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葛全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副主编：郑景云(常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邹爱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lign=left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淑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张丕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瑾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韩永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目录：
序
前言
凡例
索引
正文
附录：清代政区地名表
序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其社会经济结构仍与其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以农立国，以农业为中心。其时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惟就其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而言，还未脱离中世纪的水平，在社会经济模式上仍属于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地主制国家。不仅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以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而且清王朝的各级政府也都以农业生产方面的赋税收入作为其主要的财政来源。农业生产的好坏及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直接决定着清王朝的兴衰治乱及整个社会的停滞与发展。
有鉴于此，国内外学术界在重视研究清代*、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历史的同时，对其农业史的研究也备加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曾多次掀起清代农业史研究的高潮。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者们对清代农业生产的状况，一直存在较多争议。如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与否这一问题的大争论中，就曾涉及清代农业生产发展或停滞问题，并且有激烈的争辩。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早在清代以前就已停滞不前，到了清代，停滞仍在继续，因此清代的农业生产是处于停滞状态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社会发展不可能长期停滞不前，清代农业经济一直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不断前进的，只是速度有快有慢而已，至少在乾隆时期，清代的农业是有较大发展的。再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曾展开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其中也曾涉及清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问题，虽然学者们有意见分歧，但却也由此进一步引发了对清代农业生产的深入研讨，论著频出，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又如，在有关清代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研讨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发表论著，但仍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人口数量是粮食生产的函数，只有在粮食生产不断增长的条件下，人口才有可能增加。整个清代，除个别时段外，人口一直在不断增加，足见清代的粮食生产是一直在不断增长的。而粮食增产的途径不外耕地面积增加及亩产量增长二者，根据清代耕地面积的增加速度远落后于人口增加速度的状况，可见清代粮食生产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亩产量的不断增长。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清代人口不断增加是事实，但粮食生产供应不足也是事实，粮食价格不断上涨，饥荒频频，说明清代的粮食产量并不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长的。有些学者甚至还根据某些地区有关粮食生产的文献资料记载，得出了清代粮食亩产量有下降趋势的结论。
