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也惟其如此，志士继起，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他思想敏锐，集思想家与*家于一身，这又决定了他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与其*论相一致，具有现实性意义的思想指导，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后，梁启超的爱国论复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并寄语新青年，从而使自己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愈加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一、从《说群》到《爱国论》2.0"“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在欧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但民族意识却是很久以后来才出现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一个人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是他家乡地区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话），才是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教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从理论上讲，教会就是国家。”[2]（P45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对神的解放，从而也使人们的忠诚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即转移到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时，开始认识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愈益增长。但是，只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标志着欧洲开始进入了近代民族建国的新时代。所以，G.P.古奇说：“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3]（P11）与此相应，公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最终由封建王朝转向民族的国家，即浸成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4]（P89）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仅是康有为的助手，但他对于西学的感悟能力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维新派倡言变法图强，固然是将变革封建*与民族救亡相统一；而“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则表明民族主义乃是他们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发出的最强音。维新派高扬民族主义，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无疑是“合群”说。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说：“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5]（P172）梁启超也曾指出：“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6]（之二，P3）在这里，“合群”的理念已内含近代爱国的意蕴。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内，维新派民族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盖出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反复三致意焉”，且明确强调“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7]（P1321、1394）。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说，康有为于《天演论》极为推崇：“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8]（P42、43）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合群”说并未全然照搬《天演论》，对于其主张“择种留良”尤其不以为然，着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强群体固结本来的意义。这是康有为的特殊之处。但是，康有为对于“合群”说毕竟并未作系统的阐释；相反，追随乃师的梁启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变法通议》之后，却“又思发明群义”，在整合严复译《天演论》、康有为的主张与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础上，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6]（之二，P3），虽然最终仅完成了《说群·序》，却有力地将“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意蕴，进一步丰富和凸显了。
梁启超借助西学关于“吸力”、“拒力”；“爱力”、“离心力”；“六十四原质相和相配”，以及“造物”、“化物”；“合群”、“离群”等等新的概念，演绎“群理”。他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国乃合群的结果，“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即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国。其结果是一盘散沙，有四万万之民，即有四万万之国，实则为“无国”。天下有列国，故有己群与他群的分别与竞争。善治国者，必须懂得君民同为一群中人，善于“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要言之，所谓“合群”，就是要使国人万众“一心”；所谓“亡国”，就是“土崩”与“瓦解”，即“离群之谓也”[6]（之二，P4、5、7）。梁启超所谓的“说群”，就是要揭示国人当超越个体，以群体即国家的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全体国人的凝聚力的根本道理。很显然，在梁启超的文中，“爱国”一词虽未出现，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已是呼之欲出了。
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当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当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据笔者所知，这里的“爱国”一词，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该文则既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梁启超本人专论爱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开宗明义，即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和充满感*彩的语调，揭出了“爱国”的主题，它写道：“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现代意义的爱国的理解而言，梁启超的《爱国论》诸文提出的以下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爱国心，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一统，称禹域，谓之天下，故无现代国家的概念。“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6]（之三，P66）所以，只能说国人爱国性质隐而未明，不能说缺少爱国的性质。