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方伯谦算不上什么著名的历史人物，因其在甲午黄海之役后被清廷军前正法，究竟是否冤案，一百年来聚讼不断，特别是近年来其后裔亦撰文为之翻案，故此备受学术界人士的关注。目前，对此案之争论势头未减，看来短时期内恐难形成共识。笔者拟专从学术方面进行一些探讨，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方伯谦其人
方伯谦（1853—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闽局首次选派学生出洋，入选。翌年春，赴英国，入海军格林尼次书院。后上兵船实习。1880年，出洋学习期满回华，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快船。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1892年，署海军副将期满，改为实授。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6月4日，李鸿章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船往朝鲜，驻泊仁川，以观日人动向。是时，仁川、牙山等处，日舰及运兵船往来如梭，其所运之兵马、枪炮、*、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蓄意伺机挑起事端，业已昭然若揭。于是，方伯谦乃上条陈于李鸿章，建议速添快船，改善装备，使“彼自闻而震慑”。并主张将舰队聚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采取可攻可守的备战方针，“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收泊时“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1〕书才上，日本便挑起了战争。
7月22日，丁汝昌命济远、广乙等舰由威海出发，以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卫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到牙山。25日凌晨4时，运兵船所载兵、马、炮械等全部上岸后，济远等起碇返航，鱼贯出口。上午7时，方伯谦见日舰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横海而来，欲阻济远去路，遂命令“站炮位，预备御敌”。45分，双方相距3000公尺时，日舰吉野突然发炮，“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进行自卫。激战中，帮带大副都司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中炮阵亡，伤亡达50余人。8时30分，济远以强弱不敌，全速向西驶避。52分，日舰从后猛追，济远乃悬起白旗。日舰追至相距3000公尺时，以前部回旋炮猛击，济远又加挂日本海军旗。9时47分，日舰以浪速监视清政府所租运兵用之英国商船高升号，秋津洲追击中国运船操江，吉野独自尾追济远。到12时38分，吉野渐次逼所济远，至相距2000公尺处，以右舷炮击之。济远发尾炮抵御，三炮命中敌舰，吉野受伤，向来路驶回。翌晨6时30分济远驶抵威海，捏称：“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2〕。
9月17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战于黄海。中午12时50分，两军炮火相接。北洋海军处境不利，战未久，10舰中之超勇、扬威皆中炮起火。旋超勇因敌弹击穿舱内，右舷倾斜，沉入海中；扬威以伤势过重，驶离战场施救，又复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向前冲锋，遭敌炮连连轰击，数颗榴弹命中水线附近，致使其舷旁鱼雷发射管内之鱼雷*〔3〕，“遽而颠覆，舰首先行下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4〕方伯谦见此情景，即以“伤处甚多，船头漏裂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5〕为由，脱离战场而奔向旅顺。广甲随逃，驶至三山岛触礁弃船。
海战后，李鸿章参奏逃将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5〕9月24日晨，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大坞西之刑场处斩。时年42岁。
二、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
方伯谦军前正法，或以为是一冤案，或以为无冤可言，迄今争论不休。最早公开为方氏辨冤，乃自称“冤海述闻客”者，撰有《冤海述闻》一书，内称：方氏“抱其奇才异能，既遇于时而见倾侪辈，构陷诬蔑，以丧其元”，“因纪其战事颠末，以待当世之公论。”〔1〕此实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
《冤海述闻》刊于1895年，历来对其颇有争议。“冤海述闻客”究竟是谁，更被视为历史之谜。笔者曾对此书做过研究，考证其作者乃是当时任职济远的帮带大副何广成〔2〕。《冤海述闻》一书，除海战图外，共分三篇，即《牙山战事纪实》、《大东沟战事纪实》和《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宜》。据此，或谓是书所根据者“为方氏自身之日记”〔6〕，其实，《冤海述闻》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济远航海日志》，但也不是完全照抄不误，而是经过了一定的整理加工而成的。
对于《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认识颇为参差，或全面肯定，或全盘否定，各走极端，显然都是不足取的。也有论者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之真相。”〔7〕此说不似前者之偏颇，比较合乎实际。由于是书作者身为济远高级将领，亲历丰岛、黄海两次战役，最详事件之内幕，故所记述有不少内容不但不见于他书，且非局外人所能道者。正由于此，一百年来，为方氏鸣冤者多以此书为重要依据。
主要的问题在于：作者何广成在书中多有回护方氏之处，不能不严重影响其内容的真实性。据笔者考查，方氏对何广成曾有知遇之恩。何广成上济远舰后，先充补舢板三副，地位本不很高。1892年12月，原中军左营守备济远驾驶二副调充广东广丙舰帮带大副，其遗缺便由何广成升署，不到半年改为实授。1894年8月，因原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丰岛之役阵亡，所遗之缺又以何广成拨补。数年之间，何广成连连擢升，可谓官运亨通，反映了他同方氏非同一般的关系。尤要注意的是，何广成既是济远舰的“二把手”，对黄海海战中擅自先行回旅也是负有相当责任的。基于这些原因，他写《冤海述闻》来为方氏鸣冤，也就不难理解了。何广成为证明方氏实为“枉死”，主要提出了两条理由：
第一，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战功卓著。何广成称：“中国海战始于是役，而是役惟一济远敌三倭船，卒能毁其督船，残其提督，功亦伟矣，”并谓日舰吉野“升白旗、龙旗而遁，”〔1〕。照此看来，方氏之功有三：一是“毁其督船”；二是“残其提督”；三是重创日舰吉野使之“升白旗、龙旗而遁”。“督船”应指吉野，“提督”应指日本联合舰队先锋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事实上，吉野既未被毁，坪井航三也未毙命。济远返航威海后，丁汝昌据所禀报，又“分诘管带员弁水手”，但一时难以查实，便以“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殁”〔8〕上报。而据驻日公使汪凤藻报称：“日船在牙山受伤，未言提督亡、吉野沉。”〔8〕可见前两件“伟功”都是查无实据的。至于第三件“伟功”，更是捕风捉影之谈。本来，《济远航海日志》尚仅称吉野“挂我国龙旗而奔”，到何广成写《冤海述闻》又演绎成“升白旗、龙旗而遁”了。
其实，在战场上真正挂白旗和敌旗的是济远，而不是吉野。当时恰好驶近丰岛海域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证明：“25日晨，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1〕证以日本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之日记〔1〕，可知高惠悌所言不虚。由此看来，所谓“伟功”之说，颇多夸饰溢美之词，且不惜使用改窜史实的手法，是绝不可信的。第二，方氏在黄海海战中“保船西驶”，且非“先逃”，无可厚非。何广成反复说明：