以上有关清代农业史方面学术研究的意见分歧，虽然有观念不同、方法各异等多种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资料不足，实证性论据太少，以致大多数推论不可能不以偏盖全。按说有关清代农业史方面的资料，比其以前各朝可算是极为丰富了，无论官书、方志、碑刻或私人笔记等各类文献，都或多或少地载有农业生产状况，但与被较完整和系统地保留下来的清代档案相比，这些记载或限于笼统，或过于狭窄和零碎，特别是缺乏大范围的、长时期的实证资料，因而使得在清代农业史研究方面难以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于是学者们在努力收集各种新资料的过程中，纷纷把注意力转向对清代档案史料的开发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众所周知，由于农业的丰歉关系着当时广大人民的生计及国家政权的安危，所以清王朝统治集团自上至下莫不对农业生产备加关注和强力干预。当时朝廷的谕旨指示及各级官员的日常公务处理或向上的奏报文书内，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都占很大的比重。甚至连皇帝定期对天地神祗及宗庙社稷的祭祀活动，也主要是为了祈求农业的丰收和社会的安定。官员的升降调遣，也以他们对辖境农业干预的勤疏为主要依据。即使高级官员差、调离京或回京，也须向皇帝奏报其沿途农作物生长、收获情况及对各地物产民情的所见所闻。在朝廷及各级官府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干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档案文件，并且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文件被保存了下来，现在主要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为后人研究清代农业史提供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与一般文献记载相比，档案文书具有数量多、涉及范围广、时间长而且可靠性高等特点。每件档案所载往往是具体而微的，但从众多的档案中，经过筛选整理及编排，即可构成涉及一个至数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这无疑可为清代农业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有力的佐证。
即以其中的有关清代农业气象的档案记载而言，在封建的小农经济时代，气候对农业收成有着最深刻的影响，自政府以至普通农户，无不祈求风调雨顺。清代档案中，有一种称为“晴雨录”者，就是清政府有组织地观测气候的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代晴雨录，虽已不很完整，但为数仍属不少。据知清代官方观测气候，始于康熙初年，起初仅限于京师地区，到康熙二十四年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可惜的是，只有北京、杭州、苏州、江宁等地的晴雨录较多地保存下来，其中以北京地区的晴雨录保存得最为完整。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长达179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是每天观测，凡晴阴雷雨及风霜雾露，全都记录在案。这种长时间、大范围的气象记录不仅对当时农业收成及清政府处理有关农事的相应政策措施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至今仍可为人们对清代社会及经济史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佐证，甚至对我国当前的气象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有关专家论证，清代这种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气象观测及记载，属全世界所首创，比法国的气象观测要早93年。
粮食价格的涨落情况，往往是当地粮食生产状况的灵敏反应。清廷规定，各省高级官员，每年必须奏报当地的粮食价格涨落情况，而且每当青黄不接之际，粮食价格若有重大涨落，也应随时奏报。这种奏报文件，往往与奏报雨雪情形的奏件合在一起，数量很多。此外，清代官员有关土地垦殖、作物种类、耕作技术、夏秋收成，以及田赋征收、灾荒赈济等方面的奏报文件，存世的数量也很多。这种逐年逐月由全国各省区上报朝廷的众多文件，其中所含有关清代农业史方面的信息量之丰富，是其他文献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其对清代农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价值，是随着这些档案的收集整理及逐步对外开放利用的发展过程，而逐步为学术界所认识和重视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开始接触这些档案，曾摘抄了一部分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包括农业资料)，作为该所的基本资料而保存，其后有一部分被整理成专题资料，结集成册。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的合作下，从清代乾隆年间的刑科题本着手，从3万多件档案中，摘录了将近200万字的有关当时农业租佃、雇佣关系及土地占有方面的史料，汇而成书，陆续出版，同时相应地出版了一批论著，为清代乾隆年间农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研究，开辟了蹊径，作出了贡献。此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合作下，从清代气象档案史料入手，历时10多年，查阅了馆中所藏清代宫中及军机处的上谕档、硃批奏折、录副奏折等文件及簿册之类，从10多万件有关清代气象以及与气象紧密关连的农业生产方面的奏报文件中，筛选摘录出与各地农业生产概况有关的记载70多万字，汇编成本书。其内容包括清代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政策、制度，各地屯田、垦荒、耕作及农作物品种、种植、禾苗生长情况，农业自然灾害灾情和防治情况等，尤其注意收辑各级官员对其辖境农业生产概况的奏报，按年按月逐件摘录编排成册，较为系统而全面。相信对研究清代农业、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及气候与环境变化史的学者来说，这将是一本不能缺少的参考资料。
朱金甫
2001年10月
前言
