涉，“勒令”将饶斌“押回批斗”，实际接回二汽保护起来。二汽就是采取了这样的特殊措施，保护接收了全国不少工厂里不要的“走资派、臭老九和工人贵族（技术工人）”，为二汽顺利建设集中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老领导、老专家和技术骨干，这样也促进很多青年干部健康成长。
1973年底，黄正夏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要求从国家科委调回二汽工作，当时李先念副总理给中央组织部的批复是这样的：“黄正夏这个同志很奇怪，人家都是要求上来，他偏要下去，该同志一贯是很积极的，我同意。”黄老到二汽后，就赶上了全国批林批孔运动，二汽党委当时提出主动开展诉苦运动，发动老工人老干部忆苦思甜，并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这样一来就压倒了一些造反派的气焰，使其在二汽基本上形不成气候，使建设很快走上了正轨。
造英雄车、王牌车
令黄正夏自豪的是，1975年建成的第一个车型是两吨半越野军车（25Y），1978年建设第二个车型。1978年底边境对越自卫还击战，12月9日黄老接到命令：调二汽1000辆越野车（25Y）和1000辆五吨车（东风140），12月18日全部运走。车运到前线，最初很多同志曾怀疑东风车的性能，但在战斗中东风车能上45°的陡坡，而且跑得快，特别是在我军部队攻击山高坡陡时，敌人疏于防范，来不及反抗就被歼灭了。部队官兵称东风车“伤亡少、突击性强，带少量弹药、缴获大”，称东风车是“英雄车、王牌车”，是“邓小平派来的神车”，有一辆东风越野车在行进中遇到了360度的翻车事故，照样继续参加战斗。
1980年以后，世界总形势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军车的订货很少，一年不到1000辆，二汽原来设计每年生产45000辆军车，便下定决心调整部署，把原由国务院审定的、年产10万辆汽车纲领中的年产4.5万辆的两种军用车，正式大幅度调低到1万辆；把5.5万辆民用载货车，正式大幅度调升到9万辆。按照当时预算，要建成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总投资需要25亿元，截至1979止，国家已投资16.7亿元，尚缺8.3亿元投资。这时“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经济需要恢复，百废待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需要对未来计划进行调整。在1980年初，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曾以正式文件通知二汽缓建，停发一切基建投资及设备材料购置费用，只发职工工资及设备维修费，这对当时已有3万多职工、2万多台设备，刚刚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二汽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旦打入“另册”，真正停缓建了，不仅工资开不出，队伍难以维持，设备也保不住，二汽从此可能衰败下去。
跃居全国行业第一
黄正夏回忆道：为了渡过这一难关，我们曾写过两次报告，第一次报告提出“自滚雪球”不上缴，财政部认为投资二汽已达16.7亿元，赚一分钱都要上缴，不批准。第二次报告提出“对半上缴的贷款”，财政部认为可以考虑，但须上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黄正夏为此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封信，哪知李先念副总理很快就批复如下：“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决不准你们在下面乱开口子。”最后二汽提出“不要投资，只要政策”的第三次报告，请求国家批准，将按计划应当留给企业的三笔资金，包括折旧基金、利润留成、设备维修费各提取一部分，由企业统一“捆起来”使用，自行安排续建。国家很快批准了。二汽的“自筹续建”执行情况很好，1980至1985年六年中，计划自筹3.3亿元, 实际自筹近5亿元，共生产35万辆优质车。到1985年底，不仅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投资，而且提前两年建成了年产10万辆汽车生产能力，还增加了相当国家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3.9亿元，净上缴利润8.47亿元，上缴税收4.22亿元，增建了技术中心、大型现代化汽车道路试验场、自备热电厂、电视广播中心，填补了过去“先生产、后生活”的欠账，加盖职工宿舍60多万平方米，修建厂区道路100多公里。在当年，汽车产量、实现利润、税收都占到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说明企业有了自主权，政府放手让企业自主经营，企业的潜力大得很，只要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团结一心图发展，不吃大锅饭，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走出国门虚心学习
