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河南学政，罢官后客居苏州。俞樾是晚清同光年间“最有声望”（1）的经学家。《春在堂全书》是他的学术成果的总集，近500卷。主要代表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等。他自称私淑乾嘉皖派汉学兴盛时期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运用王氏父子“因声求义”的法则，校勘、训诂群经、诸子，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门生章太炎曾将乃师的几部代表作与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和《经传释词》进行比较。他指出：“《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2）梁启超同样认为，《群经平议》的“价值仅下《经义述闻》一等”（3），又谓《诸子平议》为“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4），至于《古书疑义举例》，则被他誉为“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5）。正因为此，俞樾在晚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曾国藩、李鸿章等皆礼遇之。因曾国藩有“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之说，后世倡导“国粹”的一些学者在评价俞樾的文化地位时，遂将他与李鸿章在近代的*、军事地位相提并论。（6）俞樾在当时的日本、韩国也有着重要影响，一些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经学家“殿后之巨镇”，新旧过度之“大步头”。（7）
二
俞樾罢官后，在致力于群经、诸子研究的同时，终身从事经学教育。1865年，俞樾主苏州紫阳书院，这是他从事书院教育的开始。1868—1898年，他主持杭州诂经精舍达30年之久，期间，他还或长或短地主持过德清清溪书院、归安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等书院，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可以说，俞樾和他的最重要的门生章太炎是我国近现代“国学”传承过程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其弟子遍布江、浙、沪各地，俞樾亦因此“蔚然为东南大师”（8）。
主持杭州诂经精舍是俞樾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事业，他的名字与杭州诂经精舍密不可分。诂经精舍始建于1800年，创办人为当时的浙江巡抚阮元（9）。阮元虽身膺巡抚，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他治经推崇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以“推明古训、实事求是”（10）为宗旨，是当时皖派汉学的中坚人物之一。（后世学者也有人依地域将其归入扬州学派）因此，尊经、崇汉既是其办学宗旨，也是其特色所在。创办之初，汉代经师郑玄和许慎的栗主便被迎进书院奉祀。书院不教八股制艺，而以研习经史为主，强调“穷经致用”（11）。阮元还指出：“舍诂求经，其经不实。”（12）因此，他在办学风格上，是以乾嘉时期典型的学术特点为指导，推崇经古文学，把文字、音韵、训诂作为治经的重要工具，强调朴实的学风。1809年，阮元因事被革职离开浙江后，诂经精舍因无人主持，且经费无着，遂停止举办达20年之久。1830年，浙江巡抚富呢扬珂复加修葺，并定生徒员额36人，分内外课亲加课试，精舍讲肆始渐中兴。咸丰年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两克杭州，讲学中断，讲舍被毁。1866年，精舍重建。俞樾于1868年被聘为书院山长。从此时开始的30多年里，俞樾可以说是诂经精舍的象征性人物。
俞樾既主诂经精舍讲席，“课诸生一禀阮文达公成法”（13），阮元意在发扬汉学的办学宗旨和风格得到继承和发扬。俞樾在《重建诂经精舍记》中写道：“学问之事莫大乎通经，通经之道，义理尚矣！然义理不空存，必有所丽，学者抱一卷之书，奉一先生之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未师而非往古。曰，吾于义理已得之矣！质文之异制，语焉而不知，古今之异言，问焉而莫辨。譬犹不窥其藩，不涉其庭，而曰：吾已升堂入室也。然典籍散佚，自孟子时已病之，两汉经师于煨烬之余，先后讲求，三代遗文，乃始可读，训诂名物，十得二三。夫唐宋以后，儒者不能通晓古言，譬犹生于楚者不能齐言也。其不能推明古制，譬犹北人不信南方有万石之舟，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也。何者？其去之也愈远，其求之也愈难。是故，唐宋以后，儒者于训诂名物，虽亦有所发明，终不若两汉经师之足据也。……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而微言大义存其中矣。”这段话精辟地表达了尊经崇汉的治经思想，这也是俞樾主办诂经精舍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此，俞樾在这里强调：“精舍课士之法，及奉汉儒许、郑两先师栗主，皆如文达故事。”（14）值得指出的是，俞樾揭橥“尊经崇汉”，并不是唯汉是从，而是含有“通经致用”的思想。他说：“苟于经史并通，即于体用兼备，……观其断制乎古者不谬，则其设施于今者可知。”（15）可见，道德文章是其培育人才的入手功夫，最终目的则仍在“设施于今”。