如果说，这已经是在强调爱国是现代的理念；那么，1902年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国”的历史趋势与欧洲各国爱国思潮的关系，无疑是将此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他说：欧洲中古前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Worldscace是也。以误用此理想故，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国人爱国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欧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各国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爱国思潮也缘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6]（之十，P35）。同年，在《新民说》中，他对“民族建国”更作了进一步说明：“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而“组织民族的国家”，还需创代议制度，使人民得以参预政权，“集人民之意以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以为国权”；复定团体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限，各不相侵，“民族全体得应于时变，以滋长发达”。所以，梁启超强调，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9]（之四，P41、11、44），即“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的国家而已”[6]（之十，P35）。显而易见，梁启超所谓的“民族建国”，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
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巨，“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6]（之三，P67、68）。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9]（之二十二，P104）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9]（之八十九，P5）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6]（之二十六，P19、20），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9]（之十一，P1），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6]（之十四，P2）
由上不难看出，从《说群》到《爱国论》，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二、爱国与救国
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因人而异，可以有许多具体的内涵和多样化的途径；但是，在国势陵夷、危若累卵的当今中国，爱国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国。“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认真思考救国良策并将之付诸实践：“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6]（之五，P12、14）
“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7]（之五，P14）但所以然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使国人只知天下而不知有国；更重要还在于专制君权对于国人的压制，造成了人心的冷漠与散乱。梁启超认为，未有子弟不爱家，不视家事为己事，但惟奴隶未见真爱其家，因为他认为那是主人的事。国事亦然。所以，欲观其国民有无爱国心，必当问其民是否自居子弟或奴隶的地位。专制君主视民为奴隶，民于国家既不敢爱，也不能爱，惟有漠然视之而已。这就是何以民主的西方各国“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所以，问题的逻辑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端在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故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梁启超写道：有人或者要问，奈何朝廷压制民权？“答之曰：不然，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人视自由权利为生命，不惜流血奋斗，“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中国人不知民权为何物，实为奴性的表现，如此与西人竞，自然无不败。但以民权号召天下，光绪皇上将何如？梁启超回答仍然是明快的：民权与民主有异，英国民权发达，皇位仍存。但欲存皇位，也仍需以兴民权为前提：“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6]（之三，P70、73、75、77）如前所述，梁启超曾强调外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在这里，他复强调专制君权之“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6]（之十，P3），其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按脉论而投良药”，其救国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异的。换言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与时俱变。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8]（P13）。戊戌政变后，他亡命日本，一时思想日趋激进。1899年，他撰《爱国论》，如上述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已反映了这一点。1902年，复撰《新民说》。广智书局后发行《中国魂》单行本，即为《新民说》的一部分。而梁启超以为，“中国魂”就是国人的“爱国心”[9]（之二，P38、39）。所以，《新民说》虽有丰富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强调要培养与造就具有现代爱国精神的国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思想之激烈程度更达到了顶点。他强调，国家不同于朝廷，前者如公司或村市，后者则为公司事务所或村市会馆，二者性质、轻重不同，应以哪个为本，“不待辨而知”。故有国家思想者，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爱国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恨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显然是认为现在由西太后控制的朝廷是非法的，无可爱的，所以他断然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K3PC02.JPG}粉之。”如若必要，行“有血之破坏”[9]（之四，P16、17、64、65）也在所不惜。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立宪、革命两派都是出于爱国的热忱，对于立宪、革命两主义，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张二者应“互相协助”。他说：“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则亦宜合全国民以对付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9]（之四，P161）足见其倾向革命，难怪乃师康有为大为震怒了。