“广甲自午开仗，约一点钟时，即离队。”“济远中炮弹数十处，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针及螺钉俱震动溃裂，致炮不能旋转。前大炮放至数十余出，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能用，全船各处通语管亦被击坏，二副守备杨建洛、学生把总王宗墀阵亡，在船死者七人，伤者十余人，力大不支。……济远被倭四船截断在西，且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
“按是役，战阅三时，定远、镇远两船共中大小弹二百余处，阵亡共十余人；靖远中弹数十处，阵亡二人；来远中弹百余处，自后鱼雷舱至前烟筒座被焚殆尽，阵亡十余人；平远中弹二十余处；广丙中弹数处；济远中弹七十余处，阵亡七人，伤者十三人，炮械全坏，以被倭船四艘截击，不得与各船合队，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各船以六点钟亦到，相隔仅片时也。”“且各船得回旅顺者，其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济远非逃，不辩自明。”〔1〕
何广成并不否认济远先于大队回旅，但认为时间早不许多，“相隔仅片时”；可称为“逃阵”的是广甲，是它最先脱离战场，何况济远受伤比他船多，“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所以，济远既非“逃阵”，亦非“先逃”。
这第二条理由因与方氏被杀是否冤案直接有关，因此格外为人们所重视。然验诸事实，揆以情理，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首先，说济远“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济远回旅时间已有旅顺营务处记录在案：“丑刻，济远回旅。”李鸿章致总署电亦称：“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5〕“丑刻”为凌晨1时许，比“卯刻”〔9〕抵旅的大队早到4个小时，而整个海战才打了4小时40分，不能说是“相隔仅片时”。其次，说各舰“阵亡受伤尚不及济远之多”，也与事实不符。何广成所列举的各舰阵亡受伤数字，除平远、广丙因参战较晚可不计外，其余5艘战舰皆出入甚大。试看下表〔2〕：
舰名中弹数阵亡数负伤数伤亡合计
定远 159 17 38 55
镇远 220 13 28 41
靖远110 2 16 18
来远 225 17 13 30
济远 15 5 10 15
可知所说济远伤亡较他舰为多，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说济远“炮械全坏”更难令人置信。济远在丰岛海战中“连发后炮四十余出”〔1〕，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情况？再者，济远同定远、镇远、来远一样，都是德厂造，用的都是克虏伯炮，为什么也没有发生类似问题？这都是不好解释的。连李鸿章也觉得“情有可疑。”〔5〕对此，有论者质疑道：“济远舰共备炮18门，不可能全部被击毁，……且从济远战后第二天即可出海拖搁礁之广甲看，济远船械之损坏与人员之伤亡远较来远为轻，来远官兵能够坚持战斗，济远为什么非逃避不可呢？”〔10〕还有论者进一步指出“从理论上讲，火炮长时间连续快速射击达到一定极限时，会使炮管剧烈变形。而济远在近3个小时的作战中，‘大炮放至数十余出’，不论是发射速度还是发射数量，都不可能使炮管剧烈变形，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发生这种情形。所谓‘炮盘熔化’，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炮盘并非受热所在，这是一般的火炮常识。……事实上，那些较济远打得时间更长的战舰，都没有发生因发炮过多而使炮械全坏的情况。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冤海述闻》的说法难以成立”〔10〕。
最后，至于开仗之初广甲即先离队遁逃之说，本是为了否定丁汝昌关于“济远首先退避”、“广甲随逃”的战况报告的，但日方记载确与丁汝昌报告完全相同，如称：“彼我交战不久，济远即逃逸”，“随济远之后，广甲亦逃”〔11〕。更重要的证据是，方氏回旅顺后曾称，当济远离开战场时，除见致远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已不见外，包括广甲在内的“余船仍在交战。”〔5〕可见，丁汝昌的报告还是无法推翻的。
尽管何广成以《冤海述闻》发出为方氏鸣冤之第一声，但由于不能秉公论断，甚至蓄意歪曲史实，故所述内容虽为后之鸣冤者多所采择和发挥，然确为认真治学者所不取。当时曾任定远舰总管轮的陈兆锵称：“我照良心而言，《冤海述闻》中战状甚详，最大毛病者是有偏袒方氏之处。”〔12〕信哉斯言！三、方案引起的大讨论
自何广成而后，为方氏鸣冤者间或有之，因提不出确凿无疑的证据，始终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学者论方氏者以张荫麟为最先，在30年代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对方氏表示同情，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及史料搜集，论述中论据不足，颇多疑似之词，难以使人信服。国人对此研究者不多，故也未引起讨论。此后数十年间，对方案极少问津者。到80年代初，对方案的论争陡起波澜，终于引发一场持续几达20年之久的大讨论。
从1980年到1987年，是大讨论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中，历史上第一次有众多学者集中讨论方案的问题，而且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两种观点相互对立，针锋相对：一种主张方氏系被枉杀，应该为之翻案；一种则认为，为方氏翻案，证据不足。
翻案论者虽主要依据《冤海述闻》所提供的材料，但试图另辟蹊径，以证实方氏确系被清廷枉杀。综合诸文，所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二：
一、“济远的退避是主动的战术退却，根本不是仓惶逃走”，以“保护有生力量为上策”。因此，“黄海海战中的方伯谦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因为他在万分危急的险境中，沉着机智，千方百计地保存了一条兵舰。这比那些已失掉战斗力，不力争主动，反而孤注一掷，用拼命主义代替机智斗争的，要强。”〔13〕二、“济远和广甲，无论是谁先逃跑，都不是‘首先’逃跑者，因为开战之初已有舰只逃跑，那才是‘首先’逃跑者。”它就是扬威。“扬威实先济远而逃，济远之逃并非‘首先’”〔14〕。
这两条理由能否成立，颇值得研究。第一条理由与所论之事不合。试想：将海上大规模舰队的决战比诸游击战，如果北洋海军10艘战舰的每位管带都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论者即指出：海战中定远、镇远、来远等舰受伤、损坏情形均重于济远而未退避，“如果北洋舰队各舰都以船械损伤为由，不守战场纪律，擅自中途退避，黄海海战将会是甚么样的结局！恐怕不仅超勇、扬威等被击沉，连定远、镇远两只主力舰也难以保全了。”〔10〕至于所谓“孤注一掷，用拚命主义代替英勇机智斗争”，乃是暗讽邓世昌，认为方伯谦要比他强，这纯属强词夺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第二条理由是认为扬威首先逃跑，此说为张荫麟最先提出，但并未进行论证。有论者则进一步加以发挥，以期证实此事。但必须看到，“离队”与“逃跑”并不是同一的概念，在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的。笔者曾经指出：扬威离队在济远、广甲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能否称之为逃跑，似尚值得考虑。开战不久，扬威中炮起火，“次第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交通已绝，而*供应又无途径，陷于进退维谷之境”〔4〕，始离队向大鹿岛方向退去。扬威驶离作战区域的目的是救火补漏。试看：经远舰起火后，即曾“退驶”；靖远水线进水，来远舱内中弹引起火灾，也都“暂驶离队”〔5〕。可见，“暂驶离队”是在舰体损伤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急救措施，与临阵脱逃截然不同。因此，在没有发现确凿的新材料以前，方伯谦“首先驶逃”的罪名是不好轻易抹掉的〔15〕。
从1988年迄于目前，是大讨论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中，由于方氏后裔亲自参加讨论，加之公开了在福州发现的甲午黄海海战参加者卢毓英的《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于是一时翻案者蜂起，纷纷撰文为方氏鸣冤。
