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自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康熙统治时期起，其治国重心与方略便发生了转移，即以发展经济、关心国计民生代替了军事武装斗争。而前者所注意的突出问题就是靳辅治河。笔者不揣浅陋，就此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治国重心的转移
清王朝是由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建立的，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一向以“军事建国”称著，以“武功定天下”自诩。正如如恩格斯分析野蛮人进行的战争一样，“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1]。的确，清朝的奠基者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他们毕生用兵，以武力勘定天下。先在辽沈大地称汗建国，继而统一东北，五次入长城．均为掳掠而行。就是1644年奔流入关，定都北京，也没有停止打仗，一方面用兵征服江南，另一方面镇压不断起来抗清的各种武装兵民。经过顺治一朝18年，直到康熙初年，一直处于武功定天下的时期。也就是说，军事武装斗争，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在历史上，清朝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关心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上，则是从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开始的。康熙帝年轻有为，才华出众，8岁登基，14岁时（1667年）即擒获了专权跋扈的鳖拜，废除了四大臣辅政体制，“躬亲大政”。康熙亲政不久，就确立了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一是三藩，二是河务，三是槽运。“以三藩及河务、槽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2]。即为了引起自己的注意，他还把这三件事写在皇宫的柱子上，以示时时不忘。足见这些事之重要性。这三件事，康熙首先解决的是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暴乱，非同小可。从云南开始，使“散布伪札，四处诱煽”，以致粤、闽、桂、黔、湘等地皆反。康熙凋兵遣将，亲自指挥平定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叛乱，清朝转危为安。[3]这也是一次武装用兵。然而可贵的是康熙皇帝敏锐地认识到大规模的武装用兵之后，“太平”之日到来的时候，应当及时地注意发展经济，关心国计民生的问题。三件大事中，除了平定“三藩”武装用兵外，另外二件事就属于此类于国于民的生计大事，这就是河务、槽运。河务主要是解决黄河、淮河和运河的水患问题。历史上，黄河经常泛滥、改道，据统计约达1500次之多。而在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南北两岸决口就达70余处。黄河在江苏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交汇，黄河夺去了淮河人海口，淮水又泛滥成灾，洪泽溯被河水倒槽，整个江淮平原一片汪洋。黄淮为灾，又影响到与其相连的运河，多处航线淤塞成陆地。所谓槽务，就是指通过运河运输粮食，供给清朝文武百官和京城人民吃用。槽运一旦受阻，京师便“危急异常”，关系国家之生存大事，影响*局势之稳定。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便指出：“国家之大事在槽，槽运之务在河”[4]。毫无例外，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对黄河的治理，他说“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5]。康熙前后治理黄河费时约数十年。明确地说，治理河患，就是解决河务与槽运两件大事，既要解决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水灾，也要保证国家经济大动脉的畅通无阻，使清朝统治具有牢固的物质基础。
清朝将治国重心从武装斗争转移到发展经济，而康熙把治河做为解决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此时的清朝正是具备了这个条件。首先，*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清朝统治有了稳固的根基。入关之初，清朝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武装反抗斗争和起义斗争。自“三藩之乱”平定后，反清的武装斗争差不多完全偃旗息鼓了，长年战乱基本结束。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智擒专权跋扈的鳖拜之后，亲自掌握了国家大权，宣称“上以寰宇一统、躬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行告成礼”[6]。