但是，1903年，梁启超的*思想又突然发生了大转折，先前所谓的“破坏主义”、“排满革命”全行放弃，退回渐进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对此，学术界已有太多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人们多将之归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师友的劝说；美洲游历的影响[10]（第9章）。但是，迄今尚未见有人从梁启超爱国思想自身逻辑的角度立论。在梁启超爱国主义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爱国是绝对，谋国的政策是相对，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见智见仁，不妨殊途同归。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即提出：“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而罔不相合。”[9]（之十一，P1）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9]（之二十六，P39、42）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捉，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9]（之四十二，P60）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1903年，梁启超游美，曾与各埠华人有广泛的接触，由是生两大观感：一是华人富有爱国心。他说：“（哈佛）全市华人不过百余，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尤其是容闳先生已七十六岁高龄，“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二是华人素质之差。旧金山华人社区社会秩序混乱，中华会馆等团体内部宗派林立，一盘散沙，百事废弛，“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久受专制约束的国人来到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虽不乏爱国爱乡之心与勤勉，却非但没有变成现代的国民，反而劣根性愈加膨胀，实出梁启超的意料之外。立宪共和“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深感中国问题不容理想化，即行立宪共和政体，“是无异于*其国”。“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中国需要管、商、克伦威尔一类人物再生，“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9]（之二十二，P45、123—124）。由是，他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梁启超*思想的上述变化，不仅招致革命党的抨击，而且在立宪党中也遭到非议，以为出尔反尔，无非好名。事实上，在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年代，学术界也多斥之为反动。然而，如果我们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的逻辑看问题，就不会简单抹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是无条件和绝对的，但具体的政策与主张，因时因人而异，却不应当是凝固的。这个原则对于持论不同的爱国者来说，就是当尊重意志自由和追求殊途同归的互补性；对于真诚爱国的个人来说，“按脉论而投良药”，也应当承认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自觉今是而昨非，因而适时修正其药方，也是允许的。梁启超强调在专制君权下，国家成了一人私产，压抑了国人的爱国心，造成了民族涣散无力，是对的；但他相信民权既得，国人即可由传统的部民变成现代的国民，从而得以举全国人之力办一国之事，不出数十年，中国也将如西人然，“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6]（之二，P75），则显然又失之理想化了。美国华人社区尖锐的现实，令他幡然思变计，也当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年谱长编》说，“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11]（P334），是比较客观的。此外，1903年，又是梁启超放弃卢梭民权论，转而接受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重要年头。后者主张国家有机论，强调统一与秩序对一个国家强盛的极端重要性。是年，梁启超发表《*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大不同，“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6]（之十三，P69）。这与梁启超“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以，所谓“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与“师友的劝说”，都是第二位的原因；新的经验与新的学理皈依，二者互相发明，愈益坚定了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逻辑的推演，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诚然，其后的历史发展业已证明，革命是它的最终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后退。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超越了革命、改良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的共识——革命派、立宪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其各自坚持激进与渐进的*主张，应当看成是二者谋求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所设计的具体救国方案之不同。革命派与立宪派虽不应等量齐观，但从根本上说，却又是互补的（如上所述，实际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已经提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又非简单的倒退，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成为他是依自己爱国的理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并且做出了同样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民元初梁启超归国演讲，会那样理直气壮，以为晚清革命与立宪两派，各有得失了。
近代爱国者众，但能致思救国道路且产生实际影响者毕竟不多。梁启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毛泽东说，近代的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曾走过了千辛万苦的道路。这不仅是指众人前仆后继之谓也，而且也是指一个爱国者虽不免于失误与曲折，却能执著探索救国道路，始终保持爱国的真诚。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梁启超在回应时人非议的《答和事人》一文中，曾写道：“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以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11]（P334）所谓“吾心之所安”，实指爱国之志；所谓“其一贯者”，真诚之谓也。联系到民国后，梁启超坚持“不问国体，只问政体”的初衷，不惜冒生命危险和与乃师的对立，两度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我们不能不相信梁启超虽“善变”，但自有“其一贯者”，即爱国之真诚。郑振铎深得梁启超之心，他在梁去世后写下的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梁启超：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顽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郁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4]（P89）。
