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江山残破，国运衰微，爱国之士忧国忧民，无不以匡时救世为己任。
沈家本是其中主张“法律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毕生从事法律研究，建树卓著。晚年主持法律改革和法典编纂，酌古准今，镕铸东西，首开研究中国法律史之新风，并为古老的中国法系注入了来自西方法系的新鲜血液。他还是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创始人，培育了中国第一批新型法律人才。他在法学方面的造诣，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时人盛赞他为“法学泰斗”。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center" align=center望断棘闺
沈家本，字子惇(又作子敦)，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他生于l 840年8月19日(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国难空前。
但正像清政府统治下的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一样，沈家的人却并未意识到这种危机。沈家本的生父沈丙莹仍继续着中国旧式文人科举人仕的老路一一1845年考中进士，随即就职刑部，直至1 857年改任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沈丙莹在刑部为官12年，“沈默畏慎”，“熟于律例”，多次平反冤狱。父亲的勤政敬业作风，对沈家本潜移默化，影响深远。
少年时代的沈家本，“好深湛之思”，研究《周官》多所创获。《周官》亦称《周礼》或《周官经》，是一部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的汇编，由于是添附儒家*理想增减排比而成，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成为历代经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
沈家本年少志高，并没有因循沿袭前人繁复的研究方法，而是抱着存疑求真的治学精神独立探索。他的开山之作《周官书名考古偶纂》，就旨在纠正明代万历朝进士郎兆玉所撰《周官古文奇字》中的错误。完稿之时，沈家本年仅19岁。
1864年，由于父亲被弹劾去官回乡，沈家本援例到刑部任郎中，开始学法律。
然而，沈家本并未因少年人仕而志得意满，由于还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他对到刑部为官不甚满意。他这时的诗句“白怜卜式功名薄，望断蓬瀛青琐闱”就带有几份感伤情绪。
沈家本幼习儒家经典，尤精于经学和文字学，继承了我国学术传统中宝贵的考据方法和求实精神，著有《诸史琐言》、《古书目四种》等十余种经史考据著作，成就斐然。
他从训诂人手，考辨文献，引经据典，追本溯源，这于他在学术上有所创获，颇多助益，但对他写出中式的八股文章却无多大帮助。因而，他的科举之途并不顺利。1865年，沈家本回浙江“扶病人场”，乡试中举。此后，他多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清朝的进身之路，一是科举，二是捐纳。捐纳，沈家本既不屑为也无钱为。为了得到更好的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只能走科举一途。八股牵制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使他的心情极端压抑。
科举的弊端及其带给读书人的痛苦由此而深深印人他的脑海中。直到多年后的l 897年，他主持保定郡试，身份虽然变了，可是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态度却一以贯之。
尽管沈家本耽于举业，但是基于一丝不荀的品格，他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刑部任职多年，他已是一名颇为干练的司员。他司法业务十分精湛，对清朝乃至历代法律非常熟稔，公文写得明白晓畅。
他为人谦和，淡泊名利，常为同僚代拟文稿。一次，沈家本为一位同僚代拟的文稿引起了刑部尚书潘祖荫的注意。潘祖荫怀疑这不是沈的这位同僚能力所及，经查果然是沈家本所作。自此，他赢得了潘祖荫的特别赏识，开始崭露头角，闻名于世。
俯首案牍
1883年，沈家本又一次参加礼部会试，终于考取进士，仍留刑部供职，从此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法律之学上面。他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源流和利弊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工作余暇，沈家本则埋头著述，写下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著作。1886年，《刺字集》成书出版刊行。这是沈家本第一部公开印行的学术著作，也是他第一部研究法学的著作。由此，他一发不可收，又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和《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