说明他本人的皇帝宝座已稳如泰山。从此，和平发展代替了武装征服和镇压。清朝迎来了安定团结的新曙光，就连康熙本人也以“今天下太平无事”为一新时期而自诩。“兵革不事，正当与民休息之时”[7]。*上的安定团结，为治国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方面提供了保障。其次，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经济愈加繁荣殷实。曾经是反抗清朝入关最激烈的江南地区，在清朝确立统治地位后，广大人民积极发展生产，开垦荒地务农耕作。商品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清初的弊政康熙时期彻底废止。康熙二十四年（1687年），康熙下谕令：“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8]。经济的发展，为治河提供了充足的财源，康熙亲政之初，国家财政不充裕，对河道不能进行全面治理，仅为保证运道而搞一点应急的小型项目；开支稍大的工程便不能进行。几年之后，随着国家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康熙在治河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精神，颇有未雨绸缪之意[9]。有了*稳定、经济繁荣的安定环境，康熙皇帝遂开始进行大规模地治理河患，开始实施发展经济、关注国计民生的重大任务。
提起治河，我们不能不想到在历史上传为佳话的康熙南巡这一重大活动。康熙在位61年，从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一共6次南巡江浙。人们一般都说是为了阅巡河工，其实，每次除了沿途阅视河工外，还处理了其他方面诸如豁免租赋、察访吏治、观风问俗、刑狱文教等国家大事。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治河。是时，江南的经济已成为清朝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为了进一步巩固江南地区的统治，扬威大清皇帝的隆恩、施惠，康熙皇帝毅然冲出东北一隅之地，过黄河，跨长江，巡阅全国，这正是说明清朝工作重心已转移到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了。
二、治河及其与治国的羌系
康熙将清朝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关心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上来，而首要的任务就是治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河患，康熙重用了一位非常杰出的水利专家靳辅来治河。
靳辅，宇紫垣。祖籍山东历城，明初从军戌辽阳。清朝兴起，隶属镶黄旗汉军。靳辅生于后金天聪七年（豆633年），曾为官学生．历官笔帖式、翰林院编修和安徽巡抚，政绩颇为突出。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月，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从此一直到三十一年逝世，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治河上。
靳辅任河道总督时，正是河水大肆泛滥的紧急关头。时自江苏汤山（今属安徽）直到海口，黄河南北两岸决口70余处，黄水四溃，不复归海。黄河夺去了淮河入海口，淮水又泛滥成灾。洪泽湖被黄水倒灌，高家堰决口30余处，翟家坝冲成九道河。高邮的清水潭久溃，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运河与黄淮相连，受其影响，清口运河淤塞成陆地，槽道不得畅通。水患无情．任务紧迫。靳辅一上任．不辞辛苦劳累，脚踏泥潭，亲自跑遍大河上下千里之地，了解情况，向当地农民求教。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结合我国历代治河的利弊、得失，他制订了八篇治河方略，即《经理河工八疏》，并且在一天之内上奏皇帝，所谓“八疏同日上之”。此举一时传为佳话。康熙曾说：“近简命河臣查理河务，辨其水势，疏其故道，严察下吏，重其考成，果能实心行之，庶或一劳永逸”[10]。靳辅体会皇帝“一劳永逸”的谕旨，他的治河总方针就是把河道、运道合为一体，从头到尾，彻底*。改变过去只顾运道，不顾河道的片面做法。他的目标有四：一要使被淹之田重新变为可耕之地；二使现在之地保持不再被淹，三让运道畅通无阻；四使应征的课税完全恢复。四个目标是互相连系在一起的。八篇治河方略的奏疏就是实现这四个目标的具体措施。