三、爱国与“国民之自觉”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命途多舛。这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了无数志士仁人的爱国热诚；但是，另一方面又令意志薄弱者常生悲观之思。惟其如此，在近代史上，强国梦与亡国论，复又交织并起。梁启超难能可贵，即在于虽经历了千辛万苦，对中华民族的必定复兴，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梁启超认为，国家与个人然，“生于希望”。人生有两世界：就空间言，有实迹界，有理想界；就时间言，有现在界，有未来界。前者属于行为，后者属于希望。“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卷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故人类胜于禽兽，文明人胜于野蛮人，就在于“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9]（之四，P25）。抱希望愈大，其进取冒险之心愈雄健。越王勾践与摩西的故事已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6]（之三十七，P12）所以，爱国者必当是对国家的复兴抱无限的希望者。“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6]（之二，P13）他的《论中国之将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大中华发刊辞》诸文，无非对此无限之希望，三致意焉。但梁启超没有停留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智慧并不亚于西人等等的铺陈，其独到之处，是揭橥了“国性”说，以为立论的基础。他指出，国有与立，中国历时数千年，生生不已，本身已说明它久已浸成了独有的“国性”。所谓国性，虽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但其具象于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中，仍依稀可辨。它沟通国人的德慧术智，纲维国人的情感爱欲，成为凝聚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遭瓜分之祸，多缘内部分裂，而分裂的原因无非有三：“国内种族相争”、“国内小国相争”、“国内宗教相争”[6]（之四，P68）。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纷争的时间短，其人种地势与宗教皆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外人实无隙可乘。“呜呼！吾国民乎，以吾侪祖宗所留贻根器之深厚，吾侪所凭借基业之雄伟，吾侪诚不自亡，谁得而亡我者！”国性成之固难，毁之亦不易。故“吾就主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6]（之三十三，P86）。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上就是指“民族精神”，他的论述未必精当，但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惟其如此，梁启超对持“中国必亡”论者，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持是论者愤世嫉俗过甚，不仅颓然自放，且涣散人心，为害甚烈。“质而言之，则持中国必亡论者，即亡中国之人也。”[6]（之二十六，P35）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反对“*主义”。尽管在他看来，忧愤*与持“中国必亡”论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志行薄弱之表征”。不自由毋宁死，固然是对的；但是，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中国正需要更多的仁人志士，以唤醒行尸走肉之辈，“浸假别出一途，以实行*主义，是我与彼辈同罪也。呜呼！我有意识之国民，其毋*”[9]（之二，P90）。为此，他大声疾呼，表示愿就以下的抱负，与真正的爱国者共勉：微论中国今日并未亡，即令已亡，国人也当继续奋斗！若国土为外人占领过半，则当学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人；使国土而分隶于数国，则当学19世纪中叶之意大利人；使国土而为一国并吞，则犹当学蒙古时代的俄罗斯人与今日之匈牙利人。应当坚信，有五千年历史与四万万同胞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由此言之，则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而况乎今犹可以几幸不亡于数年或十数年间也。”“吾侪其忍更颓然自放以掷此至可贵之岁月也。呜呼！吾音哓而口瘏，吾泪尽而血枯，不识国中仁人君子其终肯一垂听焉否也。”[6]（之二十六，P35、50）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如果说，这还毕竟是对外的公开言论；那么，晚年梁启超在给子女的信中表达的同样情感，就应当说，其真诚愈加令人感动了：“我在今日若还不理会*，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败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11]（P1114）这是他去世前两年说的话，可以说，他是不屈不挠，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祖国的事业。
梁启超用心良苦，不仅自己奔走国事，不屈不挠，而且为激励他人，还专门撰写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国之武士道》、《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等文，刻意表彰中外历史上的爱国者。他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说，“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见也。……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9]（之八，P1）。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他则强调说，建国前的意大利与中国现状相若，甚至还不如我，故其三杰最值得国人效法。意大利何以成功？“岂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国’二字。群走集旋舞于其下，举天下之乐，不以易祖国之苦，举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国之乐。人人心目中有祖国，而祖国遂不得不突出，不涌现。”“天下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真爱国者，其视国事“无所谓艰”，“无所谓险”，“无所谓不可为”，生死以之而已。所以，只要国人“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则吾中国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9]（之十一，P1、57、2）。
应当说，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晚清还不免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他对包括田横、申包胥、张骞、赵武灵王等人在内的中国古代人物牵强附会式的颂扬，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入民国之后，则显然愈趋理智、开阔与深沉。这主要表现在他进一步将爱国论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从而展现了新的境界。
1915年，梁启超在《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文中，最早提出了“国民之自觉心”这一概念：“凡能合群以成国且使其国卓然自树立于世界者，必其群中人具有知己知彼之明者也。若是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自觉心。”“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6]（之三十三，P41、5）其后，他一再强调这一概念。总括起来看，梁启超所谓的“国民之自觉心”，其内涵主要有三：
