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新政的研究，目前仍无大的起色，且评价偏低。其中在新政的背景和目的两个问题上，缺乏专门研究；在一些有关论著中，间有提到，但分歧颇大。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略抒管见，以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并就正于史学界同仁。
一、清末国策转移的背景
清末，以慈禧太后为头目的清政府之所以实行新政，是同当时严峻的形势分不开的：
首先，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是基础，在研究清末新政的目的时，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是应该探讨清楚的问题。甲午战前，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由于通商口岸不断增加，洋货大量倾销，使中国封建经济（首先是通商口岸附近）受到冲击，开始解体；同时，土货大量出口，世界资本主义附庸的地位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变更：鸦片战后，中国相继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官僚资本主义雏形性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战争直接破坏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封建经济基础。日军侵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当地人民受到蹂躏、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损失惨重。二是战后巨额赔款，迫使清政府进行三次*大借款，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列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三是《马关条约》设厂的规定，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后短短几年设厂930余家，分布在各行业，危害极大。此外，列强还争夺中国的筑路权、开矿权。四是甲午战后列强继续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年输入量仍在逐年增加。这使中国白银继续大量外流，穷了中国、富了列强，并在继续破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
其次，*斗争的演变及各阶级的动向。甲午战后，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维新派以成立兴中会和发动公车上书为标志，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但在19世纪末年演主角的却是资产阶级维新派。
维新派通过上书与宣传活动，把光绪皇帝争取过来。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此后的103天里，维新派人士研究变法措施通过光绪皇帝发布诏书向下推行，在*、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实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在*制度方面对专制政权虽然并没有多大冲击，但也为顽固派和后党所不容。从变法开始的那天起，慈禧太后就一直准备推翻新政。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了政变，把维新派、帝党通通打了下去。
继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农民阶级又掀起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到处打击教会势力，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屠杀中国人民，进一步侵略中国，1900年6月，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在大沽登陆，向天津、北京进犯，义和团展开了抗击八国联军的英勇斗争。矛盾中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帝国主义宣战，但在宣战后，清政府并没有调集大军到前线抗击八国联军，而是让义和团打头阵、当炮灰，慈禧还暗地里命令清军屠杀义和团。这样、义和团前边顶着帝国主义的炮火，背后又不断遭到封建主义的冷枪，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不得不携带光绪及其亲信崇臣逃往西安，清廷成了流亡政府。同时，慈禧留下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向列强求和。八国联军入京后，帝国主义在是否还维持中国现状、是否还承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权两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说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了，就这样，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研究清末新政的历史，对于这一时期各个阶级的动向亦必须有所了解，才能正确认识、分析与评价清末新政。
在19世纪末年，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极苦，革命性最强。但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有一些罢工斗争，但主要是作为农民阶级的同盟者参加农民阶级的斗争，有时也参加资产阶级的斗争。广大的农民阶级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下，生活极为贫寒。侵略战争的掠夺，赔款及借款的转嫁，广大农民倍受其害。为了搜刮人民，清政府“增厘金、折漕米、土药、茶叶、糖、盐、烟、酒加税”。“以山西为例，1896年开办烟酒税，每酒一斤征钱三文，每烟一斤征钱五文”，“1900年，增税酒五文、烟八文”。（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1955年版，第332页。)由于农民生活日趋贫苦，被迫起来斗争。他们把历时30多年的反洋教斗争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然而，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广大农民发现清朝封建统治者及部分反动军队是站在列强一边屠杀中国人民的。血的教训使农民阶级有了进步：在1901和1902年的斗争中，提出了“灭洋、剿清、兴汉”及“扫清灭洋”等口号，表明农民阶级已经自发的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结合起来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有部分人觉悟过来；但是，维新派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并没有离开改良的迷途。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后，组成了保皇会，仍拥护光绪皇帝。但此后保皇党人不断分化，力量在逐渐减弱。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弱。1895和1900年进行了两次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革命派加紧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随着保皇党人队伍的减员及人们的觉醒，革命派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并为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而准备着。
中国的地主阶级，仍处于统治地位，在19世纪末期，地主阶级拼命维持封建专制的清朝政权，极力镇压任何旨在推翻清朝政权及改变政权性质的活动。其中顽固派虔诚地遵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不允许清朝政权有任何改变。而地主阶级内部的改革派、洋务派虽然也主张维持封建政权，但却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由经济方面、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到在*制度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施政方针。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洋务派领袖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在危机的形势下，不断从内部敦促清政府实行新政。而且这股势力也在不断壮大，坚持保守倾向的人越来越少了。