二汽先后组团到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考察，既考察生产管理，也学习产品开发、企业经营管理。经过考察，接触和学习了国际上成本核算、技术开发、质量管理、销售服务、资本经营等一系列经验，从而把“单纯生产型企业”，逐步改造成“生产开发型企业”，最后定型为“经营开发型企业”。开始进行总厂、分厂、车间、班组四级核算，实行“以质量管理为基础，技术进步为核心，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总厂、分厂、车间三层分层经营核算。让工人阶级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充分调动工人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逐步总结发展成为以总厂分厂“分层经营机制”为内容的“质量、技术、效益型企业”。
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
1981年铸造一厂的缸体、缸盖废品率高达50%以上，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生产装车，黄正夏紧急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方案，最后决定成立一个由总厂党政工团、生产管理部门、技术部门等抽调出来的38人组成的一个解决影响铸件生产瓶子口问题的攻关小组，总厂干部下车间现场查看、和工人聊天、调查问题症结，发现了影响铸件生产的四个原因，首先就是KW线老停，线一停，本来已经溶化好了的铁水就得等KW线重新运行，等KW线运行的时候，铁水早就凉了，铁水一凉就得回炉重新加热，一加热铁水的元素就发生了变化，元素一发生变化就严重影响铸造质量；第二个原因就是砂芯，送风不过关；第三个原因是生产不均衡；第四个原因是铁水量不够。找到原因后，我们一边发动群众，聚合群众的智慧，搞小改小革和合理化建议，最主要的是我们推行责任制，对KW线进行了一些小的改造，同时在KW线装上紧急灯，停线灯马上就亮，灯一亮就知道这是谁的责任，谁影响了生产就追究谁的责任，不再搞大锅饭。就这样问题终于迎刃而解，缸体缸盖的废品率下降到10%。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
1986年，发动机厂生产的发动机连续几个月不合格，不仅影响着“英雄车”的荣誉，用户反应很强烈，而且返修次数多了，职工也很不满。为此公司成立了由生产、质量、技术，还有做思想工作的党、工、团成员，一共43人的攻关组，全部沉到生产车间，运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一人蹲一个点，和职工聊天，同职工一起干活，在百姓的误解、谩骂和蚊虫的嗡嗡声中，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多天把问题解决了，赢得了胜利。
二次创业
开展了襄樊二汽基地的建设，产能由年产10万辆扩大到20万辆， 建设了一座当时东亚最大的高水平试车场，聘请英国专家设计，建设了能爬45°、60°坡度的两条试车专线，对越野车进行更严格的考验，对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提出更高的要求。专门组团到美国考察了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在生产线上的应用，引进和建立了总厂计算中心和各分厂的终端机，改进生产管理、产品设计、设备制造，提高自动化、智能化集成能力。先后引进了美国康明斯公司两个系列的柴油发动机制造技术，日本6吨至8吨平头驾驶室和底盘设计制造技术，德国组合机床设计制造技术等，1984年还与美国福特公司探讨了30万辆轻型汽车厂合资建设意向。这不仅使二汽成为较强大的汽车制造厂，并建成了若干专用设备制造厂。
黄正夏说：我们1981年4月组织了联营公司（二汽集团），不久就逐步扩大范围，实现了以二汽为龙头，集团成员从产品装配，到分工开发基本车、变型车、改装车、专用车的转变；从单纯设计制造5吨级长头汽油车，到开发6吨至8吨级平头柴油车的转变；从内向型封闭生产到开放型市场经营的转变。我们还扩大地域，一方面建设第二基地，从十堰、到襄樊、再到武汉，实行“三级跳”，建设了湖北五百公里汽车长廊；一方面向上海、杭州、广州、广西、四川、云南、新疆等省区扩大集团成员，帮助各省区汽车企业改造和发展。这样，就彻底摆脱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特大型企业只能在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吨位和车型、单纯采用汽油发动机的孤立被动局面，走上了全方位、全系列、多种车型、使用多种油料，在全国开展大协作大发展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二汽的第二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