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在处理神和人的关系上，与西方就有明显的不同，即重民而远神。《左传》里就有：“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又有“天道远，人道迩”的说法。孔子提出的实行“仁政”，就是要“仁者爱人”; 而对于鬼神，则要“敬而远之”。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民为国本”，民是最重要的。荀子更具体地说出君民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中国历代的开国名君和名臣，大都强调这一思想，并作为统治天下的指导思想。其中以唐太宗最为重视，他反复强调荀子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长期以来，中国是以农耕为生存的国家，同一些靠战争掠夺而生存的国家不同，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如果不考虑创造财富的农民利益，就无法维持其统治。齐宣王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他答以“保民而王，莫之御也。”即，维护人民的利益，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这是有理智的统治者必然接受民本主义思想并推行之的原因。-indent-count: 2.0"洪承畴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少年时代已经有了做官就应当为国家出好主意，替黎民百姓分忧的思想。青年中进士后，他在刑部任事几年，能“公正执法”，应当也是民本思想的影响。洪承畴的民本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于在清朝任职期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促使清军在入关到占领北京的过程中改变以往对百姓的烧杀掳掠政策。
以往的清军几次南下，主要是掠夺子女玉帛，消耗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给关内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1644年四月的这次南下，是以进军中原为目的，清军统帅多尔衮，也是当时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注意倾听熟悉中原的汉臣意见。当清军行至辽河时，他向随军南下的洪承畴，咨询进军事宜，洪承畴向多尔衮献策，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亦此行… 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四月庚午）
他提请多尔衮注意，在清军进入中原时，要严明军纪，善待百姓,招抚官吏,以争得民心。特别是对抗拒的府、州、县，官吏虽诛，“百姓仍予安全”，更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这对人民是有益的。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等人的建议，行至山海关时，就对各处官民发布谕令、檄文，以争取民心，并与清将誓约，不得烧杀掠夺。
“此番出师，原欲苏尔民命，灭流寇而定天下，非如从前虏掠。尔等勿畏我军，商者商，农者农，各安堵如故。更与诸将誓：若入汉境，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洪承畴的建议和多尔衮的命令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清军进军北京途中，一路没有什么战斗，地方官和士绅，望风而降。多尔衮厚待各地降官，赐以袍服，令任原官，还令军队不许入城，并开仓赈济百姓。进入北京以后，多尔衮又按洪承畴等人意见，令大量清军驻扎城外，入城的将士不得入住百姓家，只许在路旁埋锅造饭，严令“军兵之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沈馆录》卷７），“严禁士卒抢夺”。有个清兵杀了百姓家的狗，并伤了它的主人，多尔衮得知此事，令将这个清兵斩首。时人记载，清军“法甚严，附近居民有馈食者，皆不敢受。所食物黑碎而干，以少水吞之，便度一日”（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这些做法博得了明朝官绅的好感，“中原人士无不悦服”，也安定了百姓。然而，清军入北京，也有违背民心的事，那就是强制汉人剃发，激起北京人的愤怒不安。多尔衮考虑到洪承畴等人的意见，忙调整统治政策，传谕兵部：“今闻甚拂民愿．．．．．．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五月辛亥）这样，民心很快安定下来。清军从沈阳出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进入了北京，而且其统治很快安定下来，城内外躲避起来的百姓，渐渐也恢复正常生活。关注百姓的安危，重视民心的向背，是清军顺利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洪承畴在以后的招抚江南总督军务大学士和五省经略职位上，也一直坚持严肃军纪，安定百姓的政策，加速了清朝统一事业的进展。
