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俄国的对华侵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进入了高潮。本文通过东正教传教士巴拉第的间谍活动，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沙俄两面派的外交政策和侵略本质。对于苏联史学界有关巴拉第本人的评价，作者提出了不同意见。
作者是我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基督教专业研究生。
俄国东正教修士巴拉第·卡法罗夫（ПалладийКафаров1817—1878），作为沙皇政府中“很有外交手腕”的“中国通”，曾三次率教士团来华，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常驻中国达三十一年之久，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巴拉第驻华期间，适值帝国主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大举侵略中国时期。苏联史学界吹捧他在1858年英法联军侵华时“谴责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对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19页。）。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他披着宗教的外衣，作为“俄国政府非常有价值的代理人”和“官方观察员”，忠实地执行沙俄对华的侵略扩张政策，干了大量罪恶勾当。本文仅就巴拉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充当间谍和说客的罪恶活动进行揭露，以正视听。
一、巴拉第来华的历史背景及其活动特点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为了适应俄国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和资源的需要，沙俄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利用中国人民的仇英情绪和清政府对英国的恐惧心理，力图把自己装扮成中国的“盟友”；另一方面，沙皇尼古拉一世又趁中国处于严重衰弱和动乱时期，批准了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主张，把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视为巩固俄国在西伯利亚的统治、进而完全控制中国和向太平洋扩张的关键。巴拉第正是为推行俄国这种远东政策而奉命来华的。
1850—1858年，巴拉第第二次来华，其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他积极配合沙俄的侵略活动，赤裸裸地露出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他在此期间的主要表现是：
1．研究“中国学”的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巴拉第四十年代来华时，曾致力于佛学研究，在俄罗斯会馆“通读汉文佛藏七百五十卷”（《瓦西里耶夫院士论卡法罗夫》，载《苏联的中国学》杂志，1958年第四期，第208页。）。但在五十年代后，他服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即转而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写了大量著作。
2．充当俄国商业资本在华的坐探。巴拉第此次来华不久，即向国内报告由福建、湖北等省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商路已由陆路取代了海路。这一报告“给恰克图的（俄国）商人弄清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成本提供了便利，因而也就便于为俄国产品争取更为有利的交易”（格·尔：《19世纪30—50年代北京传道团和俄中贸易》，载苏联《红档》，1932年第4期。）。1853年2月25日，他向俄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指出，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恰克图的贸易将出现不良的前景。“据来自张家口的传闻，中国现时的动乱对贸易额的不良影响越来越大起来。从事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们已遭受了二百万两（折合431万银卢布）的损失，……为恰克图定购的20万箱茶叶迄今运到张家口的只有一半，其余的还毫无消息。……明年也未必会有新茶运到。”（格·尔：《19世纪30—50年代北京传道团和俄中贸易》，载苏联《红档》，1932年第4期。）他的情报的准确，为当年恰克图的贸易情况所证实。
3．配合沙俄鲸吞我国北部边疆的侵略活动。巴拉第在华期间，除了向俄国政府提供“经常的、十分详尽的关于中国事态的情报”，还利用其合法身分软硬兼施、胁迫清政府就范。这明显地表现在中俄《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