方氏后裔的文章以《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为代表，认为“中国与日本在时间上有一小时的时差”，故对日本文献中凡记述黄海海战经过的时间都要减去1小时。此说固然新颖，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根据这一设想，方文便将日方记载的时间都提前1小时，如开战时间12时50分改为11时50分，停止战斗时间午后5时半改为4时半，以“证明济远舰不是逃，而是恶战停止后与日舰同时离开战场”〔16〕。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时差”的问题。济远于海战翌晨丑刻回旅，大队于卯刻始到，前后相隔4个小时，皆是由旅顺前敌营务处记录在案，有什么“时差”问题呢？
那麽，中日双方记载之间是否存在“时差”问题？不妨将丁汝昌海战报告中所提出的3个重要时间，对照日方记载，验证如下：
一、丁称：“昨日大东沟外，十二点与倭船开仗。”〔5〕乍看起来，丁汝昌所报告的开战间为正午12点，似有问题。因为据日方记载发出黄海之战第一炮的时间是在12时50分。其实，这只是计算时间的方法问题。早在“午初”，北洋舰队已发现日舰，丁汝昌即下令“起＠①迎击。”〔5〕“午初”即上午11时，双方舰队距离尚在25海里开外〔17〕。北洋舰队以7海里的时速，日本联合舰队以8海里的时速，相互接近。直到12时30分，日舰第一游击队吉野等舰始按本队旗舰命令，变时速为10海里〔18〕。当日本舰队驶来时，正值北洋舰队的午餐时间，按舰队秋季作息时间，11时55分午餐〔17〕。据洋员泰莱（W.F.Tyler）记述，他先“草草果餐”，继之用半小时忙于“巡览”炮弹库等处，及登上飞桥“回环一览”后，定远才发出了黄海之战的第一炮〔1〕。其间共花时间当在3刻钟以上，故日方记载的开战时间是准确的。丁汝昌于11时下令“起＠①迎击”，而定远于12时50分发出第一炮，他不过是两个时间取其中，以12点开仗上报，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所记存在“时差”的问题。
二、丁称：“至未正二刻，平远、厂丙二船，福龙雷艇继至。”〔5〕“未正二刻”为午后2时30分。在中方文献中，平远等舰艇驶至战场的时间只此一项记载。日方文献却有多处记述此事。如《松岛舰战斗报告》称：“2时30分，我舰与平远相距2800米时炮声逐渐炽烈，终于接近到1200米。2时34时，平远26厘米炮弹命中我舰军官室，穿过中央鱼雷室，左舷发射管射手4名当时阵亡，在33厘米炮炮座中*。”《西京丸战斗报告》亦称：“2时40分，敌炮舰二艘（原注：大概一艘是平远，一艘是广丙）和巡洋鱼雷艇一艘（引者注：指福龙号）来袭。”〔18〕双方所记平远等参战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中日双方记述黄海海战的经过方面，也找不到“中国与日本在时间上有一小时的时差”的证据。
三、丁称：“五点半停战。”〔5〕是说当日下午5时30分双方停止战斗。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ｙòｕ＠②亨的海战报告亦称：“镇远、定远和其余诸舰会合。本队和先锋队相距甚远，而且将近日暮，终于中止战斗，召回我先锋队，时值下午5时半刚过。”〔18〕双方的报告又是完全一致，何来“时差”之说！
由此可见，所谓“时差”问题，不过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和想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时差”说虽然不能成立，但翻案论者终于发现了一件据说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足以“证明济远英勇善战，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敌方退出战斗等问题。”〔19〕这就是《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但是，细阅全书，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斯书作者卢毓英，乃马尾船政学堂管轮班学生，1889年毕业，时任广东海军广甲舰管轮。1894年5月系海军大阅之期，广甲等广东兵轮皆至北洋，因留调遣，得以参加甲午海战。此非作者当时的记事手稿，而是事后追记，因已历年所，难免记忆不清。其内容有见有闻，而闻多见少。如丰岛一战，作者并未亲历，却记述济远悬白旗事甚详，实则闻诸他人。黄海一战，作者倒是参加了，但因在舱内操作，只是在两军接仗之初，才“上舱一望”〔19〕，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战的具体过程，故所述许多情节都是不准确的。兹举数例以明之：
《杂记》称：“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复率左右翼军舰十艘，并镇中、镇南、镇北、镇东四蚊船及鱼雷艇七艘，载陆军三千名望韩进发，意在召敌也。”〔19〕短短数语，几乎处处皆错。丁所率之舰并非只有左、右翼，也包括中军。军舰数量不是10艘，而是12艘，即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炮舰不是4艘，而是2艘，即镇南、镇中；鱼雷艇不是7艘，而是4艘，即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陆军不是3000名，而是铭军10营4000人；也不是由军舰载运，而是分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船，由海军护航。其出航的目的地更不是朝鲜，而是鸭绿江口西岸的大东沟〔3〕。北洋海军此次出航的任务，主要是护运10营铭军从大东沟登岸，又怎么能说是“意在召敌”？
《杂记》称：“时我军前后错落，陈列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镇、定两铁甲居中，左致、靖、济，右经、来，平远在经、来后，广甲则在镇、致之后，而超勇、扬威又在广甲之后。”〔19〕所记又大误。前说军舰为10艘，此处开列舰名则有11艘，自相矛盾如此！何况海战在12时50分打响，最初参战者仅有10艘，也不是11艘。平远参战是在下午2时30分，根本不可能列于北洋海军的编队之中。再说广甲排在左翼，而超勇、扬威则居于右翼之末端，它们怎会跑到了广甲之后？镇远既居中，其左依次为定远、靖远和致远，广甲又怎能跑到了镇远、致远之后？对比一下，《冤海述闻》对北洋舰队阵形的记述就十分清楚：“丁提督乘定远铁舰为督船，并镇远铁船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护督船而行。”〔1〕日方记载也非常明确：“零时35分，已经能明显看见敌舰，细一审视，定远作为旗舰在中央，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形成三角形的突梯阵。”〔9〕两相印证，北洋舰队的接敌军形一目了然，根本不存在《杂记》所说的那种排阵。
《杂记》称：“时两军犹在一万码之外，而我军已开炮攻向敌船。”〔19〕按“一万码”合9100多公尺。说我舰距离9000多公尺时就率先开炮，从未见于其他记载。坪井航三报告说：“下午12时50分与敌相距约6000米，尽管距离如此遥远，但敌军各舰却提前开始发炮。”〔18〕伊东ｙòｕ＠②亨报告则称：“零时50分，大约相距五六千米时，敌军首先开始向我先锋队发炮。”〔18〕当时双方距离在5000到6000米之间，不可能在9000米以上。而据日本随军记者所记：当时日舰有军官观察，中国旗舰前樯桅楼上有值事员弁“用六分仪测量距离，不停地挥动小信号旗，通报距离，炮手不断降低照尺。起初敌我相距大约4哩，忽减至6000米、5800米……。定远发射时为5300米。”〔11〕将5300公尺夸大到9100多公尺，误差达到70％以上，其粗心马虎于此可见一斑。
卢毓英参加了黄海海战，而所记黄海战事尚粗疏如此，错误比比皆是，怎能视之为信史？又怎能称之为“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应该说，《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史料价值很低，其可信程度比《冤海述闻》还远远不如。
