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在民间是位知名度相当高的历史人物，堪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主要是野史笔记与文艺作品的渲染，从而把一位诙谐的学者演绎成为一个机敏绝伦、敢于讥讽皇帝、鞭笞佞臣的化身，一个充满智慧、长着铁嘴钢牙、具有铮铮傲骨的刚正不阿的化身，这样一来经过演绎的纪昀就与历史上的纪昀分道扬镳了，从野史回归正史即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一、纪昀与和珅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18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ayout-grid-align: none"在野史笔记中，的确囊括了不少有趣的传闻，以弥补正史的不足，但必需看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有不少这类不实的记载，关于和珅与纪昀结怨便是非常明显的一条，据该书所记：
“一日和乞书亭额，纪作掰窠“竹苞”二大字，和喜而张之。偶值高宗临幸见之，笑谕和珅曰：‘此纪昀詈汝之词，盖谓汝家个个草包也。’和珅闻而甚衔之。未几两淮盐运使卢雅雨见曾(卢见曾号雅雨山人)以爱士故，宾至如归，多所馈贻，遂至亏帑。事闻，廷议拟籍没，纪昀为侍读学士，常值内廷，微闻其说，与卢固儿女姻亲也，私驰一介往，不作书，以茶叶少许贮空函内，外以面糊加盐封固，内外不著一字。卢得函拆视，诧曰：‘此盖隐盐案亏空查抄六字也。’亟将余财寄顿他所，迨查抄所存赀财寥寥。和珅遣人侦得其事，白之。上召纪至，责其漏也，纪力辩实无一字。上曰：‘人证确凿，何庸掩饰乎!朕但询尔操何术以漏言耳。’纪乃白其关”。
在两淮盐引案中，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侵吞盐引入狱并死于狱中。卢见曾的孙子是纪昀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纪昀因给儿女亲家通风报信而被革职、流放乌鲁本齐，这些在档案及其他史料中均有记载。需要指出的是，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当时和珅还未充当侍卫，更谈不上得到乾隆的重用，所谓和珅利用两淮盐引案报复纪昀实在漏洞百出。
纪昀与和珅同朝为臣20多年，虽然并未留下纪昀同和珅明争暗斗的记载，但纪昀同和珅一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处理具体庶务时埋头做学问的纪昀也确实被精明过人的和珅抓住过辫子，此即发生在乾隆五十年(1785)的海昇杀妻案。军机章京、员外郎海昇在缢杀妻子吴雅氏后以自缢报官，吴雅氏的弟弟贵宁以海宁杀妻告官。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纪昀在验尸后仍以*结案，贵宁不服告至御前，乾隆令和珅、曹文植复审此案，和珅在验尸时发现他杀的痕迹。
二、乾隆眼中的纪昀
纪昀在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由于乾隆欣赏他的文才，一直留在京城任职，在御前充当文学侍从。在乾隆的文学侍从中纪昀是相当受到青睐的，即使在的两淮盐引案中纪昀给案犯通风报信，乾隆对袒护亲属的纪昀依然是网开一面，在他抵达流放地仅一年就颁发了赦令，而且当他赦归后乾隆立即接见了他，时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令他以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为题赋诗一首，不负圣望的纪昀应声而和，未几乾隆就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
两淮盐引案并未对纪昀的仕途造成严重的影响，这从乾隆三十八年他被任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即可得到印证，虽然被任命为总纂官的还有陆锡熊、孙士毅，但在实际上始终总管其事的是纪昀，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这项文化工程的负责人。
在乾隆的眼中，纪昀仅仅是个为文学侍从，无论是有实权的军机处还是享有荣誉的内阁，都不会安排纪昀身与其中。同样是以文事君的董诰、彭元端一个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入军机，一个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当嘉庆元年（1796）需要增补一名大学士时，已是太上皇帝的乾隆决定破格擢用根本不曾担任过协办大学士的董诰为大学士。董诰比纪昀小16岁，中进士则比纪昀晚9年，然而乾隆却偏偏任命已经担任军机大臣的董诰担任大学士。对此乾隆有如下一段解释：“刘墉（自乾隆五十年就担任协办大学士，笔者注）、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端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大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清史稿三四0》）在乾隆的心中，纪昀始终是个“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书呆子，平心而论，乾隆对纪昀评价基本是公正的，两淮盐引案已经证明他“读书多而不明理”。