其一，“健全的爱国论”。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有二，其一就是让国人从此懂得了“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便“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6]（之三十七，P2）。他在早年就已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所谓“世界主义”，是“万数千年后”的事，在现实中，国家毕竟是竞争的最高团体，所以“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9]（之四，P18）。梁启超已涉及到了爱国与“博爱主义”、“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问题，但他显然是在强调后者仅是遥远的理想，重要的是要爱现实的国家，故不及固然是野蛮，超过这个范围而奢谈爱，也是荒谬的。这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危若累卵的近代中国，自有其合理性，但其存在偏颇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此期梁启超再次论及这一问题，但其前后之见解，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在国家面临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之际，“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9]（之二十三，P20、21）。故须知合群爱国。所谓自觉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全体中国人“像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我们是“‘整体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9]（之二十二，P2、3）。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反对“最足为国家进步之障”的“不健全之爱国论”，即一种盲目排外，虚骄自大，苟安自欺病态的国人心理；要打破故步自封，“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9]（之三十二，P18、19）。要言之，所谓“国民之自觉心”，就是要提倡“健全的爱国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所以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6]（之二十六，P150）。“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9]（之二十三，P21）梁启超显然注意到了爱国与“世界主义”的联系与分际，但其强调的重点，却是在提醒国人要摆脱“不健全的爱国论”。现在，他强调，自觉的健全的爱国论，就是主张“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即讲爱国同时就必须具备世界的视野与助益全人类的胸怀。由是观之，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显然大为深化了。
其二，养成“科学的国民”。梁启超早年的爱国论，强调“由爱国心而发出之条理，不一其端，要之必以联合与教育二事为之起点”[6]（之三，P68）。其中，教育就是指要开民智，培育人才。此期梁启超投身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故又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民”的概念（注：长期以来，人们多因梁启超反对“科学万能论”，而指斥他反对科学，进而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实为误解（参见拙文《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他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实业的初步发展，显示国人的自觉已迈出了三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是为首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是为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是为第三步。有了这三步，下面必然要引出第四步，即进一步独立发展本国实业的要求，这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用现代的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梁启超强调，与西人较，中国民族并不缺乏智慧，“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9]（之二十二，P7）。所谓“旧的学问知识”，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内涵的陈旧知识。国人传统思想中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痼疾，归根结底在科学之思想不彰。民国以来中国实业的发展，毕竟已证明了“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固守非科学的态度，只能被淘汰。梁启超说：“长此以往，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8]（P799）国家要独立富强，不能不发展自己的实业，而要发展实业，国民就不能努力不尽快地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梁启超将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倡导联系起来了。正缘于此，梁启超不仅出任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董事，而且应邀到会讲演，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培养“科学的国民”的新概念。
其三，救国当“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年在《爱国论》中提出了“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的著名观点，1903年游美后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思想又明显后退。但是，进入民国后，尤其是经历了反袁斗争与新文化运动，其民主思想却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使国人懂得了“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他说，这“叫民主精神的自觉”。足见其思想的进展。游欧归来，受五四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普遍高涨的影响，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运动的联系愈益深化。他在反省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误路。”立宪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维持现状下渐行改革；革命党则想打破固有的势力。但事实证明两者都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其结果是一个强盗没打倒，却生出了无数的强盗来，国事愈不可问。“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因就在于二者皆脱离大多数的国民，自立自的宪，自革自的命，于国民不相干。“好比开一瓶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明白了这一点，现在当幡然改过，“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醒转过来，那全民*才有机会发生哩”[9]（之二十三，P22、23）。不管梁启超所谓的“全民*”事实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从倡言抽象的“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到主张改弦易辙，真爱国必“从国民全体下工夫”，其爱国主义思想毕竟是与时俱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其四，发展民族的“文化力”。