我们暂将《杂记》的史料价值问题搁置不论，且看它是否能够明证：“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战方退出战斗”。对此，有论者做出肯定的回答，并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广甲逃离战场并非在济远之后，而是在济远之前。”第二、“广甲在船炮无恙、士卒未伤的情况下带头逃跑，属于临阵脱逃，而济远则属被迫撤离，更不存在方伯谦驾济远先逃，广甲随逃的问题。”〔20〕但是，只要认真读一下《杂记》原文，便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来。《杂记》称：“致远即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即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19〕这段话只是说，致远沉没后，广甲和济远都逃了。济远“亦逃”的“亦”字，是表示同样的副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也”字，由此不能得出“广甲先逃”的结论。《杂记》作者只是强调，广甲和济远虽同样是逃，而逃的原因却不一样，广甲是因“胆落”，济远则是因“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两舰同样战斗到下午3点半钟以后，作者却只强调济远“迎击既久”，从中可以看出偏袒方氏的态度。问题是即使真如《杂记》所说，济远“炮多炸裂倾倒”，总是还有未“炸裂倾倒”的炮，怎么就“无以应敌”了呢？所以，仅据《杂记》所述便得出广甲先逃、济远“被迫撤离”的结论，未免有欠严谨了。
至于说《杂记》“可以明证济远英勇善战”，主要是指以下的记述：丰岛海战时“军孤势危，其间不能容发，管带方伯谦传令悬白旗，又令司机者轮开快进。按万国公法，海军战败悬白旗者，即示敌人以服输之意，即行停轮，以待敌船查封炮械之后，随遇敌船听敌安置。倭见济远白旗已悬，知已服输，乃令停炮下锚，方欲遇船如法安置，济远后炮忽发，击中倭舰战坪，又连数弹分击三艘均中其要害，比倭舰起锚来追，而济远去已远矣。”于是，作者极口赞之曰：“伟哉，方公！惜哉，方公！中国数十年培养水师人才，仅方公一人耳。”〔19〕对方氏之溢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军阵前悬挂白旗竟说成是“英勇善战”，那悬挂日本海军旗又是什么？确实早有论者就此大做文章，声称“方伯谦见力不支，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诈敌”〔21〕，“挂旗声称投降是假，诈骗痛击敌人是真。”〔13〕对此，笔者曾加以评论道：“照此说来，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似乎也成为方伯谦的‘战绩’之一了。但是，方伯谦本人却矢口否认济远舰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由此可见，此事连他自己都讳莫如深的，怎好硬美之曰‘诈敌’呢？兵不厌诈，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诈敌，也无意去苛求用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办法诈敌。问题在于方伯谦是否真的想用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办法来诈敌。如果真的是以此诈敌，那为甚么不敢承认？又为甚么在《航海日志》上反说日舰吉野悬龙旗而逃？”〔22〕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对《杂记》的材料不能不加考辨地使用。考辨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的历史研究。《杂记》的史料价值实在太差，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容易上当受骗的。
四、思维创造的历史：“西战场”说
如果说以上论者的看法不管是否能够成立，还都用材料做依据的话，那么，完全撇开史料而靠臆想发表观点的论者也不是没有。“西战场”说的提出即是如此。
何谓“西战场”说？此说的提出者称：“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是唯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不避的中国战舰。”就是说，海战打到下午3点多钟致远沉没以后，济远非但没有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根据何在？此说的提出者想像出，日舰第一游击队是4艘舰，应该是其中吉野、高千穗二舰专打经远，秋津洲、浪速二舰必定是与济远作战。还特别解释道：“经远是被高千穗和吉野追上来打沉的。……经远随致远冲击日舰，管带林永升脑裂阵亡，船行无主，被创亦甚，遂避往大鹿岛，途中被第一游击队追上击沉。那么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和秋津洲二舰在这一期间在原战场与谁交战呢？……日方记载只有吉野、高千穗与经远缠斗，……所以西战场必还有中国军舰与浪速和秋津洲苦斗，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到的推论。那么这艘中国战舰究竟是谁管驾下的战舰呢？回管只能是方伯谦管驾下的济远号。”原来这位论者是用自己“健全的”“思维能力”，通过一系列的“推论”，而创造出来一个“西战场”的。既然有“西战场”说做理论依据，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断语：“济远事实上退出战斗的时间是日本时间午后5时30分，即海战基本结束之后。就是说，济远根本就不存在战阵中脱逃的问题。”“济远是战至最后且把第一游击队全队引离战场达半个小时之久的”，“这项功劳实在应当记在济远官兵的名下。”〔10〕这位论者确实“思维健全”，具有非凡的丰富想象力，100年来未能推翻的济远“先逃”罪名，似乎便可以这样一朝洗清了。
然而，既然要做推断，必先要设置推论的前提。“西战场”说的创造者事先是设有前提的，这就是假定日舰第一游击队的4艘舰不是整体一起作战，而是分为两队：一队是吉野和高千穗；一队是秋津洲和浪速。这一预设的前提能否成立？就是说，到底日舰第一游击队是否有分为两队的情况？回答是否定的。对此，已有论者明确指出：“其实，进攻经远的并不只是高千穗、吉野两舰，第一游击队四舰均在现场。……海战时第一游击队是一个战斗集体，始终保持‘鱼贯纵阵’队形作战，既不会将四舰一分为二，更不会只用其中一艘去孤军作战。因为海军作战只有保持一定的队形，在统一指挥下作战，才能有效地发挥火力，打击敌人，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此外，我们从各种书籍所绘黄海海战航迹图也可以看出，第一游击队在整个海战过程中都是保持四舰鱼贯纵队阵形，从未见有分开作战的记载。”〔23〕这段话是有充分根据的。试看日方所绘制的《第一游击队航迹图》，按系列排凡16幅，第一游击队四舰保持鱼贯纵列，一气到底，从未有过分开作战的情况〔18〕。甲午战后日本出版的战史著作，如平田胜马之《黄海大海战》（1896年）、川崎三郎之《日清战史》（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之《日清战史》（1904年）、日本海军军令部之《二十七八年海战史》（1905年）等等，其所附黄海海战双方舰队之系列航迹图，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关于致远沉没后日舰第一游击队的行踪问题，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值日官已经做了明确无误的记述。《吉野舰纪事》写道：“此时……各舰或西南或东北方向逃遁。定远、镇远二舰对我本队五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跑。第一游击队追击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丙及水雷艇。”〔24〕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的作战报告，说得更为具体：“3时30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广丙。济远先于他舰逃跑，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继之，皆以大连湾为目标。广甲以下四舰，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平远、广丙则逃向北方。……我相信大胜的时机正在此时，遂命令注意水的深浅，随时增减速度，追击向大连湾方向逃跑的敌舰。……途中4时16分从靖远发出什么信号，来远（注：“来远”，报告原作“经远”，系因船型相同致误。此据《高千穗某尉官笔记》校改，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7册，第255页。）遂调转航向驶往大小鹿岛，接着靖远也驶向该岛。”〔18〕可见，济远舰先行逃走，第一游击队追击的是其他诸舰。至于下午3时30分以后第一游击队的行踪，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战史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先是第一游击队留意水之深浅而增减速力，向大连湾方向追击逃逸之数支敌舰。当时济远、广甲向西北远远逃走，靖远、经远次之，来远后部火势旺盛，艇体向右方倾斜。4时16分，平远、广丙同水雷艇一同向北逃走之际，靖远在樯上挂出信号，来远向小鹿岛方向变针，靖远亦取相同方向。于是，第一游击队向似未损伤之经远追击。4时30分，速力增至14海哩。到48分，吉野以3300至2500米之距离先试行炮击，更于1800米之近距离进行痛击。未几，经远左舷倾斜，黑烟冒出，针路不定，操舵不稳。5时零5分，则变针向东。吉野欲追及之，改速力为10海里，向16点变针。此时，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皆赶到，共同猛击，火势愈烈，烟焰熏天，已而舰体逐渐向左舷倾斜，而纵横旋转，尚未停止前进。25分，倾斜益甚，其右舷之推进器露出水面，前部随即起火。至29分，左舷舰首向水下沉去，遂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25〕随后第一游击队乃以针路直指大小鹿岛方向，向靖远、来远追击。“途中，于5时45分由本队旗舰发出‘返回本队’的信号，于是调转航向向旗舰靠拢。”〔18〕所有这些记载，足以说明第一游击队从未分为两队，而且一直保持原有阵形作战，直到战斗结束。致远沉没后，第一游击队先是追击靖远、来远等舰；接着四舰全力猛击经远，将其击沉；后又回过头来再次追击靖远、来远，直到被本队旗舰召回。请看：这里哪能看到济远的影子呢？
