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这既是其最大的功劳，也是其最大的罪案。在以往的研究中，褒扬曾氏的人和贬抑曾氏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他的这一功罪和晚年的活动上，而对这之前的十余年的京宦生涯却注意得不够。曾氏自1838年入京到1852年离京，其留京生活约达十四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在学业、交游、交友和*上都有非凡的活动和表现，是其人生经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对后半生的军政活动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本文就此略作探讨。FONT一、勤学好问，奠定学业基础
道光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考中了进士，这一年成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之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钻研八股时艺上，以此作为博取功名的工具;这以后，由于较快、较年轻就冲破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坎，进入了翰林院，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真正的学问，为终身事业打下牢靠的学业基础。
首先，十余年翰苑生活为其读书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曾国藩从进入翰林院到咸丰二年出都，除道光二十三年曾充任四川正考官外，均在京供职，且所过大半为翰苑生活。科举时代的翰林院是新科进士“读书养望”的好地方，是封建朝廷储备人才的重要场所。能够进翰林院的进士，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从容阅读这里丰富的皇家藏书，尽量在经史、文学、*、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曾氏曾经在这里任过侍讲、侍读、国史馆协修、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等职，他抓住每项任职都十分清闲的好时机，充分利用翰林院的良好读书环境，“日以读书为业”[1]，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黎庶昌在年谱中说，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2]曾国藩自己也说:“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3]这大大充实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思想，培养了他的志向，为其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运筹帷幄的著名军事家、*家打下了基础。
其次，在京广求师友，勤求治学之道、修身之方，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刻苦的努力，使他成为当时统治阶层中年轻颖异的理学新秀。曾氏长进很快，得益于广求师友，勤学好问。他在京师结交了好几位影响终身思想与治学的师友，学行上不断得到他们的指引、点拨，较快地窥识了治学门径。他经常讨教的老师有唐鉴和倭仁。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学问有义理、考据和辞章三途，而经济之学当求之义理之内，具体的作法是从读史入手。国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己经足够了。[4]曾氏听后，觉得昭然若发蒙，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自称自此窥识了治学门径，学问由此大进。他还向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请教检身之要。倭仁告诉他，以好问、好察最重要，方法就是用楷书把每日的言行记在日记中，时时反省，痛自刻责。曾氏听了便从此亲自努力加以实行。
至于在京交结的朋友，有刘蓉、吴廷栋、何桂珍等，他们在理学方面都是当时被称为“绩学之士”的人物，与他们交往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学识，相互砥砺，共同进步，也提高了曾国藩的声誉，使其成为“在京颇著清望”的理学经世派的后起之秀。
曾国藩非常善于从以儒学为主体，包含众多流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当时的儒学分为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各有门户，自相标榜。曾国藩虽有理学家之名，并无门户之见。他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任何学术派别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加以利用。他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最深、探求最苦;对经济之学花费功夫最多、付出的代价最大。但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对考据学的研究使他具有文字根底，对古文的钻研使他诗文俱佳，成为世所公认的桐城派古文学家，而理学的哲理和道德观念成为他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经济之学的丰富知识则大大增长了他的军政才干。总之，传统的文化学说不仅奠定了他从政的思想基础，也为他取得湘军集团的领袖地位和获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此，著名学者庄练先生在《曾国藩》一文中说:“由此可知，曾国藩一生仗以成功的志行与学问都是在此时奠定基础的。”
二、十年七迁，获取*资本
曾国藩不仅科考之路顺利。仕途上的发展也颇为一帆风顺。他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称为侍郎专家了。
曾国藩*上升迁的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声名鹊起;一是得到道光朝权臣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太贪，惟性巧债，以欺惘蒙蔽为务。”[5]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氏于一八三八年会考中式，而会试的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因此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氏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词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联想到在这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未动。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所以，颇能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都持同样的看法。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在当时是很少见的。这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小地主之家的曾氏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6]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7]曾国藩迅速得以升迁，取得了较高的*地位，为其后来以在籍侍郎身分举办团练、筹建湘军创造了条件，使其能够以较高的秩品和声望号召湖南士绅，吸引一大批地主知识分子参与其事，并以领袖群伦的*姿态号令四方，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卖死命出大力。也恰因此，曾国藩对清王朝终生存有感恩图报之心，忠贞不二，不敢稍生非分之想，越雷池半步。
三、留心人物，结识和发现了不少人才