俞樾在主诂经精舍讲席的30余年中，谨守阮元成例，不授八股时文，专以经义、辞章课士。他说：“以场屋应举、文诗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余频年执此以定月旦之评，选刻课艺，亦存此意。非敢爱古而薄今，盖精舍体例然也。”（16）到1886年，俞樾回顾诂经精舍重建20年所走过的历程，不无自豪地说：“同治间重建诂经精舍至今二十余年，而余主讲最久，其与诸生朝夕所讲求，尚不背阮文达公创建精舍之初意。”（17）从俞樾所作《自课文》和诂经精舍诸生的课艺看，经学在其教学内容中始终占有绝对大的比例。俞樾前后编辑《诂经精舍集》共5集60卷，收近千篇文章，其中说经之作为40卷，属词章范畴者20卷。不过，词章在最初10年中占的比重较大，成书于1878年的《诂经精舍四集》共16卷，经学和词章各占8卷。此后，经学内容大致稳定在3/4的比例。俞樾为诸生程式而作的《诂经精舍自课文》2卷和《经课续编》8卷，则几乎全部是说经之作。
除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之外，俞樾在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上亦有与阮元类似之处。阮元强调：“儒者之于经，但求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18）这是阮元的治经思想，但同时也“贯串在其教育思想之中”（19）。从实事求是的思想出发，阮元认为学术研究应“当仁不让于师”，他深恐浙之学者“于先儒指趣”“随声附和，……不敢言是非。”强调：“积疑成断，了然有得于心，以补正前人之阙与误，此学经者所不可废也。”（20）他又认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21）因此，他治学又把实践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论语》“学而时习之”中的“习”含有“颂习”、“贯习”两义，“贯习”即指行事。他据此指出：“学必兼颂之，行之，其义乃全”（22），从而把实践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至于提倡朴实、反对浮华，此为汉学之基本特色，不必深论。俞樾与诸生论学，其思想观念往往与阮元不谋而合。他在《诂经精舍五集·序》中说：“有场屋中之经解，有著述家之经解。句梳字栉，旁征博引，罗列前人成说，以眩阅者之目，而在己实未始有独得之见，此场屋中之经解也。著述家则不然，每遇一题，必有独得之见，其引前人成说，或数百言，或千余言，要皆以证成吾说，合吾说者，吾从之，不合吾说者，吾辨之、较之，而非徒袭前人之说以为说也。”（23）俞樾对精舍诸生的道德实践和学术实践同样高度重视。1866年，时任苏松太道的应宝时以《龙门书院章程》相示，其中第五条为：“每月朔望，师长西南面立，诸生以次东北面揖，师长答揖。”俞樾认为该条中的师长、弟子之位“未知所据何典”，因详考典籍，证明师长东面、弟子北面较“各据一隅或少胜”（24）。俞樾如此重视师长弟子间的行事是否合乎礼是与他的思想认识分不开的。他曾著《礼理说》一文。文中提出：治天下以礼不以理，乃“无弊之道”。他认为“以理”则“有是非曲直在”，而君臣父子之间是不应论是非曲直的，如果君臣父子之间不遵循礼，而据“理”以论是非曲直，那便是“大乱之道”（25）。可见，俞樾对礼仪的重视，正是贯彻其“通经致用”思想的重要措施。在学术实践方面，俞樾则利用自己兼任杭州书局“总办”的便利条件，尽可能介绍一些学生参与书局的校雠工作。
俞樾课士，以答辩制、研讨制为主。每月朔望之课，必布置课艺，让诸生独立完成，并选其精者编为《诂经精舍文集》。他主诂经讲席期间，编选课艺60卷，收文章近千篇。他又很注意对诸生的正面鼓励，凡课艺优者，列名高等，按等级酌定膏火数目。其教学虽守汉学家法，对诸生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倾向则不加约束。其弟子章太炎在《黄先生传》中比较俞樾和黄以周的教学风格时说：“余少时从本师德清俞君游，亦数谒先生。先师任自然，而先生严。”（26）所谓“任自然”，就是尊重学生的学术见解和学术选择。俞樾的这些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应该说是成功的。而当时一些人则颇以此讥之，谓其“教学至怠”（27）。对此，诂经精舍涌现的大批人才已给出了答案。
三俞樾作为“东南大师”，执业其门下者遍布江、浙地区。由于他长时间主杭州诂经精舍，其门生也以精舍诸生为最。该书院采开放式办学，虽有学额限制却没有明确的学制限制，受业诸生的学习期限完全取决于受业者本人的意愿。有人在书院受业时间长达10多年，如徐琪；也有些人受业时间较为短暂，如吴昌硕，他虽前后三次就学诂经，但时间都不长。因此，即便俞樾本人也不太清楚就学诸生的确切数字。据俞樾编选的五集“课艺集”来看，近千篇文章分别出自242人之手，但其中亦有极少署名虽异、而实为同一人的情况，如章一山、章梫、章桂馨。估计这240左右的人数包含了长期就学诂经精舍的大部分。在这约240人中，便包括了晚清汉学的代表性人物黄以周、章太炎。其它如王舟瑶、王诒寿、崔适、陈遹声、陈豪、汤寿潜、吴庆坻、章一山、徐琪等都有声于时。朱一新、陈耐庵、于鬯、姚文栋、王彦威、王修植、吴昌硕、袁昶等虽不见于课艺集，却也都属于俞樾主持诂经精舍后的最早的一批生徒。可能由于最初十年《课艺》的选编尚不规范，最初几年的一些优秀学生的课艺颇有不见于文集者。如陈耐庵，俞樾“深赏之”，将他与黄以周相比，认为“颉顽其间，固无愧色。”（28）因颇以其早逝而惋惜。然这样一位得意门生，居然也名不见于集中。