大量的史料证明，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与真实的历史无涉。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个被描绘得活灵活现的‘西战场’，实际上不过是某些论者头脑中的幻影罢了，根本就不存在”〔23〕。
五、从方氏自白看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
方伯谦刚回到旅顺，曾有一番自白，非常有助于弄清济远问题的真相。可惜的是，论者很少有人注意方氏之自白，翻案论者对其更是避而不谈。方氏自白是一份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
方氏称：“昨上午十一点，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战至下午三点钟，我队转被彼船冲散。但见击沉敌船四只，我军定远头桅折，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时已不见。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5〕自白的目的虽在解释济远提前回旅的原因，但也说出了济远驶逃时的战场情况，值得重视。不妨结合其他可信史料，对自白的内容略加说明和分析：
其一，最初北洋海军以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舰迎敌，到下午两点半钟平远也加入战斗，故自白称“我军十一舰”。
其二，自白提到“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时已不见”的情况，值得注意。致远被沉是在下午3时30分，方氏亲自目睹，可见当时济远还在战场上。不见超勇、扬威也不足怪，因为二舰本是弱舰，成为第一游击队首先攻击的目标。据日方记载，下午1时左右，吉野等日舰猛攻超勇、扬威，二舰“共罹火灾，焰焰黑烟，遮蔽全舰。超勇右舷倾斜，状甚危殆。我游击队愈益逼近，遂击沉之。扬威驶向大鹿岛方向逃避，搁浅后被我舰破坏。”〔11〕这样，超勇、扬威早就在作战海域消失，自然方氏看不见了。
至于平远和来远，则是另一种情况。超勇沉没后，平远驶至作战海域，于2时40分击伤西京丸。3时10分，又向日本旗舰松岛进逼，突发一弹，“打穿松岛左舷中央水雷室上部，在大樯下部*，打死发射员2名。”〔25〕可见，在此期间，平远是边战边向东进，到下午3时以后已远离了济远的视野。来远先是与定远、镇远夹击日舰比睿，将其重创之。因日舰扶桑来援，定远、镇远便转而迎战扶桑。于是来远独自向比睿进击，“距战场七八哩”〔25〕时，已追之不及。后见日舰赤城受伤欲逃，来远追之，于2时20分突中一炮，引起大火。“来远亦因起火而出于阵外，此火约历一点半之久。”〔12〕来远时在阵外，也非方氏视线所能及。所以，方氏自白所说的3点半左右战场之所见，不难一一查实，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三，自白中“余船仍在交战”一句，特别重要，需要认真研究。这句话表明，方氏自己承认，当他逃离战场之际，还有“余船”继续同日舰作战。所谓“余船”又是哪些呢？方氏自白所谓的11舰，去掉已经不见的4舰，以及济远本身和已经沉没的致远，还剩下定远、镇远、靖远、经远、广甲五舰。这就是方氏所说的“余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此可知，当时方氏并不否认济远是先于广甲而逃的。
那么，济远究竟是何时逃离战场的呢？济远逃离战场时靖远还在，而靖远是在下午4时16分先在樯上发出信号，招呼来远一起驶向小鹿岛方向的〔25〕，可见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不会晚于4时16分。再就是济远逃离战场时，经远还安然无事。直到3时52分时，经远才遭到日舰第一游击队的合击。“高千穗从3300码之距离猛击之，吉野又以六＠③快炮从2500码之距离与高千穗夹击”〔12〕，经远终被击沉。方氏未及见经远被第一游击队围攻而处境危殆的情形，说明济远逃离战场必早于3时52分。由此推之，可知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是在3时30分至52分之间，大致在3时40分左右。有些论者说济远一直打到5时30分战斗结束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六、结论
对方伯谦案的评说不一，是一个老问题了，但炒得沸沸扬扬则是近年来的事情。笔者也曾数次撰文参加讨论，今再根据个人的认识写成此文，对方案的讨论情况加以简略的介绍，并陈述自己的看法。综合以上所述，可得以下几点结论：（一）最早为方氏鸣冤的《冤海述闻》一书，据考证为济远帮带大副何广成所撰。作者身为济远舰高级将领，亲历丰岛、黄海两次海战，最详事件之内幕，故其所述多有局外人所不能道者，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作者在书中多有歪曲史实以回护方氏之处，严重影响其真实性，不能完全视之为信史，以作为翻案之据。
（二）从80年代初开始的方案大讨论，以1988年为转折点，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中，方氏后裔提出了“时差”说，又公开了在福州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但是，“时差”说并不能够成立，《杂记》所述之事错误百出，史料价值太低，不值得过多的重视。
（三）“西战场”说纯属主观臆造，毫无史料根据。以此证明济远开辟了一个“西战场”，独自与日舰第一游击队作战，一直坚持打到战斗结束，根本不存在先逃的问题，是绝对不行的。
（四）探讨为史家们所忽视的“方伯谦自白”，考证济远脱离战场的时间是在下午3时40分前后，比结束战斗提早了近两小时，从而论定济远确实是先行逃走的（注：本文第五节《从方氏自白看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曾被采入《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一文，为保持本文内容的完整性，仍保留此节的文字。特予说明。）。
到目前为止，这场大讨论还正在进行之中。看来，讨论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说不定还会再起波澜，继续掀起论争的高潮。敢请学界同仁拭目以待！(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00年01期)
〔1〕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94，95、91，87、85，22，32—33，88—91，84，45，87.
〔2〕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68，183—187，175.
〔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4，136—137.
〔4〕海事，第10卷，第3期〔J〕.41.
〔5〕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128，130，128—130，130，128，134，102，134，134，102，128.
〔6〕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M〕.清华大学，1937.249.
〔7〕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626.
〔8〕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267，267.