二、促使清朝在统一的过程中，尽量采取招抚政策，减少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起自白山黑水的清军将士，善于骑射，勇于征战，以往几次南下都是以武力取得掳掠战果，而后焚烧城池，退回东北，那时并不想得到城池土地，进行统治，也不必招降明朝将领和地方官。前面说过，此次进军不同于往日，要进军中原，统治中原，就要尽量减少战祸对中原及其百姓造成的灾害，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洪承畴等汉臣从民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招抚政策是最好的办法。实际上，洪承畴自随多尔衮入关以来，一路上就不断招抚旧部或旧同僚; 入京以后，他继续利用旧关系招抚明朝或降农民军的文臣武将。这不仅为清朝赢得一批人才，而且使百姓避免了战祸。清朝只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就统一了北方，与招抚政策不无关系。多尔衮和诸王从洪承畴的招降中尝到了甜头，不费一兵一卒，就能顺利地进入北京城，继而统一北方，何乐而不为呢。为此，当清军统帅多铎初定南方以后，清廷又于顺治二年闰六月任命洪承畴为“招抚江南总督军务大学士”，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尚未归顺的地方，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兵。
那时候，以多铎为首的清军虽然消灭了南明的弘光政权，但由于在扬州的大肆屠杀掳掠，引起江南人民激烈的反抗情绪。加之多尔衮为胜利冲昏头脑，不听洪承畴等人的劝说，正式下达薙发令，剃不剃发成为投降不投降的标志，限期十天; 而且，禁止朝臣再为此事进奏章，禁者“杀无赦”。这就使清军的杀戮愈演愈烈，继“扬州十日”之后，又有江阴、嘉定的三屠相继，大规模的杀戮和强制执行薙发令。这些反映了清朝在统一江南的过程中，推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置汉族人民的安危与风俗于不顾，违背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江南地区很快普遍掀起了抗清斗争。与此同时，故明的宗室也在福建、浙江分别建立了南明的隆武政权、鲁王政权。江南的各种抗清势力，纷纷集结在这两个政权周围。
洪承畴八月到达江南之时，那里正是上述所说的这样一种局面。而他仍然利用在明朝为官的旧关系，采取以招抚为主的策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李光涛：《论洪承畴之招抚江南》，《明清史论集》下册）。他的招抚策略运筹得当，很快见效。九月底，洪承畴向朝廷奏报中说道：
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 昌、袁州、及江南徽州等府俱平。（《清世祖实录》顺治二年十月戊子）上述地方能迅速归降清朝，洪承畴除了招抚故明的地方官外，同时重视安定民心，不去伤害百姓。每到一处，他都发布告示，晓谕“朝廷德意”。即使遇到激烈的抵抗，也没有对反抗者加以报复，尤其是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抚恤有加。如，清进*州，遇到进士出身的金声领导的一支抗清义军顽强抵抗。金声最后退守绩溪，洪承畴用计里应外合攻下城池，除极少数拒绝投降的头领如金声及几员将官被处斩外，其余义军遣散，并令清军“驻营城外，不令一兵入城，出示安民，市肆如故。”（《清世祖实录》顺治二年十月戊子）
在洪承畴招抚的故明大臣中，比较重要的有原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他和洪承畴是知交，有降清的意思，但又有些疑惧，此时躲到六安州的商麻山中，那里在江南、湖广、河南三省交界处，地势险要。他与周围堡寨联络，据险自守。洪承畴得知后，接连给他去了两封信，解除了张缙彦的疑虑，终于投降了清朝。洪承畴为此事上报朝廷，说明张缙彦归降的作用：“缙彦一投，则三省接界地方四十余寨，远近观感，自可渐次驯服。”（洪承畴题本：《为恭报旧枢投诚归顺事》顺治二年十二月丙午）只用了两封信，就解决了三省交界四十余寨的抗清势力，避免了兵戎相见，百姓遭殃。
洪承畴招抚策略最出色的是招抚隆武政权的权臣郑芝龙。清军入福建之前，洪承畴向当时的平南大将军博洛建议招降郑芝龙，博洛自然很赞成。洪承畴利用与郑芝龙既是同乡又是故明同朝大臣的关系，写信给郑芝龙，劝他降清，许给他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王爵。其时正在观望形势的郑芝龙，见信后很高兴，迅速回信，答应“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小腆纪年附考》顺治三年五月辛亥）。清军入福建，一路经仙霞关，此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但关上的南明守军已于三日前撤走，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洪承畴的一封信起了决定性作用，对百姓来说，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对清朝来说，加快了统一的速度。