此外，就当时各界的舆论来看，也是人心倾向改革。例如有的人说：“中国之制度在祖宗创立之初，非不尽善尽美也，待奉行日久，不能无弊”，“于是一切政令皆不能不变”。（《汇报》114号，第二册第109页。)又有的人说：“亘古不变者，天也，而有寒来暑往之变易焉；亘古不变者，地也，而有桑田沧海之变易焉。”“愿自至以往，维新者当实事求是，守旧者毋至死不变，同心以谋富强。”（《汇报》131号、第二册第245页。)
再次，帝国主义侵华手法的更替。在近代，列强侵略中国，不外乎利用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又往往是交替使用的。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利用和平的手段侵略中国。取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帝国主义列强，依据《马关条约》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在经济方面，除商品输出外又加强了资本输出；在*方面，掀起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中心内容的瓜分狂潮；在文教方面，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活跃于中国广大城镇与乡村，他们吸引教徒，建学校、出报刊、印图书，在思想文化上麻痹中国人民。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马上又采用了武的一手，组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八国联军踏上中国领土之后，一是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二是疯狂地屠杀中国人民，惨死在帝国主义屠刀下的群众不计其数；三是疯狂掠夺，中国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四是把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赶出了北京城，使之成了流亡政权。
而当列强扩大侵略的目的达到之后，重新又拿出了和平的一手，即提出所谓“保全”政策。1900年12月24日，11个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抛出了《议和大纲》12条。1900年末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法是和平的，但条件却是十分苛刻的：除巨额赔款、拆毁大沽及大沽至京所有炮台、允许列强在京山线12个重镇驻兵外，特别是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此，列强以《辛丑条约》为护符，利用和平的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掠夺，中华民族的危机仍然相当严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刚刚步入20世纪的中国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当时摆在时代面前的突出任务有二：一是救亡，这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各进步阶级、阶层所进行着的事业；二是发展民族经济，使国家强盛起来，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革派所一直努力奋斗的事业。然而，在当时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已经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救国新方案，并为之奋斗。
二、清末国策转移的目的
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清政府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呢？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果断决定改变国策，实行新政。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6、第8—10页。)清政府这道上谕的发布，清楚地表明清朝政府决心要实行变法了。那么清廷为什么要进行变法、清末新政的目的何在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五点：
第一，改变国策，巩固皇权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目的。这里所说的“巩固皇权”，实质上就是巩固慈禧太后自己和后党的统治地位。慈禧自从1861年11月政变上台以来，一直把自己的统治权力看得至高无尚。为了这个权力，在载淳死后，她扶植了幼童载湉为帝、发动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甚至“动气”向帝国主义“宣战”乃至接受《辛丑条约》，使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次实行新政的首要目的，也是为了这个统治权力、为了“皇位永固”即所谓“予与皇帝为宗庙计”（《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71页。)不得不“改弦”、“更张”，采取新的国策。而且，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危弱同时袭来的形势下，也确实感到了弊端的严重性。他们说：“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14—15页。)又说：过去“立法非不尽善，然行之即久，而百弊丛生”，还认为现在到了“天下积重难返之势”。但是“障川挽澜难为功，从古乱极思治时，改弦更张易为力”。（《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662页。)这也表明清朝封建统治者要进行国策上的转移。
第二，“变法自强”、“国势始兴”是清末新政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因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由于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弄得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多种经济成分中占绝对优势并居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最多只能满足于简单再生产，这就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特别是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如1897年3月至1898年2月的调查数字：地租为白银3165万两、盐税为白银1365．9万两、厘金为白银1295．2万两、海关税为2198．9万两、内地关税为100万两、鸦片税为222．9万两、其他诸税为500万两，合计为白银8897．9万两（《清议报》全编卷18，第37页卷15，第39页。)。如按人口平均更是十分微簿。如1897至1898年度，中国人均财政收入最多“不过四角五分”，而同年日本人均财政收入“约五元七角、俄国十四元、英国二十七元”（《清议报》全编卷18，第37页卷15，第39页。)。上述的财政收入统计和中国人均收入的计算，虽然未必十分准确，但基本情况是可信的，可见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到了何种程度。
另外，就慈禧太后而论，说他顽固守旧，不允许任何改革，这也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慈禧支持过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这说明她在追求个人专权、享乐之余，也有不甘心永远落后的一面，所以在希望中国“渐致富强”方面，她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1898年慈禧镇压戊戌变法的直接原因是御使杨崇伊的密折，其中说：“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页。)可见是出自于帝后两党的权力之争。这次搞新政，完全是她慈禧太后自己做主了，晚年的慈禧也希望中国能通过变法强大起来。如她在命光绪帝发布的上谕中说：“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96，第4页。)这里的所谓“变法自强”及前面提到的“渐致富强”及其他类似的话，应该看做是慈禧太后的本意。
