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充满了屈辱与苦难，奋斗与抗争，变革与革命，失败与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火与铁的考验中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每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为饱经忧患的祖国而痛愤，为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自豪。中国人在遭受苦难的时候，经常把“天灾”与“人祸”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最大最深的“人祸”，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盘剥。对这个近代历史的主题，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写出了多种多样的著作，今后也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著作。然而对于“天灾”，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应有的注意，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关于近代灾荒史的专门著作出版。李文海等同志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历史新著，它不仅充实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加强了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也填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空白。
“天灾灾”与“人祸”，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两者似乎是不同的东西，然而又往往互为因果，交相而至。所谓“天灾”，既是自然现象，又表现为社会现象。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土地关系和人口的阶级构成等等，都与灾荒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和不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就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
在阶级社会里，受“天灾”之害最深最重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包括近代在内史不绝书的水、旱、蝗等灾害发生之后的“悉成泽国”、“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饿殍载途”种种悲惨图景，基本上都讲的是农村和农民。在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基本生产者，又是“天灾”和“人祸”深重苦难的直接承受者。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残酷无情的压迫，到了近代，又加上资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掠夺和榨取，腐败的清政府已经步步沦为侵略者的附庸，进而成为“洋人的朝廷”。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亡国灭种的危殆边缘。“人祸”加剧“天灾”，“天灾”加剧“人祸”。在天灾人祸，交相煎迫；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险恶风云中，中华民族还有生存发展，独立自主，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余地吗？中国人民还有站立起来，扬眉吐气的一日吗？历史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能！为什么能？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不甘屈服的民族和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在百年的苦难，百年的奋斗，百年的追求，百年的试验中，历史地选择了唯一能够救中国，唯一能够发展中国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选定的社
在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开始新的万里长征的路上，尽管我们还必须肩负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遇到这样那样的困苦与挫折，但是我们必须也能够排除万难，奋勇前进！任何具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任何有志气的炎黄子孙，只要对近代中国百年来“天灾人祸”的肆虐，对百年来历史命运和历史进程有所了解，有所认识，那就没有理由在为目前中国的贫穷落后而自馁、自卑、自弃，因为我们的先人，已经在那样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灾荒饥馑、水深火热中，终于把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从濒临灭亡的危难中拯救出来，难道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后来者，就不能踏着先烈们的足迹，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开辟新的未来吗！历史和现实已经和正在作出肯定的回答：能！谓予不信，请读一读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史，请读一读这本《灾荒与饥馑：1840—1919》！
即使是科学技术达到如此高度的今天，对某些自然灾害也还是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预防，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而不可能完全杜绝和“制止”。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毕竟是大大增强了。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在防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当今中国为什么可以用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22％的庞大人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从解放前的34岁增加到现在的69岁；在近代平均每两年漫决一次的黄河为什么建国以来岁岁安澜；许多恶性传染病为什么得到了预防和消灭？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大力防灾救灾、治江治河、兴修水利、抗旱防涝、防疫治虫、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措施的结果。
《灾荒与饥馑：1840—1919》的作者李文海等同志，是以真挚的爱国热忱，饱含对百年民族苦难的悲怆，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冷静、科学的态度，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和近代社会；以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撰写了第一本中国近代灾荒简史。我无意对此书和它的作者们做“礼貌”式的恭维和赞扬，更无力对此书做恰如其分的估价和评论。只是凭着一点对真诚关心祖国和人民历史命运的史学同行的尊重和感激，在这里表示我的一点微薄的心意。历史和现实，时时使我痛切地感到，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何等艰巨而意义深远！在这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迎面扑来，五花八门的“理论”接踵而至，历史面貌被弄得扑朔迷离的时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怎样才能站稳自己的脚根，清醒而严肃地对待历史和现实，已经成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灾荒与饥馑：1840—1919》用自己的实践，从一个过去曾被忽视的历史领域，正视和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也正是我对此书及其作者表示尊敬和感激的原因所在。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1990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