多尔衮十分赞赏洪承畴下江南的功绩，并对他更加信任，在招抚的事宜上，给他更大的权限，即不必再请示朝廷或平南大将军，可以独自处理。顺治帝亲政后，更加重用洪承畴，委以五省经略的重任。他根据招抚江南的经验，军事上采取“以守为战”的方针，*上采取“广示招徕”的政策，这样费力少，收效大，又可减少兵民遭到的残杀。这一时期洪承畴招抚政策收效最大的是大西军的首领孙可望的降清。孙可望多年活动在云贵一带，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熟悉南明政权和农民军的内情，在群众中影响又大，他的投降，对清朝进军云贵起了重要作用。
三、促使清政府减轻江南人民的负担。
洪承畴到江南的任务还有一项也很重要，那就是“兼理粮饷”，即筹集军队的粮饷和政府的开销。自唐宋以来，江南就成为政府税收来源的主要基地。清朝统治者占领南京、灭亡弘光政权后，就认为：“从此财货、贤能皆为我有，而一统之大业成矣！”（《明清史料》丙编，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廷交给“兼理粮饷”的任务，对洪承畴来说是相当沉重的。因为当时的江南并非盛世的江南，自明朝后期以来，江南人民就承担了繁重的赋税，清初虽然去掉了明末的三饷，但正税数量并没有减轻; 而且由于清军南下和各地的抗清活动，战乱频繁，造成很多地方的人民逃亡，田地荒芜，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大兵所至，田舍一空”（肖震：《请正人心以维世道疏》，《皇清奏议》）而清政府催征漕粮、军饷限期紧迫。面对这种情况，洪承畴并没有不顾百姓的实际情况而一味满足朝廷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实关民生休戚，封疆安危”的大事，就向朝廷最高统治者如实报告了江南经济的现状，说有的地方：
“所属州县，焚劫尽空，百里内外，罕有人迹”。“目前催征漕粮，勒限起运，频死残黎，供输不前，人情惊皇。各该道、府、州、县，屡次具详，恳求宽免，词意迫切。职不胜目击心伤！”（《明清史料》甲编，顺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江南总督洪承畴题本》; 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南总督洪承畴揭帖》）
他还提出减免赋税的请求和建议，即，对那些残害的最严重的州县，包括江宁府下属的两个县、池州下属的两个县、宁国府下属的两个县、安庆下属的六个县、苏州下属的一个县，应当分别减免、折价，并提出有的征三分，有的蠲免，有的折价的具体方案。在这份建议请求书的最后，他又强调，上述州县“确系危苦已极”，如果能够批准，江南这些地方的人民将会“欢声雷动”。应当说，他的建议请求，出自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对处于危苦之中的江南人民来说是有益的; 对清朝安定江南来说，也是有益的。
洪承畴在江南任上，类似的上书次数较多。如，在前次上书几个月后，他从安庆巡抚处得知下属的潜山、太湖两个县，“百里几无烟火，城市亦多荆榛”，“不但无皮骨之堪敲，亦且恐孑遗之将尽”，就又上揭帖说他读了安庆巡抚的上书后“真可痛哭流涕！”（《洪承畴章奏文册汇集》，《残县人少地荒钱粮骤无所出泣吁破格重免以俟生聚事揭帖》），要求朝廷对这两个县的钱粮“泣吁破格重免”。朝廷派满汉官员十几人前往勘查。洪承畴担心这些人前去的食宿，会加重地方百姓负担，令江宁府拨银米供给，还令安庆地方选派一名廉洁的推官，陪同他们前往，要求他们 “不许分毫索扰地方”。勘查后的情况比安庆巡抚的上书更严重，洪承畴再次上书，要求蠲免那里的钱粮。
前面说过，洪承畴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兼理粮饷”，而那时江南的清军普遍缺乏粮饷，各地总兵叫苦连天。湖北的黄州总兵声称：“兵丁缺饷，饥寒难忍，职点金无术，危迫难待。”（《《明清史料》甲编，顺治二年十二月初七，《江南总督洪承畴题本》）平南大将军也让洪承畴帮助解决湖南清军的粮饷。有些故明将领原准备归降，见清军“粮饷匮乏，观望踌躇”。面对这种情况，洪承畴一面向朝廷上报，请求办法; 一面拆东墙补西墙，挪用解北解南的钱粮作为江南急需的军用钱粮，甚至留用截往京师的漕粮，抵作军饷。这些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可解燃眉之急，又不必从百姓身上进一步榨取。这应也是他的民本思想所使。
四、促使清朝尊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不强令其剃发、改装。
在进军贵州、云南时，洪承畴起的作用相当大，主要是他从民本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进取西南“首以收拾人心为本”。如何做到这点，他除仍强调严明军纪，不掳掠扰害百姓外，又根据云贵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风俗全然不同，性情殊不相类”的特点，尊重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先大胆地允许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暂不剃发、改装，事后再上书请示。顺治帝同意了他的做法。他将顺治帝的旨意刊刻成告示，“晓谕贵州土司苗蛮”，少数民族十分高兴，纷纷出山耕作，支援清军。洪承畴将少数民族兴奋的情况汇报给朝廷：