〔9〕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M〕.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68，240。
ace="Times New Roman"10艘战舰的每位管带都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论者即指出：海战中定远、镇远、来远等舰受伤、损坏情形均重于济远而未退避，“如果北洋舰队各舰都以船械损伤为由，不守战场纪律，擅自中途退避，黄海海战将会是甚么样的结局！恐怕不仅超勇、扬威等被击沉，连定远、镇远两只主力舰也难以保全了。”〔10〕至于所谓“孤注一掷，用拚命主义代替英勇机智斗争”，乃是暗讽邓世昌，认为方伯谦要比他强，这纯属强词夺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第二条理由是认为扬威首先逃跑，此说为张荫麟最先提出，但并未进行论证。有论者则进一步加以发挥，以期证实此事。但必须看到，“离队”与“逃跑”并不是同一的概念，在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的。笔者曾经指出：扬威离队在济远、广甲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但能否称之为逃跑，似尚值得考虑。开战不久，扬威中炮起火，“次第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交通已绝，而*供应又无途径，陷于进退维谷之境”〔4〕，始离队向大鹿岛方向退去。扬威驶离作战区域的目的是救火补漏。试看：经远舰起火后，即曾“退驶”；靖远水线进水，来远舱内中弹引起火灾，也都“暂驶离队”〔5〕。可见，“暂驶离队”是在舰体损伤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急救措施，与临阵脱逃截然不同。因此，在没有发现确凿的新材料以前，方伯谦“首先驶逃”的罪名是不好轻易抹掉的〔15〕。
从1988年迄于目前，是大讨论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中，由于方氏后裔亲自参加讨论，加之公开了在福州发现的甲午黄海海战参加者卢毓英的《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于是一时翻案者蜂起，纷纷撰文为方氏鸣冤。
方氏后裔的文章以《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为代表，认为“中国与日本在时间上有一小时的时差”，故对日本文献中凡记述黄海海战经过的时间都要减去1小时。此说固然新颖，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呢？根据这一设想，方文便将日方记载的时间都提前1小时，如开战时间12时50分改为11时50分，停止战斗时间午后5时半改为4时半，以“证明济远舰不是逃，而是恶战停止后与日舰同时离开战场”〔16〕。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时差”的问题。济远于海战翌晨丑刻回旅，大队于卯刻始到，前后相隔4个小时，皆是由旅顺前敌营务处记录在案，有什么“时差”问题呢？那麽，中日双方记载之间是否存在“时差”问题？不妨将丁汝昌海战报告中所提出的3个重要时间，对照日方记载，验证如下：
一、丁称：“昨日大东沟外，十二点与倭船开仗。”〔5〕乍看起来，丁汝昌所报告的开战间为正午12点，似有问题。因为据日方记载发出黄海之战第一炮的时间是在12时50分。其实，这只是计算时间的方法问题。早在“午初”，北洋舰队已发现日舰，丁汝昌即下令“起＠①迎击。”〔5〕“午初”即上午11时，双方舰队距离尚在25海里开外〔17〕。北洋舰队以7海里的时速，日本联合舰队以8海里的时速，相互接近。直到12时30分，日舰第一游击队吉野等舰始按本队旗舰命令，变时速为10海里〔18〕。当日本舰队驶来时，正值北洋舰队的午餐时间，按舰队秋季作息时间，11时55分午餐〔17〕。据洋员泰莱（W.F.Tyler）记述，他先“草草果餐”，继之用半小时忙于“巡览”炮弹库等处，及登上飞桥“回环一览”后，定远才发出了黄海之战的第一炮〔1〕。其间共花时间当在3刻钟以上，故日方记载的开战时间是准确的。丁汝昌于11时下令“起＠①迎击”，而定远于12时50分发出第一炮，他不过是两个时间取其中，以12点开仗上报，并不能以此证明双方所记存在“时差”的问题。
二、丁称：“至未正二刻，平远、厂丙二船，福龙雷艇继至。”〔5〕“未正二刻”为午后2时30分。在中方文献中，平远等舰艇驶至战场的时间只此一项记载。日方文献却有多处记述此事。如《松岛舰战斗报告》称：“2时30分，我舰与平远相距2800米时炮声逐渐炽烈，终于接近到1200米。2时34时，平远26厘米炮弹命中我舰军官室，穿过中央鱼雷室，左舷发射管射手4名当时阵亡，在33厘米炮炮座中*。”《西京丸战斗报告》亦称：“2时40分，敌炮舰二艘（原注：大概一艘是平远，一艘是广丙）和巡洋鱼雷艇一艘（引者注：指福龙号）来袭。”〔18〕双方所记平远等参战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中日双方记述黄海海战的经过方面，也找不到“中国与日本在时间上有一小时的时差”的证据。
三、丁称：“五点半停战。”〔5〕是说当日下午5时30分双方停止战斗。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ｙòｕ＠②亨的海战报告亦称：“镇远、定远和其余诸舰会合。本队和先锋队相距甚远，而且将近日暮，终于中止战斗，召回我先锋队，时值下午5时半刚过。”〔18〕双方的报告又是完全一致，何来“时差”之说！
由此可见，所谓“时差”问题，不过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和想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时差”说虽然不能成立，但翻案论者终于发现了一件据说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足以“证明济远英勇善战，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敌方退出战斗等问题。”〔19〕这就是《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但是，细阅全书，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斯书作者卢毓英，乃马尾船政学堂管轮班学生，1889年毕业，时任广东海军广甲舰管轮。1894年5月系海军大阅之期，广甲等广东兵轮皆至北洋，因留调遣，得以参加甲午海战。此非作者当时的记事手稿，而是事后追记，因已历年所，难免记忆不清。其内容有见有闻，而闻多见少。如丰岛一战，作者并未亲历，却记述济远悬白旗事甚详，实则闻诸他人。黄海一战，作者倒是参加了，但因在舱内操作，只是在两军接仗之初，才“上舱一望”〔19〕，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战的具体过程，故所述许多情节都是不准确的。兹举数例以明之：
《杂记》称：“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复率左右翼军舰十艘，并镇中、镇南、镇北、镇东四蚊船及鱼雷艇七艘，载陆军三千名望韩进发，意在召敌也。”〔19〕短短数语，几乎处处皆错。丁所率之舰并非只有左、右翼，也包括中军。军舰数量不是10艘，而是12艘，即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炮舰不是4艘，而是2艘，即镇南、镇中；鱼雷艇不是7艘，而是4艘，即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陆军不是3000名，而是铭军10营4000人；也不是由军舰载运，而是分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船，由海军护航。其出航的目的地更不是朝鲜，而是鸭绿江口西岸的大东沟〔3〕。北洋海军此次出航的任务，主要是护运10营铭军从大东沟登岸，又怎么能说是“意在召敌”？
《杂记》称：“时我军前后错落，陈列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镇、定两铁甲居中，左致、靖、济，右经、来，平远在经、来后，广甲则在镇、致之后，而超勇、扬威又在广甲之后。”〔19〕所记又大误。前说军舰为10艘，此处开列舰名则有11艘，自相矛盾如此！何况海战在12时50分打响，最初参战者仅有10艘，也不是11艘。平远参战是在下午2时30分，根本不可能列于北洋海军的编队之中。再说广甲排在左翼，而超勇、扬威则居于右翼之末端，它们怎会跑到了广甲之后？镇远既居中，其左依次为定远、靖远和致远，广甲又怎能跑到了镇远、致远之后？对比一下，《冤海述闻》对北洋舰队阵形的记述就十分清楚：“丁提督乘定远铁舰为督船，并镇远铁船居中，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分作左右翼，护督船而行。”〔1〕日方记载也非常明确：“零时35分，已经能明显看见敌舰，细一审视，定远作为旗舰在中央，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形成三角形的突梯阵。”〔9〕两相印证，北洋舰队的接敌军形一目了然，根本不存在《杂记》所说的那种排阵。
《杂记》称：“时两军犹在一万码之外，而我军已开炮攻向敌船。”〔19〕按“一万码”合9100多公尺。说我舰距离9000多公尺时就率先开炮，从未见于其他记载。坪井航三报告说：“下午12时50分与敌相距约6000米，尽管距离如此遥远，但敌军各舰却提前开始发炮。”〔18〕伊东ｙòｕ＠②亨报告则称：“零时50分，大约相距五六千米时，敌军首先开始向我先锋队发炮。”〔18〕当时双方距离在5000到6000米之间，不可能在9000米以上。而据日本随军记者所记：当时日舰有军官观察，中国旗舰前樯桅楼上有值事员弁“用六分仪测量距离，不停地挥动小信号旗，通报距离，炮手不断降低照尺。起初敌我相距大约4哩，忽减至6000米、5800米……。定远发射时为5300米。”〔11〕将5300公尺夸大到9100多公尺，误差达到70％以上，其粗心马虎于此可见一斑。
