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康熙帝以知人善任、保全功臣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但是，康熙帝在用人方面也曾有过重大失误，致使有些名臣宿将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是我们在研究康熙帝时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本文试以魏裔介与姚启圣的事例加以说明。
顺治十八年七月，清政府决定加派练饷五百余万。事实表明，加派练饷是明末的一大弊政。是时，康熙帝已即位，魏裔介补职未久，任左都御史，对此事颇为关注。同年十二月，疏言：近闻各地百姓，“虽然勉完此项，而人穷粮贱，剜肉医疮，其苦难之状，有难以笔舌形容者！若年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离死亡，岂能文乎”？建议合计天下兵粮，如其足用。加派“即应全部停止”。此所谓“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兼济堂文集》卷11）清政府从其言，命户部“作速刊示”。自康熙元年起，“通行停止”。
康熙三年十一月，魏裔介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其时，鳌拜势焰日炽，辅臣之间“论事辄争执”，他“调和异同，时有所匡正”（《清史稿》卷262)，并继续留心于国计民生。对于康熙二、三年间的民间旧欠，他要求豁免，认为“追之无益于国，徒苦民耳”。清廷遂下蠲免之诏。
上述史实说明，魏裔介在康熙帝即位之初的贡献是突出的。但是，当康熙帝清除了鳌拜之后。他却遭到了弹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举劾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他与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相互勾结，专权乱政。吏部都察院会勘后证明此奏不实。魏裔介遂于次年正月以病乞假，康熙帝毫无挽留之意，随即允之。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清廷内意见不一，气氛非常紧张。其实，早在康熙元年二月，当魏裔介得知吴三桂俘杀了明永历帝后，他就认识到云南虽平，但地处边陲，当选一大将领兵数千而常驻荆襄，“无事则控扼形势”“有事则提兵应援”，这是“百年久选之计而非徒今曰之谋也”(《兼济堂文集，卷11)。清廷未从其请。事隔十二年后，康熙帝平叛的第一个行动正是命一大将，兼程荆州。事实证明了魏裔介的预言。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则始终没再起用他。他认为魏裔介“为人强悍”，“生平实好生事”(《康熙起居注》第1493页、第1473页）。据目前所见到的史料分析，这些评论不但有失公允，并使之失去一名卓有建树之臣。
三藩之乱期间，据守在台湾的郑经一再参与其事。康熙十七年，郑军连克玉洲等十余处沿海城堡。复以重兵围海澄，福建告急。在此之前，福建布政使姚启圣治军有方，屡败郑军。是年五月，升任福建总督。
为了挽救危局，姚启圣亲自克复了平和、漳平，复分兵救援泉州等地，清军在战场上始有转机。与此同时，姚启圣提出，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以兵丁尽占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2)。为此，他从安定地方、招抚郑军、严行赏罚、整肃吏治等十疏内明确其具体措施。在清廷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姚启圣为了兑现奖赏条例，不惜家财，自捐银八万余两。这些措施深得民心，成效卓著。康熙帝也认为“闽督今得人”(《鲒琦亭集，卷15)，战事“平矣”。
康熙十九年，在姚启圣等人的正确指挥下，郑经败归台湾，福建全省实现了统一。次年，郑经病逝。康熙帝命令姚启圣等毋误时机，进取台湾。但是，水师提督万正色颇惧之，上《三难六不可疏》。在这样的情势下，由谁来担此重任就成为急待决的事了。
早在康熙十八年，姚启圣就认为唯内大臣施琅能胜任此任。他荐贤心切，多次上疏举荐，甚至提出以全家百口为担保。当时，施琅之子施齐因守海澄，城陷被执，尚在郑营中。康熙帝心存疑虑，否定了他的请求。姚启圣认识到施齐之事关系重大，遂详细而认真调查之。次年二月，他全面奏明施齐是为配合清军进取台湾而被杀，题请“从优恤奖，以阐忠魂”(《忧畏轩奏疏，卷4)。是疏对施琅的作用是重要的。康熙二十年，施琅出任水师提督。
施琅此后就想独自领兵，并屡请专征之旨。姚启圣原本希望施琅与其“相辅相成”，因此，他闻听施琅所为，深感失望。施琅为了实现其目的，对姚启圣颇多微辞。大学士明珠等人支持施琅，康熙帝也明确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康熙起居注》第905页）。
尽管如此，姚启圣仍以大局为重。他竭力筹措粮饷，“昼夜捐修”战船。澎湖之战前夕，复将其家中的银盘杯碗并其妻妾簪镯等物，“悉数抵算”，以供军需（同前，卷5）。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军攻克澎湖。施琅随即派侍卫吴奇爵进京奏捷，蓄意“得姚（启圣）一点阴利事”（《榕村语录续集》卷12）。康熙帝则指责姚启圣“颇多虚妄”，“并无劳绩”，“妄言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词”（《康熙起居注》第1067页）。显然，这些说法已违背了事实。同时，明珠等人在康熙帝面前有意中伤姚启圣。康熙帝在从未见姚启圣的情况下，竟然信之不疑。是年，台湾平，姚启圣于同年八月第一个提出台湾宜守不宜弃。这比施琅的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早出四个月。此外，他还疏请复五省迁界，开六省海禁。这些切中时政的主张证明了姚启圣在*上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帝却斥责姚启圣“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这各本皆不准行”（同前，第1078页）。然而，康熙帝于是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却下达了与姚启圣上述主张相同的指示。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同年，康熙帝高度评价施琅之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则由于康熙帝偏听偏信和朝臣间的明争暗斗，以至屡遭谴责，复被停其“议叙之旨”，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心情悲愤，疽病复发，遂于是年十一月饮恨而终。
终康熙一朝，如魏裔介、姚启圣之情况者，发人深思。关于这方面的史实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我们理应把康熙帝同前代的杰出的封建帝王作些比较，同时还应看到当时的各种局限对他的制约，从而全面认识康熙帝在知人善任等方面的政绩，给予适当的评价。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1年9月30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