三、四库馆中的功过是非
纂修《四库全书》是一项对以往古籍进行系统整理的重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纂修是源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佚失，为了对那些“世不恒见”的“古书善本”“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安徽学政朱筠、军机大臣于敏中等奏请对《永乐大典》进行整理，乾隆遂据此奏发出编纂《四库全书》的谕令。
编纂机构——四库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立，尽管四库馆设置正总裁十六人，副总裁十人（详见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但对众多书籍进行筛选、编辑，还是由担任总纂官的纪昀负责。伴随着乾隆向民间所下达的征集图书谕令在各省的颁行，各省进献的书籍陆续集中到京城。进献书籍最多的是浙江省，约四千五百种，达六万卷；其次是江苏省，约一千二百二十六种，再其次是江西省、安徽省，分别是六百六十四种、五百二十三种，而杨州马家及浙江范家、鲍家、汪家私人进献书籍都在500种之上……对这些书籍挑选、编辑就落到纪昀的身上。
而组织人对入选的书籍保质保量的进行抄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对照原著校对誊写的抄件更是个既烦琐又细致的工作，稍一走眼就会出现纰漏。由于抄写人员的笔误，纪昀、陆锡熊以及总校官陆费墀都受到乾隆的斥责，纪昀自己就曾出钱雇人重新誊写，以求挽回损失。但誊写人员的笔误，并未影响到纪昀的官运，乾隆三十八年他升任侍读，三年后擢为侍读学士，乾隆五十年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几年后又先后担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相比之下陆费墀的处境就糟糕到极点，不仅因抄写中的笔误被革职，死后还被抄没了家产。
在四库馆任职期间，纪昀也出过比较严重的失误，此即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校勘《水经注》一事的不实。据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校勘了《水经注》，纪昀并未认真核实就向皇帝奏报，乾隆为此特赐诗一首奖励戴震，并下令把戴震所校勘的《水经注》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聚珍版即木活字版，笔者注）刊行。在当时就有人指出，戴震的校勘并未参照《永乐大典》，主要是依据当时学者赵一清在20多年前对《水经注》校勘的成果，有人甚至建议再搞一个《水经注》的校勘。
以纪昀的学识、地位把《永乐大典》的原文同戴震的《水经注》校勘稿进行对照，是完全可以发现问题的，事实上此后的学者张穆就把戴氏的校勘稿同《永乐大典》的原文对勘，否认了戴氏参照《永乐大典》进行校勘的说法，而魏源还把戴震的校勘同赵一清的校勘稿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戴震盗用赵一清尚未付梓之手稿《水经注释》”的结论（[美]A•W?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中译本[中册]，123页）。然而纪昀既不想这样做，也不愿这样做，他没有澄清事实的勇气。且不说他本人同戴震私交甚厚，多年来戴震始终是纪昀家的座上客，一旦他把真相查明向皇帝汇报，前一次的奏报就有欺君之嫌。为了保全自己，他便将错就错，竭力压制澄清真相……
四库馆的开设，给了纪昀一个充分展现才华的舞台，也奠定了他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自此之后，他的名字便与这部书分不开了”（[美]A?W?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中译本[中]216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充分显示出纪昀的文献学的雄厚功底，这部长达200卷的总目，对万余种书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堪称是“进退百家，钩深摘隐”（《清史稿》卷三二0），“被公认为中国文献目录方面最完整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美]A?W?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中译本[中]217页）他还奉命编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对所著录的3450种书籍进行介绍，节选一套有464种书籍的丛书——《四库全书荟要》。而纪昀用骈体文写出的“四库全书进书表”更是得到乾隆的赏识。
纪昀虽然天生不是搞*的材料，但他却始终游离在起伏跌宕的*风云之外，在嘉庆四年乾隆去世所引发的权利之争中，纪昀不仅依然保住原有的官职，还在嘉庆十年正月——他去世前的一个月得到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的荣誉头衔。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03年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