俞樾主苏州紫阳书院仅有两年，但其弟子则有近400人。（29）尽管由于苏州紫阳书院的办学传统和宗旨所在，俞樾在此不能不专课时文，然不少弟子亦深受他的影响，后来在学术上颇具成就。如吴大瀓、张佩伦、陆润庠、江标等。俞樾所主龙湖书院、清溪书院、求志书院等也都培育了不少人才，如龙湖书院的鲁幼峰等。俞樾的这些门生不少以汉学名家，有些虽不是以汉学名家，但均成为各个领域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在音韵、训诂方面所受的教育，无疑对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有不小的助益。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江浙一带有些已颇有声望的学者亦私淑俞樾，常执书问业，如戴望、谭献、施补华、汪鸣鸾、刘恭冕、缪荃孙等，后期又有宋恕，他们都拜俞樾为师。缪荃孙在《俞先生行状》中谈及与俞樾的关系。他说：“荃孙於光绪丁丑初见先生於曲园，奉手受教，……后每过苏，必侍谈数次，先生成书，必先遗之，荃孙有所撰述，亦必邮呈训诲。”（30）谭献师从俞樾后，受俞樾学风影响很大，认为“学非子政，徒增谤耳”，遂将“往年所治董子，……拉杂摧烧之。”（31）由此可见，这些私淑弟子与俞樾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或当面请教，或书信往还，共同研讨学术问题。
俞樾主持杭州诂经精舍及其他书院讲席达30余年之久，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这些人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各地。他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章太炎说：“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鄂、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向方，始屯固不陵节。”（32）章太炎作为一位门户之见较深的汉学家，他对诂经精舍三十年的评价，应是可信的。
附录：俞樾主要门生事略
于鬯（1854—1910） 字醴尊，自号香草。今上海南汇人。1897年拔贡。著有《校书记》60卷、《续校》23卷、《战国策注》33卷。
王舟瑶（1858—1925） 字星垣。浙江黄岩人。光绪举人。曾主讲九峰精舍和清献、东湖、文达诸书院。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为师范馆、仕学馆经史教习。1904年为广东师范学堂监督，擢道员。著有《经学讲义》、《中国学术史》、《周官孟子异义疏证》、《谷梁逸礼考证》、《读经札记》、《默庵集》、《经师家法述》、《群经大义述》、《光绪台州府志稿》等。
王诒寿（1830—1881） 字眉叔。浙江山阴人。曾官武康训导。好古学，工诗。著有《缦雅堂文》、《笙月词》等。
王彦威（1843—1904） 原名禹堂，字弢甫、渠城。浙江黄岩人。同治举人。官至太常寺少卿。长于经史，辑有《光绪朝筹办洋务始末记》、《西巡大事记》。著有《清朝掌故》、《清朝大典》、《藜庵丛稿》、《史记校勘记》等。
王修植（1858—1903） 字沅生，号俨庵。浙江定海人。曾中进士，入翰林，派充留直补用道，历任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北洋学堂总办。具有维新倾向，曾协助梁启超出国。著有《俨庵私议》。
朱一新（1846—1894） 字蓉生，号鼎甫。浙江义乌人。1870年举人，1876年进士。曾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弃官后应张之洞聘，主讲肇庆端溪书院，继为广州广雅书院山长。著有《无邪堂答问》、《诗古文词杂著》、《京师坊巷考》、《汉书管见》、《佩弦斋文存》等。
刘恭冕（1824—1883） 字叔俛。江苏宝应人。1879年举人。曾入金陵书局。后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多年。主持修纂黄州、汉阳、眄阳、黄冈等地地方志。用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论语正义》一书。（刘宝楠始著，刘恭冕最终完成。）又著有《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
江标（1860—1899） 字建霞，号师鄦。江苏元和人。1889年进士。1894年任湖南学政。积极整顿校经学堂，支持新法。办《湘学新报》。戊戌时以四品京堂在总署章京上行走，未就职而政变起，被革职。著有《宋元本行格表》等。辑刻《灵鶼阁丛书》五集56种。
宋恕（1862—1910）字平子，号六斋。浙江平阳人。曾在上海龙门书院、金陵钟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讲学。著有《六斋卑议》等书，主张变法维新。晚年趋于保守，宣传“专制改进”之说。
汪鸣鸾（1839—1907） 字柳门，号郋亭。浙江钱塘人，祖籍安徽。同治进士。1865年起师事俞樾。历任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1894年任吏部右侍郎。1895年因反对放弃台湾，被西太后革职。后主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
汤寿潜（1857—1917） 原名震，字蟄仙。浙江山阴人。撰《危言》，主张变法。1890年进士。授安徽青阳县知县，1903年升任两淮盐运使。1905年加四品京堂衔，任沪杭铁路总理。1906年与张蹇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干事。浙江訾议局成立，被推为议长。1911年新军于杭州起义，被举为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交通总长，未赴任，托故去南洋游历。归国后病死。著有《尔雅小辩》、《三通考辑要》等。