二、巴拉第与《瑷珲条约》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惊恐不安。沙俄决定趁火打劫，从中渔利。穆拉维约夫向沙皇政府提出：“目前中国的内乱，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皇太子亚历山大于1854年召集会议研究了这一建议，决定由穆拉维约夫直接指挥，将大批哥萨克部队从外贝加尔开入黑龙江流域。当年5月，穆拉维约夫打着“防堵英夷，欲往东海”的幌子，率“远征军”近千名，乘船七十余只向黑龙江进发，强行越过雅克萨、瑷珲，在6月下旬抵达阔吞屯、庙街一带，实行了野蛮的军事占领。
巴拉第密切配合俄军的行动，在中国政府的达官显贵之间刺探情报。7月21日，他向穆拉维约夫报告说：在清军机处一次讨论俄国问题的会议上，咸丰之弟“采取亲俄路线”。他还将北京城内的各种*传闻以及太平军和英军的动向，及时地向穆拉维约夫作了详细汇报（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新加坡1968年版，第61页。），7月24日，巴拉第把穆拉维约夫的照会译成汉文，转交理藩院。为掩饰俄军占据黑龙江的罪恶目的，他为穆拉维约夫的侵略活动辩解说，俄国此次军事行动“并无丝毫扰累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中国政府“勿以兵过见疑”（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卷，第25—26页。）。同时，“自行采取步骤”，向理藩院官员苏彰阿递交了一封半官方信件，向他施加压力，要求让穆拉维约夫派使节入京。
对于俄国军队入侵黑龙江，清廷曾多次表示反对。1855年5月6日，理藩院向俄国枢密院发出照会，指出俄军“欲赴东海，防堵英夷”，“应由海外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0卷，第33页。）。5月中旬，穆拉维约夫率领哥萨克军三千人、“移民”近五百人，分乘一百二十余艘船只，开始了第二次远征黑龙江的航行。6月下旬再次占据阔吞屯和庙街一带，构筑工事，建立“移民点”。为此，中国理藩院再次提出抗议照会，重申了先前照会的精神（故宫博物院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151页。）。面熟谙清政府内情的巴拉第则向穆拉维约夫报告说，理藩院这个咨文语气大有改变，是采取了妥协政策。为疯狂的穆拉维约夫再次灌注了兴奋剂，使他更加肆无忌惮了。
1856年1月24日，穆拉维约夫致信巴拉第，一面表示“感谢您从北京送来的各种情报和您参与处理我国同中国的外交事务时所表现的善良意愿”，一面命令他配合1855年9月已在阔吞屯开始的中俄划界立碑谈判，“在北京尽力施加影响，使边界问题的解决对俄国有利”（巴多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42页。）。为此，巴拉第利用他的合法身分频繁活动于清廷官僚之中，收买了其中一些民族败类和亲俄分子。1856年5月4日，他在给穆拉维约夫的报告中，对新上任的黑龙江将军奕山的怯懦无能和整个清政府对俄国的态度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边界谈判中应注意拉拢的中国亲俄官员作了说明（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远东的扩张》，第74页。）。从而为穆拉维约夫精心策划第三次黑龙江远征，为中俄边界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向奕山施加压力，逼迫他签订《瑷珲条约》，提供了最可靠的情报。
1856年10月，英国进犯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巴拉第在1857年1月5日给穆拉维约夫的信中说，鉴于中国内部的动乱（发生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发动侵华战争，“俄国应以大清帝国一旦垮台时取得某些土地为目的，等待事态的发展”。在黑龙江问题上，他鼓吹“必须对中国保持压力”，“我们的行动应具有明确性，对合并阿穆尔左岸我已不再怀疑”，“我觉得事情可以毫不声张地顺利解决，但是要行动”（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第3卷，第115页。）。在巴拉第的有力配合下，穆拉维约夫施行军事讹诈和恫吓，终于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在1858年5月28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使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瑷珲条约》的主要起草人就是巴拉第的主要助手、十三届传教士团随班“医生”米·达·赫拉波维茨基（当时的汉文译名为哈喇披斐擦启，又名晃明）。
恩格斯曾就《瑷珲条约》愤怒谴责俄国趁火打劫、掠夺中国土地的强盗行径，指出：“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这一条约使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三、巴拉第与《天津条约》
1857年2月，沙皇政府宣布普提雅廷为驻华全权代表，率领使团前来中国。为了取得同西方列强一样的侵略权益，他奉命采取最迅速的步骤，解决俄国对黑龙江左岸的所有权，取得确认自由航行的权利；在北京为建立正规的外交使团作出安排；为俄国取得五个通商口岸的权利；商讨重派商队来北京，等等。2月9日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致信巴拉第，命令他敦促清政府接待普提雅廷，并且告知清廷，沙皇政府愿以黑龙江问题和其他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为条件，向清廷作一些让步及提供帮助。