清代档案是指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包括原清内阁大库档案、清军机处方略馆大库档案、清史馆大库档案、宫中各处档案，以及清代宫外各衙门和一些私人所存的档案，其总藏量有1000多万件(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它们可与殷墟甲骨、战国秦汉竹简、敦煌经书等相比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封建集权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国家庶政均由皇帝作最终决策。围绕着皇帝的活动形成了清代档案的核心部分，包括臣工的奏报与皇帝的命令类文书，是当时沟通上下的重要手段。其中臣工的奏报含题本和奏折两大类。题本，是高级官员们报告他们所经办的政务的正式文件，是清代主要的奏呈文书之一。奏折，是清代高级官员直接进呈皇帝的机要文书，也是清代主要的奏呈文书之一。奏折始用于康熙朝前期，大约在雍正以后才普遍使用，其重要性逐步超过了题本，并且到清末时最终取代了题本的应用。这是因为在应用题本作为官员们的主要上呈文书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题本无论是在书写的款式上，或是在处理的程序上，手续繁复，容易延误时机，且经办人多，容易泄露机密，而最重要的是题本要由内阁大臣拆封、票拟，这对皇帝集权是一大妨碍。雍正之后普遍使用的奏折是由官员派亲近专差直送北京宫廷，入东华门，至景运门交奏事处的奏事官递进，由奏事太监直接送达皇帝并由皇帝亲自拆封披阅，以朱笔批示折上。经过批示后的奏折交军机处办理，凡已直接奉批之件，均由军机处另录一份，称作录副奏折，其原折即发还原奏人按朱批执行。清代还规定了缴回朱批的制度，即凡具奏官员收到经过皇帝朱批过的奏折，均应在办完后定期缴进，不得私自收存，违者要治罪。有些奏折或因事涉机密，或根据具奏人的请求，皇帝留中不发，日后则交军机处保存。还有一些御史等言官的奏折，常属风闻奏事之类，皇帝一般不予批示，也不退还原奏人，即以原折交军机处存档。军机处将录副和未经朱批的原奏折，每日箍作一捆，每半月合为一包归档备查。军机处的录副奏折，既是为了存档备查，同时也用于发抄作为在京各有关衙门遵照执行的根据，这表明录副奏折不仅仅是备查之副本，而且在当时进行国家统治活动中直接起执行和办理的作用，即录副奏折具有历史凭证作用和法律效用。
清朝致府对官员使用奏折的权限范围有很具体的规定，光绪《大清会典》卷八十二载：“在京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及翰林詹事授日讲起居注官者，皆得遵奏折。科、道言事亦得递奏折。在外各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总兵以上，驻防总管城守尉以上，新疆北路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以上皆得递奏折。道员言事亦得递奏折。其官事得递奏折者，遇除授谢恩、老疾请假等事，仍不准自递奏折。凡在京例不准递奏折人员，如特旨派往外省查办事件，及任学政、织造、关监督，并科道及抽查者，亦得递奏折。其派各省正副考官，例得递奏折人员，出京回京皆得递奏折。例不准递奏折人员，惟回京时准递折复命。其外省得递折人员来京时，亦准递折请安。”
清廷还规定了对奏折的严格保密制度。早在康熙中叶奏折文书创行之初，康熙帝就一再要求具折官员必须亲写亲封，防止他人假手其间。如具奏人实因年老有病，不能握笔，而请自己的子侄等人代书时，必须在折内申明。雍正帝即位之初，更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723年1月5日)对大学土等官下了一道上谕，要求臣僚所上奏折“必须亲写，不可假手于子弟，词但达意，不在文理字画之工拙”。雍正元年、二年谕科、道官员“折内之言，不许与人参酌，或同僚知而言之，则同僚即可据以密闻”。雍正三年二月初八日(1725年3月21日)给内阁上谕说“各省督、抚、提、镇将朕批密谕，有同在一省而彼此互相传看者，有隔越邻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所以规定“嗣后若有此等，一经发觉，该部(指刑部)概以泄漏军机律治罪”。由于清朝自雍正以来，就极为重视奏折录副制度和回缴朱批奏折制度，所以保存下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录副奏折和朱批奏折。这两项制度，对保存文书史料具有重大意义，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历史具有宝贵的价值。
皇帝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通称谕、旨。凡皇帝特发的命令称之为“谕”，皇帝根据官员们的奏请而批示的意见叫做“旨”。
当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保存有起居注、实录、圣训、本纪、方略和纪略等档案性资料，以及玉牒等有关皇室和皇族的档案。因本汇编未曾使用，此处不作介绍。另外，本汇编也不包括各部、院、寺、监等中央一级衙门和各省、府、州、县等各级地方衙门的档案。
近年来，按专题汇编的清代档案资料已出版的有《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选编》等多部，但所刊的几乎全是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史料。从自然科学角度，在档案中勾沉搜隐的很少。本汇编所摘取的内容主要是各地官吏关于屯田、垦荒、耕作、农作物品种、种植、禾苗生长、自然灾害灾情和防治，以及植树造林、桑蚕经营等情况的奏报，其中也包括一些清廷对于这类问题的旨意，共3142件。它们均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内的雨雪粮价、屯垦耕作、黄河水文灾情、全国水利、自然灾害、自然现象、天文地理等类档案及上谕档、户科题本农业类等各档。编者查阅了这类原始档案共21万余件，并从中摘抄了近10万件。