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但并未忽视中西方的时代落差，即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现代的社会。他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所以，他一方面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同时，复坚持求同存异，主张既要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也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12]。“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他反对一味抹杀中国固有文化。他说：从前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的，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梁启超强调，所谓“中国人之自觉”，就应当包含“文化的自觉”。“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很明白，爱国必须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增强本国的“文化力”，就是要善于“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9]（之二十二，P27、37、35），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并助益于全人类的文明。欧战前后，东西文化的问题，是志士仁人探求救国道路不能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梁启超关于“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力”的思想主张，不仅使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为时人的文化思考，开拓了新的空间。
梁启超强调“国民之自觉心”、“中国人之自觉”、“民族精神之自觉”、“民主精神之自觉”，等等，说到底，是反映了他自身的自觉，即对于中国问题的重新审视。他对借以唤醒全体国民自觉心的中坚力量认知的变化，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
梁启超早年将国民的养成和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他所谓的“中等社会”的身上。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说：“然则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务矣。虽然，国民者其所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9]（之四，P156）他眼中的“中等社会”，也就是“士大夫”：“所谓士大夫者，国家一切机关奉公职之人，于此取材焉。乃至社会凡为要津皆所分据焉。故不惟其举措能直演波澜，即其性习亦立成风气。”这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民初国事日非，“中等社会”、“士大夫”多趁伙打劫，助纣为虐，令梁启超深恶痛绝，对之失去了信心。他说：“劝老百姓以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所动于衷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之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岂不由是耶！”[6]（之三十三，P8、9）五四运动的洪波巨浪与共赴国难的特殊经历，使梁启超在情感上进一步贴近了青年。他对五四青年运动深为感动，归国后撰文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所以我对于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6]（之三十七，P51、9）由是，他不再笼统讲“中等社会”、“士大夫”，而是对国人做了进一步的区分，明确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新青年的身上。他在《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一文中说，中国人有三类：第一类是军阀及其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和党人的大部分，“他们都是满含霉毒的坏血球，国家元气大半{K3PC01.JPG}于其手”；第二类是独善其身的老先生和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们，“他们是带淡色的血球，虽然没有毒，却也没有多少防毒消毒的能力”；第三类“是知识阶级的青年，尤其是在大学里或游学外国全国人所嘱望为将来各界领袖人物的青年，“他们好比心房新迸出来的鲜血球，具有摧涤瘀毒荣养全身的能力和责任。中华民国的新生命能否缔造，全看他们的‘能力率’和‘责任心’何如”[6]（之四十三，P52、53）。梁启超将新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与留学生，视为中国社会的新鲜血液，国家与民族赖以复兴的栋梁，对之抱有厚望。游欧归来后，他告别*活动，全身心转向了文化教育。他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奔走于北京、天津、南京三地各大中学之间，除讲授国学外，就是寄语青年学生，勿忘爱国。概言之，梁启超谆谆善诱，主要有三：
其一，复兴国家的社会责任。梁启超常提醒学生，大家在同龄人中是幸运者，多少青年并不缺乏才华，却无由接受高等教育。也因是之故，大家要承担的复兴国家的社会责任，也就理应更大些。他说，“今当存亡绝续之交，千圣百王所诒谋者，一旦扫地陨越是惧。……则无量数艰巨之业，乃尽压于吾侪之仔肩。中国而兴耶，其必自吾侪之手兴之。中国而亡耶，其必自吾侪之手亡之。”先辈不能支柱国家，并非天赋才能不足，实因受时代的制约，其“前此所学不适于新时代之要求，而智德力之发育，有所未尽也”。先辈以大业付诸君，并为诸君养成负荷此大业的能力，创造了现在的条件，其用心既苦，而责任亦略尽，最终能否负荷，则是诸君的责任了[6]（之三十二，P69）。在梁启超看来，青年学生欲报国，首先固然要学好先辈所不曾有的新知识与实际本领，但是，不能忘了培养自己爱国的热忱，却是更重要。他认为，爱国不是都去当*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不能忘记它也是“国家成立要素之一”，关乎国家的荣辱存亡。所以，必须“常常把爱国精神熔铸在自己职业里头作职业生命。必如此，然后这种职业才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当教师不是为了工资才给学生传授知识，而要想我是在为中华民国培养人才。真这样做了，才算尽了自己的责任，我的职业也才有了生命。所以，人人都应当也可以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充分尽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梁启超曾在一次回顾护国战争的演讲中对学生说：“（蔡锷等人）他们并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是怎么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那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青年人因纪念蔡锷，“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蔡公在天之灵，或者可以瞑目了”[6]（之三十九，P97）梁启超对于青年学生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忠于国家为惟一的伦理”。青年学生未必都从政，但对于有志从政者，梁启超的寄语，更加语重心长。他说，做一个*家，不仅要明白两个原则：一是“民众*是要民众自己去做的，决不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代他们做”，尤其不能借其名义谋私利。二是“不可以手段为目的，更不可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明白：“*家以忠于国家为惟一的伦理”，断不许丧失人格、国格，卖国求荣。“青年们啊，你信仰什么主义，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你的信仰动机若带有半点铜臭，你的信仰便没有一毫价值！”一个*家定然要有高的节操，不然，才愈高，其祸天下也愈烈。所以，“青年们啊，你想投身*来救今日的中国，请千万勿忘记这一点罢！”[6]（之四十二，P59、60）