秋审是清代刑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秋谳须知》是沈家本依据自己在秋审处多年任职所获的经验和对秋审条例的理解所作的总结，是研究清代秋审制度的重要著作。后两部书则分别是他经过多年研讨对《大清律例》部分条款的评议和解释汇集。十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没有刊印发行，难以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影响。这不仅是沈家本的个人遗憾，更是近代中国法学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毋庸置疑，这种研究使沈家本具备了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从而，为他日后修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沈家本专心法律研究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1884年，法国侵略者在越南、台湾屡次挑起战端，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对这次战争，沈家本深为忧虑，曾写诗明志：“时危竞上平戎策，战苦难擎饮至杯；九省兵戈方未艾，筹边慎莫付庸材。”可以说，这种爱国之情、忧国之心正是他穷究法律的精神动力所在。
主治津、保
正当沈家本怀抱才具，困守司职的时候，由于上司的保举，他于1893年被外放天津知府，得以独掌一方，施展抱负。
在天津知府任内，他“治尚宽大”，办理案件不凭主观臆断，注重实地查勘，并能够征求专业人员的意见。其中郑国锦谋杀刘明一案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天津府接受此案时，刘明已死去2年，尸体腐烂，难以取证。沈家本特意从京师调来有经验的仵作侯永一起仔细查验，根据死者牙根及头顶骨呈红色、囟门骨突出的症状，得出刘明是受伤致死而非病死的结论。最终查明是医生郑国锦与刘明妻子王氏因奸合谋，趁刘明患病之机以针治为名将其害死。证据确凿，郑国锦与王氏只能认罪伏法。案子的水落石出，不仅为沈家本赢得了声誉，而且为其他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1897年夏，沈家本调任保定知府。保定是直隶首府、京师门户，地位十分重要。沈家本非常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初到保定即赋诗励志：“循良遗迹仪龚遂，报最应渐泳素餐。”当时保定的法国教会势力强大，民族纠纷复杂，沈家本厌恶当时官场上盛行的居其位而不谋其政的行为，决心学习西汉的龚遂，做一个奉职守法的好官。
第二年正值百日维新，慈禧太后阴谋策动政变，命荣禄调甘军驻防长辛店。甘军调防时路过保定，纵火烧毁保定北关外法国教堂，酿成交涉案。经沈家本迅速调处，法国教士愿意以保定城中划出一块地方重建教堂作补偿了事。事情本可圆满解决，但清朝统治者对外软弱妥协，又派官员查办。法国教士气焰顿时嚣张起来，趁机提出苛刻条件，除要求赔偿5万两白银和占有清河道旧道署的地产外，还以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亦属清河道旧址为辞，要求将这块地也划给教堂。就在查办人员即将答应法国教士的无理要求时，沈家本以《保定府志》和韩荚碑文为历史依据，发挥律学辩才特长，对传教士妄图侵占府署东侧房产据理力争，最后取得胜利，尽其所能维护了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
沈家本的才干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的赏识，奏报光绪帝请求予以提拔。1900年9月26日，光绪帝谕令拔擢沈家本为山西按察使。
他接到谕命，未及赴任，就被“八国联军”阻在保定。法国教士因沈家本据理力争夺回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一直怀恨在心，趁此机会遂向“联军”诬告他附和义和团。“联军”随即将他拘留，关押在保定北街教堂里。后经李鸿章等人交涉，他由被拘留改为监视居住，直到1901年2月14日才恢复自由。沈家本身与国同，饱经劫难，感极赋诗，难诉一腔悲愤。其中他为怀念岳飞而写的诗句“精忠抱遗恨，濡笔还挥涕”更是深深寄寓了他对时世家国的悲慨。
主治津、保期间，无论公务多繁忙，沈家本都没有放弃法律研究。1899年，《刑案汇览三编》成书。此书原拟刊刻付印，因庚子之变而辍。全书124卷，书后附录中外交涉各案件。沈家本编订该书的目的是为了使旧案例与新学说相互印证，因此收集了1838年以后有关清朝司法的大量资料，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书后附录的中外交涉案件，对研究清朝末年列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熔铸东西
“新政”改革为沈家本提供了大展鸿图的良机。1901年11月14日，沈家本升任刑部右侍郎，20日回京就职。离开刑部8年又重回故地，开始迎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1900年以后，英、日、美、葡诸国在与中国续订商约时曾表示，如果中国律例与东西各国改为一律，即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为此，清廷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保举“熟悉中西律例者”修改《大清律例》。对于清廷而言，这次修律不过是一种政策上的权宜之计。在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中，沈家本凭借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厚的法律经验及劳怨敢任的个人品格，与伍廷芳一起被保举修订法律。
沈家本对列强攫取治外法权早就视为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对朝廷昏聩庸顽、不思变革忧心忡忡，念念不忘改善法制，收回利权。因此一经任命，他便立即以满腔热忱着手筹划修订法律事宜。
1904年5月15日，经过他与同僚近两年紧锣密鼓的筹备，修订法律馆终于开馆。
开馆后，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经此介绍到中国的东西诸国法律和法律学论著，涉及之广、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使得比较各国体例，去芜存菁，转而应用于改造中国旧律和创立新法成为可能。至于翻译过程中的调查考核、辨明文义和甄定名词，对于创建中国法律学更有重要意义。
主持修订法律伊始，沈家本就积极为将来法律的施行做准备。他深知清朝统治者历来认为法律无足轻重，绝大部分官吏对法律一无所知，因此，他奏请设立法律学堂以造就新型法律人才。