陈耐庵 越中知名士。曾肄业杭州诂经精舍。俞樾颇赏识之，“叹为经明行修之士”。著有《愚虑录》15卷。又有《食古录》、《待质录》、《君求录》、《诲尔录》等多种。
陈遹声 字蓉曙。浙江诸暨人。1886年进士。历任松江知府、川东道。著有《明逸民诗》、《畸庐稗说》等。《清史稿》有传。
陈豪（1839—1910） 字蓝洲。浙江杭州人。1870年优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湖北。在鄂20年，声绩著闻，先后保加五品衔。著有《冬暄草堂集》。
张佩伦（1848—1903） 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进士。中法战争时被派往福建会办海防，失败后革职充军。获释后入李鸿章幕。著有《管子学》、《涧于集》、《涧于日记》等。
陆润庠（1841—1915） 字凤石。江苏元和人。同治状元。光绪初督山东学政，迁国子监祭酒。后总办苏州商务，创办苏纶纱厂、苏经丝厂。1898年任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1906年任工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1910年任东阁大学士。次年任弼德院院长。辛亥后，留清宫为溥仪师傅。
吴昌硕（1844—1927） 原名俊卿，改名俊，以号行。浙江安吉人。擅长书法绘画。1869年他曾到诂经精舍学习文字学和辞章。1873年他再度入精舍就学。1879年，他编成《篆云轩印存》，因携杭向俞樾求教。1907年，俞樾去世，他曾“奔杭吊唁”。
吴庆坻（1848—1924） 字子修。浙江钱塘人。1887年进士。1906年任湖南学政，曾赴日本考察学制。参与续修《浙江通志》，纂《杭州府志》。著有《蕉廊脞录》、《辛亥殉难记》、《补松庐文录》、《补松庐诗录》等。
吴大澂（1835—1902） 字清卿，号恒轩，别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曾官广东、湖南巡抚，甲午战争中兵败革职。精于金石、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著有《愙斋集古录》、《权衡度量实验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黄河全图》等。
施补华（1836—1890） 字均甫。浙江湖州人。1870年举人。曾入左宗棠幕，历官至道员，加二品衔。费行简（沃丘仲子）所著《近代名人小传》谓其“淹贯文史，博识深思，类章学诚，而文之渊雅过之。”
袁昶（1846—1900） 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太常寺卿。1900年因反对利用义和团被西太后所杀。著有《渐西村人集》、《安般簃集》、《于湖小集》等。
徐琪（1849—1918） 字花农。浙江钱塘人。1875年举人，1880年进士。师从俞樾10余年，俞樾最得意的门生。曾邀集诸门生为俞樾筑俞楼。1891年后出任广东学使。1897年入值南书房。后为内阁学士，权兵部侍郎。著有《花砖日影集》10卷，又有《粤軺集》、《南斋日记》传世。
姚文栋（1852—1929） 字子樑，上海人。积官至直隶侯补道，授二品衔。重视边疆史地研究，著有《筹边九论》。翻译、编著多种有关东亚各国的史地著作，汇编为《东槎杂著三十种》。他先后师从过刘熙载、钟文蒸和俞樾。
黄以周（1828—1899） 字元同，号儆季。浙江定海人。1867年开始师事俞樾，后与从弟以恭、子家岱、家辰一起著籍诂经精舍，他的有些弟子如林颐山等亦兼师俞樾。1880年任分水县学训导，后选处州府教授。曾主江苏南菁书院、宁波辩志精舍。为学以传经明道为宗旨。他强调经学即理学，不分汉宋，贵在致用。著有《经训比义》、《子思子辑解》、《礼书通诂》、《儆季文存》等。《礼书通诂》100卷，向为学者所重。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后改名绛。浙江余姚人。1890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8年之久。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活动家。著有《訄书》、《春秋左传读》、《社会通诠商兑》等。
章一山（1861—1949） 原名桂馨，后更名梫，字一山。浙江宁海人。1904年进士。历任国史馆、实录馆纂修，功臣馆总纂，京师译学馆提调、监督等。著有《一山文存》12卷。
崔适（1852—1924） 字怀瑾，一字觯甫。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早年治经今古兼采，后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影响，专主今文。著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五经释要》、《论语足证记》等。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性人物。
谭献（1832—1901） 一名献纶，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同治举人。曾任歙县等地知县。1867年开始师事俞樾。工骈文、诗词。著有《复堂类稿》。
缪荃孙（1844—1919） 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历主南菁、泺源、钟山等书院讲席。精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助张之洞编《书目答问》。著有《艺风堂集》、《辽文存》、《续碑传集》、《顺天府志》等。