其三，了解和热爱祖国文化。归根结底，梁启超寄希望于青年，是将之视为中国文化的传人。所以他说：“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6]（之四十三，P8）鉴于时人多醉心欧化，而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学生多要留学海外，梁启超特别强调青年人要了解和热爱祖国文化。他认为，作为一个国民，总须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所了解，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中国文化酿就了国人的“共同意识”，即民族认同感，只有对祖国的文化有较深入的感悟，“才不至于和共同意识生隔阂”[9]（之七十一，P26）。醉心欧化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消解国人的“共同意识”、民族认同感，使爱国事实上成为虚言。梁启超很清楚，清华学生享社会恩惠独优，将来在社会上也必占势力，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深刻的观点：衡量清华学生将来归国功罪的标准，当在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毫无疑问，一个对传统文化茫然无知，只醉心欧化的归国留学生，是不可能对祖国文化的发展有贡献的。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曾对学生说：美国人确有许多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便全部将它移植过来，使中国全然变成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8]（P817）。这是在明确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现在他面对清华学生又强调，不了解中国文化，便不可能有大作为。他说：“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意义罢。”[6]（之二十六，P19、20）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此一设问，发人深省，即是在今天，也仍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从坚信中国不亡，到倡言“国民之自觉心”；从主张“健全的爱国论”，到寄语新青年，梁启超的爱国主义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养料，从而展现了愈益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如果我们注意到陈独秀1916年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将自己主张的“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仅归结为“数德”：“勤”、“俭”、“廉”、“洁”、“诚”、“信”[13]（卷1）；1919年，他甚至还竟然提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13]（卷1），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将爱国与“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是怎样的难能可贵了。
四、结语
近代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国难当头，引无数志士仁人继起，爱国主义因之空前高潮。作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梁启超的爱国论独具特色。
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通过《说群》、《爱国论》诸文，成为了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代表性人物。不惟如是，他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主义的第一人，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深化了它的内涵。梁启超是现代意义的爱国论的首倡者，此其一。
在近代，爱国总是与救国相联系的。但能提出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救国方案的爱国者，毕竟是极少数。梁启超正是这样的著名爱国者。他集*家与思想家于一身，故其爱国论又与其*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戊戌前后，他的《说群》、《爱国论》、《新民说》诸文，倡民权说，强调朝廷与国家的分际；在反袁斗争中，他撰《国民浅训》，力主民主共和，并倡“健全的爱国论”；欧游归来，他发表《欧游心影录》，倡言“中国人之自觉”，主张打破对西方的现代迷信，重新审视祖国的复兴之路。由于梁启超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富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充满着*、创意与启迪，故不论事实上存在有多少失误，其论说在不同的阶段上，总是虎虎有生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的爱国论富有创新性，此其二。
梁启超爱国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是指“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大国民之器度”、“世界主义的国家”等一般意义上的观点，而是指诸如以下隽永和富有哲理的见解：“（国魂或爱国心）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9]（之二，P39）；“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青年无望，则国家的文化便破产了”；“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意义罢！”[6]（之四，P90、101）在商潮滚滚、急功近利和海外留学趋之若鹜的今天，这些见解不是依然耐人寻味吗？梁启超的爱国论富有现实的意义，此其三。
由于梁启超的爱国论服务于他的*论，而后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制约，不免于受局限，故其爱国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己的弱点。早年他改倡“开明专制”，以为中国人尚不配享有民权自由，是一种后退，自不待言；欧战后他提出“中国人之自觉”的重大构想，是一大进步，但却抵拒马克思主义，而正是后者成为了中国人借以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强大思想武器；民国后他强调欲救国，必须改弦易辙，依靠全国大多数国民，这无疑是对的，但却反对中国*党从农村开始的民众运动；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青年人要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对的，但对于旧文化束缚青年一代的消极影响，却缺乏应有的批判。如此等等。当然，这些又并非梁启超独然。我们当从历史条件去说明，不必苛求于古人。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N].光明日报，1985-10-13.
[2]罗兰德·N.斯特罗姆伯格.西洋思想史[M].香港：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3]李宏图.西欧近代族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稿本，1993.
[4]夏晓虹.追忆梁启超[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5]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严复.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李喜所，元清.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J].近代史研究，2005（2）.
[13]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