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之际，是清朝统治告别康乾盛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封建*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日益激烈，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时代正在走来。但是，昏庸的统治者这时仍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假象中，对“四海变秋气”的现实毫不觉察。
这一切，都让先知先觉的龚自珍忧心忡忡。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是清代首开风气的思想家、文学家。1792年出生于浙江仁和（在今杭州）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学识宏富，通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及金石学，精研西北历史地理，晚年爱好天台宗佛学，并以诗、词、文著名。
龚自珍最早是以词作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他的词现存的约有100多首。1812年，21岁的龚自珍赴苏州迎娶表妹段美贞时，其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就曾经欣喜地为龚自珍词集《怀人馆词》写序，称赞作者“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此事东涂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可见龚自珍词作的高超。龚自珍在编订自己的词集时也曾经自负地自题一诗：“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不过，龚自珍的词多作于青年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咏叹个人身世的佳作，但是仍以写儿女情长者居多，不像诗作那样忧国忧民，这也正是他晚年略觉自愧的原由。今天，人们读得更多的是龚自珍的诗歌。他的诗现存的约有600多首。龚自珍非常重视诗的个性和*。他的诗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具有独创和新异的面目。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和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龚自珍的精神是非常痛苦的。他不可避免地与周围郁闷的环境发生冲突，并始终保持着桀骜不驯的姿态。他的许多诗作，都抒发了诗人在生活遭遇中的感受，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写于1839年的《己亥杂诗》。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冲突一触即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恶化，清朝统治阶级对内的高压政策也愈演愈烈，对人才的束缚、压制和摧残登峰造极。龚自珍对此明察不爽，且有切身体验。这一年，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腐败和黑暗，结果为保守势力所不容，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最终愤然辞官南归。《己亥杂诗》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全诗共由315首七言绝句组成，气势磅礴。
《己亥杂诗》的主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揭露，同时表现出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强烈的信念。它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腐败专横，表现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切同情，还发出了对个性解放与社会开放的呼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但是，《己亥杂诗》又绝不是简单的以议论为诗，使诗散文化，失掉诗的艺术特质，而是以诗“著议”，即以诗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态度和见解。诗的主要特点是抒情。《己亥杂诗》虽然饱含着对社会和现实的深深忧患，但这一切主要是透过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而表现出来的，蕴含着丰富的主观感情，因此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诗歌以外，龚自珍的文章也非常有名。曾有人“以汪容甫、魏默深、龚定庵为国朝古文三大家”(佚名《定庵文集后记》)。龚自珍的散文现存300多篇。在这些文章里，他致力于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又依据公羊学三世说，告诫统治者世有三等，即治世、衰世、乱世，并认为时下所处的时代正是由治世转入乱世的“衰世”之秋。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读书人和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在龚自珍对“衰世”的批判中，对人才困厄的悲悼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揭露自己所处时代的病态时，视线常集中在人才问题上。这与当时的黑暗现实有关，也与他自己怀才不遇、抑郁愤怒的心态直接相联。龚自珍察古观今，提出独到的见解，即把人才的境遇看作衡量一个时代是治世还是乱世、衰世的标准。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无才之世，与治世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才困乏，“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龚自珍看来，人才困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国民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另一方面，官场中论资排辈，一片死气沉沉。他因此指出，要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龚自珍的这种思想，深刻地反映在他的后期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之中。
《病梅馆记》和《己亥杂诗》一样写于1839年，是作者归隐之后寓居江苏昆山时所作。文章不长，只有区区三百余字。文章处处在写梅，但是又处处在写社会。写梅是明线，写社会则是暗线。文章里有很多内容都是作者的议论，可以说全文纯粹写梅的内容极少，而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写作者的想法。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直接写梅的生长是次要的，而借此发议论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
在《病梅馆记》中，龚自珍用文学笔触揭露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反映了作者对人自由发展和精神解放的热烈向往。在龚自珍看来，梅的曲直、敬正、疏密如出其本性，发自天然，皆是美的。以曲、敬、疏为美是文人画士因长期受压抑而形成的畸形审美观。以“病梅”为喻，作者从人性角度揭示了一个造成民族心理畸形化、病态化的严重问题，即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束缚、扼杀正直的、健全的人性，使之扭曲变形，造成普遍存在于民众身上的奴才性、虚伪性、变异性。龚自珍因此感叹道：“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表达了对这种压制人才的制度的愤怒。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以“疗梅”者自居，发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解其缚，使天下之“病梅”复天香之本然，发盎然之生意。如果将龚自珍“疗梅”之意与现代西方思想中崇尚自然主义的人性论联系起来，不难嗅出其中蕴含的尊自我、伸个性的启蒙主义人文气息。龚自珍的散文行无定式，不屑于斤斤计较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病梅馆记》正是这样的范例。它只不过是数百字的短文，却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意味深长。
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言志”和“载道”两种对立的传统。从儒家学派“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到曹丕的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到韩愈、周敦颐等人的“文以载道”，“载道”文学观逐渐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学观到明清的时候演变到极端，导致了八股文的垄断文坛。八股文不仅形式固定死板，在内容上，也只许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过的道理，即使有所阐发也不能超越程朱理学的范围。这种僵化的文体，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发展危害很大。
当近代中国的序幕徐徐拉开的时候，龚自珍在继承明清以来思想启蒙的同时，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内省。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尊情”说，认为：“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长短言自序》）这实际上是宣扬个性独立和人性解放的文学主张，也是对传统的僵化“载道”观念提出的大胆质疑，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程。在龚自珍看来，感情来源于现实生活，因此是真实的，而只有真实的感情才会写出好的文学。故此，他主张，“诗欲其真，不欲其伪”，作文要有“真血脉”，写诗要有“真气骨”。龚自珍在强调“尊情”的同时，还提倡过“主逆”，即文学必须变革，必须表现“个性”。所谓诗与人合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识某大令集尾》）要求文学能摆脱一切传统束缚，充分展现人的个性。这些主张无论是对打破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对摆脱僵化的“载道”观束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龚自珍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提倡“尊情”和“主逆”，而且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也身体力行。《己亥杂诗》和《病梅馆记》就分别从诗、文两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龚自珍的思想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人。难怪梁启超评价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并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指出了龚自珍的思想学说对于清末“新学家”的启蒙作用。
在《己亥杂诗》中，龚自珍曾经写下了总结一生的感慨之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一零四）今天，历史进程已充分显示出，无论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龚自珍都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人物。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