卢毓英参加了黄海海战，而所记黄海战事尚粗疏如此，错误比比皆是，怎能视之为信史？又怎能称之为“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应该说，《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史料价值很低，其可信程度比《冤海述闻》还远远不如。
我们暂将《杂记》的史料价值问题搁置不论，且看它是否能够明证：“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战方退出战斗”。对此，有论者做出肯定的回答，并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广甲逃离战场并非在济远之后，而是在济远之前。”第二、“广甲在船炮无恙、士卒未伤的情况下带头逃跑，属于临阵脱逃，而济远则属被迫撤离，更不存在方伯谦驾济远先逃，广甲随逃的问题。”〔20〕但是，只要认真读一下《杂记》原文，便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来。《杂记》称：“致远即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即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19〕这段话只是说，致远沉没后，广甲和济远都逃了。济远“亦逃”的“亦”字，是表示同样的副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也”字，由此不能得出“广甲先逃”的结论。《杂记》作者只是强调，广甲和济远虽同样是逃，而逃的原因却不一样，广甲是因“胆落”，济远则是因“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两舰同样战斗到下午3点半钟以后，作者却只强调济远“迎击既久”，从中可以看出偏袒方氏的态度。问题是即使真如《杂记》所说，济远“炮多炸裂倾倒”，总是还有未“炸裂倾倒”的炮，怎么就“无以应敌”了呢？所以，仅据《杂记》所述便得出广甲先逃、济远“被迫撤离”的结论，未免有欠严谨了。
至于说《杂记》“可以明证济远英勇善战”，主要是指以下的记述：丰岛海战时“军孤势危，其间不能容发，管带方伯谦传令悬白旗，又令司机者轮开快进。按万国公法，海军战败悬白旗者，即示敌人以服输之意，即行停轮，以待敌船查封炮械之后，随遇敌船听敌安置。倭见济远白旗已悬，知已服输，乃令停炮下锚，方欲遇船如法安置，济远后炮忽发，击中倭舰战坪，又连数弹分击三艘均中其要害，比倭舰起锚来追，而济远去已远矣。”于是，作者极口赞之曰：“伟哉，方公！惜哉，方公！中国数十年培养水师人才，仅方公一人耳。”〔19〕对方氏之溢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军阵前悬挂白旗竟说成是“英勇善战”，那悬挂日本海军旗又是什么？确实早有论者就此大做文章，声称“方伯谦见力不支，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诈敌”〔21〕，“挂旗声称投降是假，诈骗痛击敌人是真。”〔13〕对此，笔者曾加以评论道：“照此说来，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似乎也成为方伯谦的‘战绩’之一了。但是，方伯谦本人却矢口否认济远舰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由此可见，此事连他自己都讳莫如深的，怎好硬美之曰‘诈敌’呢？兵不厌诈，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诈敌，也无意去苛求用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办法诈敌。问题在于方伯谦是否真的想用悬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办法来诈敌。如果真的是以此诈敌，那为甚么不敢承认？又为甚么在《航海日志》上反说日舰吉野悬龙旗而逃？”〔22〕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对《杂记》的材料不能不加考辨地使用。考辨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的历史研究。《杂记》的史料价值实在太差，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容易上当受骗的。
四、思维创造的历史：“西战场”说
如果说以上论者的看法不管是否能够成立，还都用材料做依据的话，那么，完全撇开史料而靠臆想发表观点的论者也不是没有。“西战场”说的提出即是如此。
何谓“西战场”说？此说的提出者称：“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是唯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不避的中国战舰。”就是说，海战打到下午3点多钟致远沉没以后，济远非但没有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根据何在？此说的提出者想像出，日舰第一游击队是4艘舰，应该是其中吉野、高千穗二舰专打经远，秋津洲、浪速二舰必定是与济远作战。还特别解释道：“经远是被高千穗和吉野追上来打沉的。……经远随致远冲击日舰，管带林永升脑裂阵亡，船行无主，被创亦甚，遂避往大鹿岛，途中被第一游击队追上击沉。那么第一游击队的浪速和秋津洲二舰在这一期间在原战场与谁交战呢？……日方记载只有吉野、高千穗与经远缠斗，……所以西战场必还有中国军舰与浪速和秋津洲苦斗，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到的推论。那么这艘中国战舰究竟是谁管驾下的战舰呢？回管只能是方伯谦管驾下的济远号。”原来这位论者是用自己“健全的”“思维能力”，通过一系列的“推论”，而创造出来一个“西战场”的。既然有“西战场”说做理论依据，于是就做出了这样的断语：“济远事实上退出战斗的时间是日本时间午后5时30分，即海战基本结束之后。就是说，济远根本就不存在战阵中脱逃的问题。”“济远是战至最后且把第一游击队全队引离战场达半个小时之久的”，“这项功劳实在应当记在济远官兵的名下。”〔10〕这位论者确实“思维健全”，具有非凡的丰富想象力，100年来未能推翻的济远“先逃”罪名，似乎便可以这样一朝洗清了。
然而，既然要做推断，必先要设置推论的前提。“西战场”说的创造者事先是设有前提的，这就是假定日舰第一游击队的4艘舰不是整体一起作战，而是分为两队：一队是吉野和高千穗；一队是秋津洲和浪速。这一预设的前提能否成立？就是说，到底日舰第一游击队是否有分为两队的情况？回答是否定的。对此，已有论者明确指出：“其实，进攻经远的并不只是高千穗、吉野两舰，第一游击队四舰均在现场。……海战时第一游击队是一个战斗集体，始终保持‘鱼贯纵阵’队形作战，既不会将四舰一分为二，更不会只用其中一艘去孤军作战。因为海军作战只有保持一定的队形，在统一指挥下作战，才能有效地发挥火力，打击敌人，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此外，我们从各种书籍所绘黄海海战航迹图也可以看出，第一游击队在整个海战过程中都是保持四舰鱼贯纵队阵形，从未见有分开作战的记载。”〔23〕这段话是有充分根据的。试看日方所绘制的《第一游击队航迹图》，按系列排凡16幅，第一游击队四舰保持鱼贯纵列，一气到底，从未有过分开作战的情况〔18〕。甲午战后日本出版的战史著作，如平田胜马之《黄海大海战》（1896年）、川崎三郎之《日清战史》（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之《日清战史》（1904年）、日本海军军令部之《二十七八年海战史》（1905年）等等，其所附黄海海战双方舰队之系列航迹图，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关于致远沉没后日舰第一游击队的行踪问题，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值日官已经做了明确无误的记述。《吉野舰纪事》写道：“此时……各舰或西南或东北方向逃遁。定远、镇远二舰对我本队五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跑。第一游击队追击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丙及水雷艇。”〔24〕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的作战报告，说得更为具体：“3时30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广丙。济远先于他舰逃跑，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继之，皆以大连湾为目标。广甲以下四舰，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平远、广丙则逃向北方。……我相信大胜的时机正在此时，遂命令注意水的深浅，随时增减速度，追击向大连湾方向逃跑的敌舰。……途中4时16分从靖远发出什么信号，来远（注：“来远”，报告原作“经远”，系因船型相同致误。此据《高千穗某尉官笔记》校改，见《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7册，第255页。）遂调转航向驶往大小鹿岛，接着靖远也驶向该岛。”