贵州一路土司苗蛮渐次归诚，但裹头跣足未经剃发，据禀粧束衣饰皆照旧例，历代未改。臣思贵州初辟，人心未定，若遽令移风易俗，恐致惊畏逃匿。臣即晓谕土司苗蛮，且暂照旧粧束，听候请旨定夺。……钦遵密咨到职，职随刊刻告示，晓谕贵州土司苗蛮，无不鼓舞顶戴皇上破格鸿恩，各争先出山贸易、耕凿、运交米粮，以各效诚。（《明清史料》甲编，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在进军云南、广西的过程中，洪承畴又一次强调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令其剃发、改装。他说：
今贵州、湖南已先荷皇恩，将土司苗蛮暂依照旧粧束，而云南、广西新辟，必皆望皇仁普被……倘蒙恩施一祝，将云南、广西一照贵州事例，令土司苗蛮猓猓准暂免剃发，照旧粧束，以示招徕……于以早安西南实有裨益. （《明清史料》甲编，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洪承畴在西南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促使各地土司纷纷率众前来归服,加快了清朝统一这一地区的速度; 更使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抵抗,不再躲避,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从后来的情况看,清朝统治者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大都采用了这一政策,即维持当地原来的风俗习惯,不再像汉族地区那样实行剃发、改装。这就有利于清朝前期边疆地区的安定，更有利于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安宁。
其实，有关洪承畴的民本思想，学者也早有论及。周谷城先生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就说过：“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的大遭屠杀。”这里说的“善意”，自然是指民本思想。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未必熟悉，他答以“不可不信，但亦不可全信”，认为“要有些调查研究”。他所说的调查研究，调查什么？研究什么？无非是指洪承畴降清是不是对汉人少遭屠杀、对清军入关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谈到的四个问题，也是在进行调查研究。而这些调查研究的结论，恰恰说明洪承畴的民本主义思想。以往否定洪承畴这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是明朝的汉臣却投降了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对明朝的君主不忠，而不去问他的投降，是否合乎人群之需要，是否对中国的百姓有好处？从本文中不难找到答案; 更不去问满族是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这种改朝换代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什么不同？却把清朝入关与外来入侵等同起来，这不就否定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了吗？这种论调岂不正合了国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分裂中华民族的用意。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民本主义思想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它促使一些理智的统治者，在役使人民为其创造财富的同时，注意爱惜民力，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疾苦，不过度伤民，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作为统治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固本”，即，使其统治长久巩固。从那时的广大人民来说，遇到这种有理智的统治者总比那些凶残的役使、压榨百姓的暴君，要强得多，能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他们梦寐以求的社会，就是有一位贤明的君主，依靠他来得到温饱甚至小康的生活。在那个时代，洪承畴也属于有作为、有理智的统治者中的一员，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和做法，在清朝完成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对人民有益，值得肯定。附带说一句，那时的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是密不可分的，民本主义思想仍然属于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不但没有跳出封建思想的牢笼，而且其所作所为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它与近代的民主、民权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