1906年，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中国第一所中央官办的法律专门学校一一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沈家本被任命为管理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他以“会通中外”为指导方针，聘请了冈田朝太郎博士等外国法学家为学员授课，并支持冈田博士出版《法学通论讲义》，作为学堂的基础教本。京师法律学堂的开办，堪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创举。以往，中国虽有聚徒讲授律学的传统，甚至以律学传家者也不乏其人，但是，却没有法学。因此，创办法律学堂不仅是配合新法创制和施行的必要措施，更成为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良好开端。
沈家本受命为修律大臣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是修订旧律、创制新律的立法实践。
修订旧律即是对《大清律例》的全面改造，改造成果主要体现在《大清现行刑律》中。该法典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和刺字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统一了满汉刑律。虽然从大端而言，这仍是一部旧式的刑法，但是，这部过渡时期的法典的制定，则意味着传统法制创新的开始。
在新制定的一系列专门法典中，《大清新刑律》是最重要的。该律摒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是一部单纯的刑法典。
比诸旧律，它有五个方面的变化：改旧律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削减了旧律繁杂的死罪条目；确定了死刑唯一的原则；废除了旧律的援引比附制度；重视惩治教育。
此外，沈家本还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虽然这些新法典远不曾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未曾施行，但其制定的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至于贯注于法典编订中的立法者的思想，以及由法典编纂而引起的争执和议论，则无疑具有更加久远的价值。
大凡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无不遇到来自守旧派的阻挠和反对。
修律的阻力也很大。沈家本身处变局，心存忧患，努力探求新旧交替之际法律发展的途径，形成了“参考古今，博稽中外，融会贯通，不存偏见”的独特修律风格。然而，在腐朽的清廷中，沈家本虽竭尽心力融通中西法律，却仍不为顽固的官僚士大夫所容，讥议反对接踵而来。
为维护修律成果，沈家本代表法理派与礼教派围绕删除旧律中以纲常名教量刑的内容进行了四次大的论争，最激烈的一次爆发于沈家本奏上新刑律草案之后。一时之间，下有部院督抚大臣的排挤指斥，上有“修改新刑律不可变革义关伦常各条”的上谕。沈家本甘冒被斥为悖逆纲常、离经叛道的风险，起而论辩。最终，《大清新刑律》渡过难产大关，附加“暂行章程”五条得以颁布，可沈家本却被迫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回任法部左侍郎，从而结束了他将近10年的修订法律生涯。
蠖居小楼
1911年5月，为挽救每况愈下的局势，苟延残喘的清王朝组织了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沈家本当然被排斥在外，法部左侍郎一职自行解去。
退出官场之后，沈家本致力于《刑统赋解》、《粗解刑统赋》、《刑统赋疏》的整理。这三种古籍，都是后人就北宋末年律学士傅霖《刑统赋》所作的注释，因历时久远，错乱百出。经沈家本纠谬正误，臻于完整，后来编入《枕碧楼丛书》，为后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提供了考证、比较的依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土崩瓦解。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沈家本充当了“袁记内阁”的司法大臣。但是袁世凯既不想也不能挽救势将崩溃的清王朝。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沈家本的仕途生涯与清王朝同日告终。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由沈家本担任司法总长的呼声甚高。袁世凯伪装拥护共和窃据临时大总统后，也属意于他。宦海浮游近50年，年过古稀的沈家本最渴望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与世无争许自由，蠖居安稳阅春秋。小楼藏得书千卷，闲里光阴相对酬。”他引疾不出，专心著述，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该书征稽广博，取材严谨；考辨发微，务求穷尽。相比而言，远胜杜贵墀的《汉律辑证》和张鹏一的《汉律类纂》，使汉律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沈家本虽闭门不出，但对风雨飘摇中的破碎山河却无时不深怀忧念。1913年初，他在病榻上赋得《梦中作》：
可怜破碎旧山河，
对此茫茫百感多。
漫说沐猴为项羽，
竞夸功狗是萧何。
相如白璧能完否?
范蠡黄金铸几何?
处仲壮心还未已，
铁如意击唾壶歌。
念念不忘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与放翁遗诗异曲同工、异代同悲。
时光无情，沈家本壮志未酬，却已心余力衰。1913年7月12日他在京溘然逝世，享年73岁。噩耗传出，举国叹惋。诔词祭文，咸述其功。正是：
法学匡时为国重，
高名垂后以书传。
（文章来源：《人物》199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