〔18〕可见，济远舰先行逃走，第一游击队追击的是其他诸舰。至于下午3时30分以后第一游击队的行踪，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的战史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先是第一游击队留意水之深浅而增减速力，向大连湾方向追击逃逸之数支敌舰。当时济远、广甲向西北远远逃走，靖远、经远次之，来远后部火势旺盛，艇体向右方倾斜。4时16分，平远、广丙同水雷艇一同向北逃走之际，靖远在樯上挂出信号，来远向小鹿岛方向变针，靖远亦取相同方向。于是，第一游击队向似未损伤之经远追击。4时30分，速力增至14海哩。到48分，吉野以3300至2500米之距离先试行炮击，更于1800米之近距离进行痛击。未几，经远左舷倾斜，黑烟冒出，针路不定，操舵不稳。5时零5分，则变针向东。吉野欲追及之，改速力为10海里，向16点变针。此时，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皆赶到，共同猛击，火势愈烈，烟焰熏天，已而舰体逐渐向左舷倾斜，而纵横旋转，尚未停止前进。25分，倾斜益甚，其右舷之推进器露出水面，前部随即起火。至29分，左舷舰首向水下沉去，遂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25〕随后第一游击队乃以针路直指大小鹿岛方向，向靖远、来远追击。“途中，于5时45分由本队旗舰发出‘返回本队’的信号，于是调转航向向旗舰靠拢。”〔18〕所有这些记载，足以说明第一游击队从未分为两队，而且一直保持原有阵形作战，直到战斗结束。致远沉没后，第一游击队先是追击靖远、来远等舰；接着四舰全力猛击经远，将其击沉；后又回过头来再次追击靖远、来远，直到被本队旗舰召回。请看：这里哪能看到济远的影子呢？
大量的史料证明，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与真实的历史无涉。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个被描绘得活灵活现的‘西战场’，实际上不过是某些论者头脑中的幻影罢了，根本就不存在”〔23〕。
五、从方氏自白看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
方伯谦刚回到旅顺，曾有一番自白，非常有助于弄清济远问题的真相。可惜的是，论者很少有人注意方氏之自白，翻案论者对其更是避而不谈。方氏自白是一份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
方氏称：“昨上午十一点，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战至下午三点钟，我队转被彼船冲散。但见击沉敌船四只，我军定远头桅折，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四舰时已不见。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5〕自白的目的虽在解释济远提前回旅的原因，但也说出了济远驶逃时的战场情况，值得重视。不妨结合其他可信史料，对自白的内容略加说明和分析：
其一，最初北洋海军以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十舰迎敌，到下午两点半钟平远也加入战斗，故自白称“我军十一舰”。
其二，自白提到“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时已不见”的情况，值得注意。致远被沉是在下午3时30分，方氏亲自目睹，可见当时济远还在战场上。不见超勇、扬威也不足怪，因为二舰本是弱舰，成为第一游击队首先攻击的目标。据日方记载，下午1时左右，吉野等日舰猛攻超勇、扬威，二舰“共罹火灾，焰焰黑烟，遮蔽全舰。超勇右舷倾斜，状甚危殆。我游击队愈益逼近，遂击沉之。扬威驶向大鹿岛方向逃避，搁浅后被我舰破坏。”〔11〕这样，超勇、扬威早就在作战海域消失，自然方氏看不见了。
至于平远和来远，则是另一种情况。超勇沉没后，平远驶至作战海域，于2时40分击伤西京丸。3时10分，又向日本旗舰松岛进逼，突发一弹，“打穿松岛左舷中央水雷室上部，在大樯下部*，打死发射员2名。”〔25〕可见，在此期间，平远是边战边向东进，到下午3时以后已远离了济远的视野。来远先是与定远、镇远夹击日舰比睿，将其重创之。因日舰扶桑来援，定远、镇远便转而迎战扶桑。于是来远独自向比睿进击，“距战场七八哩”〔25〕时，已追之不及。后见日舰赤城受伤欲逃，来远追之，于2时20分突中一炮，引起大火。“来远亦因起火而出于阵外，此火约历一点半之久。”〔12〕来远时在阵外，也非方氏视线所能及。所以，方氏自白所说的3点半左右战场之所见，不难一一查实，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三，自白中“余船仍在交战”一句，特别重要，需要认真研究。这句话表明，方氏自己承认，当他逃离战场之际，还有“余船”继续同日舰作战。所谓“余船”又是哪些呢？方氏自白所谓的11舰，去掉已经不见的4舰，以及济远本身和已经沉没的致远，还剩下定远、镇远、靖远、经远、广甲五舰。这就是方氏所说的“余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此可知，当时方氏并不否认济远是先于广甲而逃的。
那么，济远究竟是何时逃离战场的呢？济远逃离战场时靖远还在，而靖远是在下午4时16分先在樯上发出信号，招呼来远一起驶向小鹿岛方向的〔25〕，可见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不会晚于4时16分。再就是济远逃离战场时，经远还安然无事。直到3时52分时，经远才遭到日舰第一游击队的合击。“高千穗从3300码之距离猛击之，吉野又以六＠③快炮从2500码之距离与高千穗夹击”〔12〕，经远终被击沉。方氏未及见经远被第一游击队围攻而处境危殆的情形，说明济远逃离战场必早于3时52分。由此推之，可知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是在3时30分至52分之间，大致在3时40分左右。有些论者说济远一直打到5时30分战斗结束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六、结论
对方伯谦案的评说不一，是一个老问题了，但炒得沸沸扬扬则是近年来的事情。笔者也曾数次撰文参加讨论，今再根据个人的认识写成此文，对方案的讨论情况加以简略的介绍，并陈述自己的看法。综合以上所述，可得以下几点结论：
（一）最早为方氏鸣冤的《冤海述闻》一书，据考证为济远帮带大副何广成所撰。作者身为济远舰高级将领，亲历丰岛、黄海两次海战，最详事件之内幕，故其所述多有局外人所不能道者，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作者在书中多有歪曲史实以回护方氏之处，严重影响其真实性，不能完全视之为信史，以作为翻案之据。
（二）从80年代初开始的方案大讨论，以1988年为转折点，前后分为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中，方氏后裔提出了“时差”说，又公开了在福州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但是，“时差”说并不能够成立，《杂记》所述之事错误百出，史料价值太低，不值得过多的重视。
（三）“西战场”说纯属主观臆造，毫无史料根据。以此证明济远开辟了一个“西战场”，独自与日舰第一游击队作战，一直坚持打到战斗结束，根本不存在先逃的问题，是绝对不行的。
（四）探讨为史家们所忽视的“方伯谦自白”，考证济远脱离战场的时间是在下午3时40分前后，比结束战斗提早了近两小时，从而论定济远确实是先行逃走的（注：本文第五节《从方氏自白看济远逃离战场的时间》，曾被采入《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一文，为保持本文内容的完整性，仍保留此节的文字。特予说明。）。
到目前为止，这场大讨论还正在进行之中。看来，讨论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说不定还会再起波澜，继续掀起论争的高潮。敢请学界同仁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00年01期)
〔1〕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94，95、91，87、85，22，32—33，88—91，84，45，87.
〔2〕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68，183—187，175.
〔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4，136—137.
〔4〕海事，第10卷，第3期〔J〕.41.
〔5〕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128，130，128—130，130，128，134，102，134，134，102，128.
〔6〕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M〕.清华大学，1937.249.
〔7〕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626.
〔8〕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267，267.
〔9〕邵循正.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M〕.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68，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