第一疏主张“挑清浦至海口”，即疏浚黄河下游．从清江浦至云梯关，在河两旁各挖引河一道，使黄、谁*，新旧河合而为一。第二疏提出“挑疏清口”，高家堰至清口为黄、淮交汇处．清口的淤淀不及时疏浚，淮水直下必然受阻，造成散漫之患。第三疏讲“高堰坦坡”，就是培修靠近洪泽湖的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来平漫而上，水退则顺缩而下，不致怒激堤岸，堤一尺，坦坡五尺，夯砸坚实。第四疏中心点是“包土堵块”，原来塞黄、淮决口一贯用塌，既费钱又不耐久，靳辅建议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上，麻绳捆扎而填之，费用可节省一半，坚固超过用塌。第五疏提议“挑运河”，挖河身，堵决口。这里主要强凋挖浚运河河身，堵塞决口，使运道畅通无阻。第六疏至第八疏讲的是治河管理方面的内容，如筹划饯粮，裁并河官，选贤任能，划堤防守等等。这八篇奏疏表现了靳辅治河的理想、气魄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他的方案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实施以后，初见成效。康熙第一次南巡，视察黄、淮、运河水势、灾情及靳辅治河的各项工程，充分肯定了靳辅的成就，同时提出向“一劳永逸”的目标努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靳辅治河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主要功绩首先是根据河床淤塞，河水横溢，开凿引河，修减水坝，利用前人的经验，“柬水攻沙”，堵住决口，疏通河道。其次是在黄河经过的宿迁等地开一条中河，使槽运免去黄河180里的风险，又可宣泄水势，减少水患，这是一个创举。第三是开下河。靳辅主张筑重堤，柬河水人海，让下流的被淹土地得救，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未能如愿以偿。不久，一代治河专家便与世长辞了。
说靳辅治河充分体现了清朝以发展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思想，也就是说治河就是治国，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康熙在就治河问题上谈些治理国家的道理，把治河和实现清朝的长治久安联系起来。康熙六次南巡阅视河工，亲自解决“久为民害”的河患，这对人民是一个最大的安抚。其结果必定是民安则国安，所以康熙对靳辅提出；“必使此方百姓尽安田亩之日，方是河工告成之时”[11]。民安要靠充足的物质基础、“百姓足则国家充裕”。正如康熙本人所追求的那样：“较念民依，勤求治理，顷至江南境上，所经宿迁诸处，民生风景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进一步说，“夫民为邦本，足民即以富国。”[12]他总是招着眼点落到国家上，也是追求“治理”之所在。康熙抓治河，也是想通过治河发展江浙地区的经济。当他在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看到‘四诲奠安，民生富庶”的景象时，这位大清皇帝孜孜渴望寻求的盛世之治也到来了。[13]治理了河患，百姓安居乐业，民安则国安。在河工告成之时，康赐为了鼓励靳辅，在黄河岸边，亲自翰墨，作《阅河堤诗》一首，诗中说：“何年乐稼稻，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日，安涧早奏功。”这里又明确提出把治河与安居乐业结合起来。[14]
二是治河与治槽相伴而行。中国的槽运史表明，元明清时代和以前不同者有二：一是以前的槽运专为军饷而设，元明清因建都北京，南粮北运，不专为军饷，主要是供应首都居民，特别是统治者之需要；二是以前的槽运自有水道，与黄河关系不大．元明清时期，黄河与运河连在一起，有的地方河道、运道分不开，河也兼运，称为河槽。特别是清朝，从顺治到康熙初，黄河屡次决口，槽运受到严重谬响，或坝崩溃，或运道淤塞，引起统治者极为关往，提出“治河即治槽”，“河安则槽安，河变则槽危，重槽故重河”。[15]把治槽看得如此重要，固为这关系到统治者的生存大事。靳辅治河方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黄河、运河视为一体，把治河与治槽列为同等重要，并进行综合治理。康熙支持靳辅治河，包括支持他的治槽主张。靳辅认为：“清之患莫大于黄。”他认为，运道之阻塞，皆由河道之变迁。[16]为了解决槽运问题，靳辅先把清口至清水潭的230里运河，因黄河内沤，河底淤高，督集民夫大为挑浚；其次堵塞清水潭、大潭湾等处决口和修筑一些槽堤；进而移南遏口于烂泥浅之上，挑两条河接大平坝以防止黄河内槽，保证槽艘畅遁无阻。尤其是所开皂河，实为创举，非常便利槽运。第三则是关系槽运最大的工程——中河的开凿。原来靳辅以运道经黄河，风涛险恶，希望寻找一个妥善良策，便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取名中河。从此，粮船北上，出清口后，只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可以避开黄河180里之险。当时和后来的人都因此而赞扬靳辅立了大功，称：“清自靳辅开中河，避黄流之险，粮艘经行黄河不过数里，即入中河，于是百八十里之河槽遂废”。[17]后来，中河、黄河混为一体，又经于成龙、张鹏闲等人的继续改筑，运道又畅通便利起来。康熙通过治河获得治槽的成功，清朝统治有了物质保证，康熙的治国之道也得以具体实现。
靳辅的治河体现了清朝以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思想，其所完成的工程又为国家保证了南粮北运，便利了人民交通和贸易往来，所以康熙表彰他“功不可泯也”[18]。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