研究历史的学者必须占有丰富的史料。史料当中，有各种史书、官修典籍、私人著述及档案文物等，其中以档案为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历史学家所公认的。但本汇编所摘录的内容可靠性如何，有否歪曲、粉饰、悖离实情，还需我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我们先考察一下农业报告是否有系统性的偏差，例如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官吏总是想扩大灾情以求蠲免或赈济。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先了解封建统治者是如何看待自然灾害的。乾隆元年对广东巡抚王謩和直隶总督李卫奏折的批示中都提到：“以为我君臣于吏治民生之间即无一不当，未必能仰邀风雨时若之赐；而吏治民生间有阙失，即未有不致水旱之儆告，此皆非卸过之词。”乾隆三年直隶春旱，总督李卫一筹莫展，自请交部议处。看来官吏扩大灾情以求救济的胃口绝不能过大。过大了，无异自供“吏治有阙”。另一种观点认为官吏为了粉饰太平而讳灾。看来皇帝也深知此点。在朱批中多次见到对这类奏折的批评和告诫。如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739年2月6日)，在两江总督那苏图得雨日期奏折的朱批中，有“何遽为此侈谈哉”之语；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1738年4月17日)，在直隶总督李卫为甘霖连次续霈事的奏折中，朱批指出这是“因欣慰朕怀而存掩饰之念”；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751年5月19日)，湖广永州镇总兵高瀚连降瑞雪事奏折的朱批中，有“不可粉饰”之语等等。这类批语，会对下属的粉饰起到一定的钳制作用。因此我们得不出当时有匿灾或扩大灾情的系统偏差。
上面的分析是从当时的观念角度出发的，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制度上的保证。“民以食为天”，任何虚假的农业报告最终受到损害的是统治者本人。所以清帝采取了措施以保证报告上达的及时和真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布置了几个不同渠道的奏报。关于农事最经常的报告人是各省督、抚，各地提督和总兵也按时奏报，他们除了报告驻地的农情以外，有时还将邻近地区的农情上奏，盐政、税榷、部分驻防将军、河道、漕运和学政也都有报告，这三条渠道的奏报人或是没有统属关系，或仅有松散的统属关系。除此之外，官员在赴任、晋京、巡查和出差的旅途中所见农情也在请安及其他奏折中上报。可以设想，旅途中的官吏与地方官员串通一气弄虚作假、甘冒欺君之罪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对那些想搞假报告的官吏也成为一种防不胜防的监察。例如，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1742年9月27日)广东巡抚王安国奏报中说：“乾隆七年八月十三日(1742年9月11日)兵部加封递到……七月初六日(8月6日)奉上谕：‘广东学政张灏来京复命。朕询该省年成，据奏自正月起至四月初旬(2月5日～5月14日)数月未曾得雨，春收失望等语。粤东春间少雨，庆复、王安国虽曾奏及，却未将春收失望情形奏闻……’……”。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然现象如农情之类，是大家所耳闻目睹的，上达朝廷的机会较多，所以朝廷容易通过不同渠道得到较真实的报告，更何况朝廷有意识地布置多渠道上奏。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典籍。自殷商以来，龙龟甲骨、青铜铭文、简书缣帛、纸墨文书，其年代之久远、数量之浩瀚、内容之丰富、价值之珍贵，都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国历代学者都对档案文书十分重视，但是明清以前的历史档案，基本上都已亡佚，只偶有残页断片被发现。清代档案能够大量地保存至今，不仅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我们研究清代*、经济、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本汇编首次辑录的清代农业史料，对于研究清代农业、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及环境变化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内容简介：档案是最真实的历史。清代社会经济结构与其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以农业立国，以农业为中心。其时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但就其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而言，还未脱离中世纪水平，属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地主制国家。农业对清王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本书汇集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档案，查阅了馆中所藏清代宫中及军机处的上谕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等文件及簿册之类，从10多万件有关清代气象以及与气象紧密关连的农业生产方面的奏报文件中，筛选摘录出与各地农业方面的政策、制度，各地屯田、垦荒、耕作及农作物品种、种植、禾苗生长情况，农业自然灾害灾情和防治情况等，尤其注意收辑各级官员对其辖境农业生产概况的奏报，按年按月逐件摘录编排成册，较为系统而全面。相信对研究清代农业、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及气候与环境变化史的学者来说，这将是一本不能缺少的参考资料。
(资料来源：转贴自厦门大学历史系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