3月5日，普提雅廷不等清廷回文，自彼得堡启程，经陆路前往恰克图。4月9日，巴拉第收到俄国亚洲司司长的信后即致函理藩院称：普提雅廷使华进京，“有紧要之事”，“祈将两国边界之事及早完结”（故宫博物院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291页。）。但遭到清廷拒绝。咸丰帝在4月26日的谕旨中说：“俄罗斯狡滑成性，所称英夷纠约各国欲往天津，伊欲来京密商等语，无非借端恐吓，欲于黑龙江外占据地方。”明白告诉俄方，中国无事相商，毋庸派使前来（故宫博物院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291页。）。5月初，普提雅廷到达恰克图，被拒不准入境。他即决定强行取道中国东北前往北京，并猖狂叫嚣说，如果中国不让他途经满洲，俄国就用武力占领瑷珲城。5月25日，巴拉第再次向清政府呈文，称“使臣欲由水路从黑龙江进京，倘该处仍有阻拦，改路由天津进京”（故宫博物院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314页。），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
5月28日，普提雅廷在俄军护送下，离恰克图沿黑龙江东下，不顾中国守军的抗议，强行经瑷珲至黑龙江口，向南直驶天津，8月初到达白河口外。当时英法联军正欲夺占广州，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担心沙俄与英法勾结，终于同意在天津接待普提雅廷。8月下旬，普提雅廷递交照会后，因提出重划东段边界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理藩院驳斥，遂于10月、11月前往上海、香港会见英、法、美三国专使，公开结成联合侵华阵线。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俄、美进一步和他们勾结起来，于1858年2月联合向清朝发出照会，逼迫清廷派人谈判，否则就要扩大战争。普提雅廷为了乘机大捞一把，一面唆使英法联军北上，一面匆匆赶到天津，企图抢先与清政府交涉。软弱的清廷存在侥幸心理，幻想普提雅廷能在中国和英法之间进行“调停”。普提雅廷趁机对清政府又拉又打，从中要挟。3月31日，普提雅廷致函巴拉第，要求他利用合法身分“速为开导”中国官员同意俄方的要求，并希望他去渤海湾面晤密谈（故宫博物院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上册，第435页。）。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也写信给巴拉第说：“一旦中国政府希望我国出面调停战争，可以自告奋勇去同普提雅廷联系，或从教士团派人去联系。”（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161页。）
于是，巴拉第即出面与清廷交涉。当清廷在4月16日及30日派人请他“向英国人交涉交还广州，并不要过多地勒索赔款”时，他“什么也没答应”，只同意由军机大臣裕诚所派使者陪同他赴大沽会见普提雅廷。5月7日，他在白河口俄船上与普提雅廷见面，密谈“由早到晚整整一天”，他向普提雅廷密报了北京、天津等地中国驻军情况。普提雅廷叫他“向英军将领西马縻各厘提供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北京非常缺粮，皇帝打算逃跑，京津之间部署了一万军队，白河有几处地方用木船和铁链阻拦，等等”（转引自近代史所编：《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185页。）。还叫他威胁清政府：如果普提雅廷“在四天之内得不到北京的正式答复，即将向圣彼得堡请求调派战船”，“给中国人一顿狠揍”（查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123页。）。5月9日，巴拉第将普提雅廷的警告转达中国代表，10日晨动身返回北京。
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抵天津城下。腐朽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惊慌失措。中国代表谭廷襄一心求和，多次请俄方出面“调停”。从5月下旬至6月上旬，巴拉第频繁活动于中国上层人物之间，拚命施加压力，逼使清政府就范。最后，在1858年6月13日胁迫清政府接受普提雅廷提出的无理要求，抢在英、法、美的前面，签订了不平等的待遇等权益。这样，在帝国主义列强向衰朽的大清帝国大肆勒索权利的行列中，俄国就走在了最前面。这样，巴拉第也就胜利完成了他的使命，于当年下半年启程回国了。
纵观巴拉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沙俄东正教北京传教士根本不是传播“基督福音”的布道团，而是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巴拉第作为“对俄国政府非常有价值的代理人”，以他对沙皇的忠诚和卖力，在沙俄侵华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绝对推卸不了的！
（文章来源：《学习与思考》1982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