戴望（1837—1873） 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他尝问学于宋翔凤和陈奂。1864年开始向俞樾执书问业，且“以丈人事俞樾”。晚年在金陵书局任校勘。著有《论语注》20卷，又有《谪麟堂遗集》4卷传世。
（资料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01期）
（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5页。
（2）（32）章太炎：《俞先生传》，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1—212页。
（3）（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252页、303页。（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57页。
（6）专诸：《朴学大师俞曲园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国艺》1940年第二卷，5、6合期。
（7）俞樾：《春在堂诗编》卷二十三，32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8）徐世昌：《清儒学案》第四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374页。
（9）阮元（1764——1849）， 字伯元，号芸台。清朝大臣，著名经学家，乾隆进士，累官浙江巡抚和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时为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创办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学海堂经解》（《清经解》），旁及天算、地理、金石。著有《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经室集》等。
（10）阮元：《研经室集·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首。
（11）陆尧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师记》，《诂经精舍文集》卷三，同上，62页。
（12）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同上，61—62页。
（13）（30）缪荃孙：《俞先生行状》，见《清碑传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8—1199页。
（14）俞樾：《重建诂经精舍记》，《春在堂杂文》卷一，1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15）俞樾：《又与补帆》，《春在堂尺牍》卷三，5页，同上。
（16）（23）俞樾：《诂经精舍五集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2—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17）俞樾：《诂经精舍六集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3页，同上。
（18）阮元：《焦里堂群经宫室图序》，《研经室集》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226页。
（19）李成良著：《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38页。
（20）阮元：《万氏经学五书序》，《万氏经学五书》卷首，嘉庆刻本。
（21）阮元：《大学格物说》，《研经室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48页。
（22）阮元：《论语解》，同上，43页。（24）俞樾：《与应敏斋同年》，《春在堂尺牍》卷一，5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25）俞樾：《宾萌集》卷二，4—5页，同上。
（26）章太炎：《黄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4—215页。
（27）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俞樾》条，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
（28）俞樾：《陈耐庵所著书序》，见《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 27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五年重订本。
（29）俞樾：《徐小豁<小不其山房集>序》，见《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六，3页，《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三年重订本（石印本）。
（31）《谭仲修孝廉书》，见俞樾编：《袖中书》卷一，3页，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