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们津津乐道于“康乾盛世”的电视剧,戏说也好,正统也罢,让人感觉“康乾盛世”实在是中国人沾沾自喜的一段历史。其实,世上许多事情,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康乾盛世”与俄国的“彼得之治”作一番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和发人深省的东西。t; mso-char-indent-count: 2.0"在中国历史上堪与大唐“贞观之治”比肩的“康乾盛世”,始于1681年,止于1796年,前后持续百余年。其时大清帝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农作物产量世界第一,贸易总额世界第一,大城市数量世界第一,国力鼎盛,雄居东方。时人有诗云:“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而“海甸巩于金瓯,邦家奠于磐石”的诗句,更流露了朝廷上下对帝国盛世的自豪和自得。连外国人对中国的繁荣也不乏赞美之辞。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和中国的“康乾盛世”比起来,那时的俄国就差远了。*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国防力量薄弱。土耳其和鞑靼人侵占了俄国南部,控制着黑海,俄国每年必须向克里米亚鞑靼汗国上贡。瑞典人控制着波罗的海及其沿岸大片领土,俄国在这一带的出海口全被瑞典人抢了去。这样一来,俄国西面黑海和波罗的海两大门户,都被强邻掌控,其被动处境可想而知。
这便是中俄两国当时的状况。若干年后,情况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俄国迅速崛起为强大帝国,大清王朝却渐露败相,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世。“变起一朝,祸积有素。”
彼得一世1682年即沙皇位,1689年亲政。他认为,俄国要强大,当务之急是打开通向黑海和波罗的海的道路,于是首先起兵攻打土耳其人控制的亚速堡垒,但未能成功。这促使他下决心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
那时西欧的英国、荷兰已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工业、贸易十分发达。彼得敏感地觉察到西方的变化,学习西方的心情十分迫切。
他化名米哈依洛夫,随使团周游普鲁士、荷兰、英国等许多西欧国家,细心考察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通过“寻师问道”,彼得不仅亲身感受了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而且进一步弄清了当时欧洲的国际形势和俄国所处的地位。从国外归来,他果断采取了两大措施:一定仿照西欧国家的模式建立和训练军队,聘请外国军官和外国军事工程师为军事顾问,大力发展冶金和兵器工业,并从国外采购先进武器。二是与土耳其订立和约,集中力量对付最强大的敌国瑞典。1709年,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击败了强大的瑞典军队,打开了通向欧洲的门户,落后闭塞的俄国一跃而成为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强大帝国。彼得还参照西欧的经验,大刀阔斧地进行内政革新。如改革官制和行政机构,限制贵族特权,在贫贱农奴中选拔人才;发展工业,提高私人企业主和商人地位;开办各种学校,派青年贵族赴西欧学习,等等。就连俄国人的生活习惯,彼得也不放过,下令不准留长胡须。禁止着旧式长袍,自己带头改穿匈牙利式和德国式短装。
尽管彼得推动改革的手段十分专横,并引发不少争议,但他的改革无疑推动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俄国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奠定了坚实基础。普希金赋诗赞美彼得说:“用一只专制的手,他勇敢地播下启蒙的种子。”当时英国报纸评价彼得为“本时代最伟大的君王……他的举动会在漫长时空里带来荣耀和赞叹”。
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尽管康雍乾三代帝王学识渊博,雄才人略,但面对世界范围空前深刻的大变动、大转折。面对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他们不是打开国门,学习先进,参与竞争,而是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满足现状,苟且偷安,表现了十足的麻木和愚昧。在对内政策上,康雍乾仍旧沿袭封建保守的传统,限制工商业,轻视科学技术,大兴“文字狱”,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的进步。这与彼得大帝的开明政策形成鲜明对照。
乾隆二十年前后,随着统一新疆战争的顺利进行,乾隆皇帝自感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从此将“持盈保泰”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持盈保泰”就是保持富足安稳的局面,字面意思当然很好,实际却是一种保守观念,说穿了就是墨守成规,维持现状。于是,小修小补、点缀盛世便成了皇帝和官僚的主要工作,剩下的就是享受盛世繁华与升平之福了。一个庞大而繁盛的帝国,就这样在闭关锁国、封建保守的政策下,在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虚幻中,渐渐枯萎,渐渐凋零,渐渐沦落,以至沉没。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入丧权辱国、被动挨打的苦难深渊。
俄国在彼得大帝的手中由弱而强;而中国在康雍乾的任上盛极而衰,一喜一悲,一起一落,从正反两方面深刻阐释了一个道理:国家的领导者能否开拓进取,能否与时俱进,能否具有世界眼光,能否为国家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极大地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资料来源:《环球时报》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