第三，“卧薪尝胆”以雪国耻亦是清末新政的一个主要目的。1902年10月2日，清政府的上谕说：“钦奉……懿旨，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12，第11页。)这里边的“卧薪尝胆”四个字，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就一般常识而论，卧薪尝胆总是有所指的。就清朝当政者面前的各种力量来说：义和团已被镇压，对清政府没有威胁了；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已逃亡日本，而且力量不大，更构不成对清廷的威胁；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还是少数几个人，只搞两次起义，对清政府也没有多大威胁；而帝国主义则不然，八国联军进北京，清朝政权几乎被推翻，《辛丑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政府已经被迫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因此，这时提出“卧薪尝胆”，不能不说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对此，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例如：1900年末，清政府在接到议和大纲后所发布的上谕中说：“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590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接受《辛丑条约》是不得以而为之；同时还希望争回部分主权。再如，1902年3月28日的上谕中说：“京师为天下根本，畿辅为京师屏障。现值门户洞开、强邻逼处、兵燹甫靖、伏莽犹繁，筹饷练兵，视他省尤急。”（《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2第17—18页。)这里，我们看到，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并非一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友邦逼之”、“虎视鹰瞬”等言论，都被视为有反帝思想，那么“强邻逼处”不是更具有反帝思想吗？另外，在实行新政过程中，清政府还支持各地的收回利权斗争。如1903至1904年，清政府曾多次命令袁世凯、张翼等人收回被英国人夺去的开平煤矿和秦王（皇）岛口岸（《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94，第9页。)，并奖励争回利权的有功人员。
再者，就慈禧太后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论，从1861年祺祥政变以来，中外反动势力之间是有过勾结的，然而慈禧同列强又是有矛盾的。1900年6月的宣战就是突出例证。到了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时，慈禧太后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了。但是，如果说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清政府“死心踏地”地为帝国主义服务、“完全彻底”地投降于帝国主义，就有点言过其实了。刚刚过了一年多的慈禧，不会从宣战一下子就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死心踏地的走狗，她也有打算逐渐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对帝国主义提出卧薪尝胆，她还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总之，清政府上谕中“卧薪尝胆”是针对帝国主义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是处于儿皇帝地位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卧薪尝胆之类的话也确实不敢常提，甚至有不得以而为之的迎合列强的一面。对此应持公论，不能随意夸大。
第四，转移视线，强化政权是清末新政的又一目的。因为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特别是在1902年，景廷宾起义，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东南沿海地区及海外华侨、留学生中，开展了反清宣传与组织起义等项活动。清政府所说的国内“伏莽犹繁”，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其中也包括革命派的活动。因此，当时清政府搞改革，实行新政是有转移国内群众斗争视线、麻庳人民斗志，缓和一下尖锐的阶级矛盾及国内民族矛盾的意图的。而这时清政府编练新军、办警政，则是为了强化清朝封建国家机器，加强对人民反抗活动的侦缉和镇压。
第五，适应需要、装璜门面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目的。清政府提出了“为臣民计”、“利民”（《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8，第1页。)等口号，是想通过新政，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寻找支持者，孤立革命派；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本身的软弱，也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措施。他们一是造舆论，鼓吹“今日之时势，当以肃吏治、培人才、修武备、兴商务为大纲”（《汇报》249号，第三册第390页。)。又宣传说：“维新乃国民公事也”，“维新非康梁私事也，可不称康梁，人必不可不言维新，且不可以康梁尝维新而惧作康梁，并惧作维新也。维新乃有中国，维新乃有孔教，维新乃有黄种。若长此顽固不变，其不至国亡、教裂、种灭，当抉吾自作胥门之悬。是故孔庙公事也，当急为之兴；学堂公事也，当急为之创；商会公事也，当急为之开”（《清议报》全编卷18，第37页卷15，第39页。)。二是极力鼓动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等奏请“变法”。其中著名实业家张謇与张之洞关系较密切，表现突出。而清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客观上顺应当时中国的“实业救国”思潮。
三、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对于清末新政历史背景及其目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就清末新政前的形势来说，不论是从清王朝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斗争中的失败上看，还是就各个阶级的动向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都真正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岌岌可危的程度了。
第二，1901至1911年清末新政的实行，是清王朝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者阶层，在其政权危机的形势下，在改革的大潮已经凶猛涌来的情况下，在改革势在必行的关键时刻，所实行的重大国策转移。第三，清末实行改革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更不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相反其三项主要目的则是：变更国策，“巩固皇权”；“变法自强”使“国势始兴”；“卧薪尝胆”，以雪国耻。
第四，评价历史事件的曲直，不应该因人而移。主持清朝政府实行新政的主要人物慈禧太后干了许多坏事，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然而对于他主持下出现的历史事件仍然应该具体分析，提法也应该注意恰如其分。如有人说《辛丑条约》签订后，他“完全彻底”的投降了帝国主义；充当了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等的结论就值得商榷。就阶级分析的观点而论，清朝封建统治者是人民的敌人。然而历史研究要求人们去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前所述，当时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并非一心，有矛盾，甚至提出了“卧薪尝胆”，我们还硬说它是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忠实走狗”，这既缺乏实事求是之意，也有伤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感情。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