曾国藩曾经说过:势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8]应该时时不忘“求人自辅”[9]。他一生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十分重视人才和人才问题，且在京官任上，就注意留心人物[10]。这使得他得到了不少人才和观察人才的经验。他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份致诸弟的书中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良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清，则有黄子寿。……京师为人文渊数，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11]表达出良朋如云的喜悦之情，并以此勉励诸弟治学当须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在结交新人的同时，十分注意联络旧有的志向相投的友人和同乡，这一时期在学术观点和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以及李鸿章等。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与曾国藩同县。两人订交最早，交情最深。曾氏曾说“幸得内交于当世之道才硕学，仁义君子，不为不多，而莫夙于里中刘蓉孟容，谊亦莫隆焉。”[12]还评价他说: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己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13]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氏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三人气味相投，遂成好友。
江忠源，字眠樵，湖南新宁举人。在京时，郭嵩焘介绍他往见曾。江忠源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曾氏和他见面后谈些市井琐屑之事，酣笑移时，江忠源辞去后，曾氏目送之，回头向郭嵩焘说:凉使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又说是人必立功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14]后果如其言，战死沙场。曾氏擅知人之美名，即始于此。
罗泽南，字仲岳，号南山，与曾氏同县。曾氏对他很尊敬，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其为家乡的颜渊。后来曾国藩建立湘军，将官大半都是罗的湘乡籍学生，如王鑫、李续宾兄弟、蒋益遭、杨昌浚等。曾国藩建立湘军，就是以罗泽南的湘勇为最初班底的。
欧阳兆熊字晓岑，湘南湘潭人。1840年曾氏升授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病倒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几至不起，多亏欧阳兆熊的精心护理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李鸿章，字少荃，是曾氏同榜进士李文安的儿子，道光二十五年，李鸿章入京考进士，李文安命李鸿章跟着曾氏读书学做文章，曾李自此建立了师生关系。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日后竟成为曾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得力的帮手之一，并且成为其衣钵传人。
曾氏在翰林院担任过庶吉士教习、侍讲学士、会试同考官、武会试正总裁等职务，因而毫不费力地成了许多考生的座师，收了许多门生。后来带兵打仗，他的部属和幕僚中，就有不少尊称他为“老师”的学生，给他的帮助也很大。
四、积极论政建言，显露不凡的才干
清王朝破格提拔国曾藩，使其由四品骤升至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曾氏对清王朝感激之余，虚心政事，留心时务，在出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期间，认真研究清代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他目睹清王朝时局危机而政风颓靡的情形，深为忧思焦虑，预感变乱将至，所以在道咸之交的1850年3月一1852年9月，太平天国革命酝酿及起义初期，积极论政建言，连续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各陈民间疾苦疏》等主要奏疏，集中就当时*、军事、民政、经济等方面激起革命的原因，详细指陈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似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15]主张从这三方面加强治理。
人才方面，他认为方今人才不乏，但缺乏激扬人才奋起的方法。他考察了清朝历代皇帝对封建士大夫的政策，指出:自从道光皇帝对士大夫敛之以镇静后，致使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矜，锋芒自逞者。”造成官场似畏蕙为慎，以柔靡为恭。”守成者多，有为者少。当时京官办事的通病:一是狙缩，二是琐屑;外官办事的通病:一为敷衍，二为颟预。[16]以致通国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朝廷上下“皆媚软孰之人”[17]占据要津，一旦有事，就会出现相与袖手，一筹莫展的局面。因此他提出了“今日所当要求者，惟在用人”的治国方案。
财用方面，他认为银贵钱贱是“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为平银价，解决清政府财政危机的燃眉之急，主张政府银钱并用。银和钱的比价每年由政府统一确定，使“庶民不致生愁，胥吏不能舞弊”。地丁赋税的收入和兵饷的发放均以钱计算和支付。虽然钱质比银笨重，搬运也艰难，但他认为这样可以苏民于困，缓和阶级矛盾，亦可免受纹银出洋之苦。”不过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使用铜钱作为价值的衡量尺度是倒退的表现。
兵力方面，他对八旗绿营兵的腐朽痛心疾首。他认为当时冗兵悍卒己失去镇压农民起义的效用。因此，他建议汰兵五万，宛其腐肉，以生其新。
在这些奏疏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疏中率直地指出，要转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该折矛头直指咸丰，提醒年轻的皇帝应防琐碎、杜文饰之风，特别对当朝苛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表示了不满。对广西军务的用人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咸丰皇帝“黜陟大权，联自持之”[18]的圣旨持有异议。这份奏折因对当朝的*风尚及皇帝的个性痛加针贬而触怒咸丰。曾国藩差一点为此掉脑袋。事后，他在家信中说: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鲤而遇事不敢退缩。”[19]说他这样做，无非是要表达忠君爱国、感恩图报的区区之余意”。通过上述各疏，我们看到，曾氏在当时的统治者中，确是一个既清醒，又比较有见识的官员，他对时弊有一定了解，且敢说实话。他的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建议虽然未被当时的最高决策者所重视、所采纳，但己经显露了他遇事留心，注意分析问题，富于远见，直言敢谏，敢担当有抱负的*才干。
综观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全部活动，他以读书养望而得真知，生发出澄清天下之志;以访师求友而得窥治学门径，成为在京颇着清望的理学新秀;因得穆彰阿的赏识和暗助而迅速升迁，成为清王朝的二品大员和干吏;因留心人物而准备了人才班底，为创建湘军打下了基础;因积极论政建言而初露锋芒，显露了不凡的*才干。难怪，连痛诋他的范文澜先生也说:曾国藩深研程朱道学，熟悉清王朝政制，当京官时己显露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还说曾国藩因与满人倭仁、穆彰阿有特殊的关系，再加上他本身的的侍郎资格，位些对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有力的条件。”[20]由此可见，曾国藩十余年的京宦生涯对其一生的影响有多大了。也说明青年时代就致力于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对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6][7][11][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5，117、147、149、47、212.
[2][1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12][1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M].传忠书局版，《圣哲画像记》(卷三)，《刘母谭儒人墓志铭》(卷三)，《养晦堂记》(卷二).
[4]曾文正公全集·日记[M].传忠书局版，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
[5]曾国藩之谜[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8][9]曾国藩家书·家讯·日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285、279.
[10]曾国藩荣哀录·曾国藩年谱附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6，78.
[15]曾国藩全集·书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26.
[16][17][18]曾国藩全集·奏稿[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5，18，19.
[2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