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论及清末立宪时,多以“假”字作为结论,其实远非如此简单。历史事实说明,围绕着立宪,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却经历过相当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它更形复杂。宪政问题加剧了斗争,而这种斗争反过来又给宪政以巨大影响。本文试图从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这个侧面,探讨预备立宪的起因、性质和它的失败原因。抛砖引玉,是在兹文。
一、从新洋务派谈起
当欧风美雨卷到我们这块古老的大陆时,中国的士大夫尚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然而,大刀长矛究竟敌不过洋枪洋炮,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不过,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西方的先进技术、近代生产方式,在中国也落了户,主持人就是洋务派官僚。他们创办近代企业,引进西方技术,同时与不知变通的顽固派抗衡,这就是令后代人褒贬不一的洋务新政。但是,洋务派主持的近代化运动,仍带着很大的保留,他们的新政,只限于创办近代企业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却不承认西方*制度的优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的*纲领。即使如此,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流产,洋务新政也停滞不前。历史的车轮再滚动二年,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腥风血雨中,开始了中国的二十世纪。庚子、辛丑年间的一系列事变,使中国*发生了一大转折。随着“惩办祸首”谕旨的颁布,那些自戊戌政变以后不可一世的顽固派大臣死的死、革的革。于是一些力图步原来洋务派后尘的人物,便趁机得势(我们姑称其为“新洋务派”)。在他们的鼓动和主持下,兴起了以建学堂、派游学、办实业、练新军为核心的中外瞩目的新政。这是自老洋务运动以来,发自上层的近代化运动的深入继续。但是直到这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还是羞羞答答的不肯承认。
新政由新洋务派发起和推动,而在新政实施的过程中,新洋务派取得了更大的权势,尤其是地方的权力。实际上,新洋务派是统治阶级中具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派别,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关系密切,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一定的影响,也力图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壮大自己的声势。清末宪政实际上是由他们共同鼓动起来的。
1905年,日俄战争胜败分晓,国内立宪呼声大为高涨。到这时,新洋务派才开始看到立宪优于专制,承认中国的*制度不是完善的。驻法公使孙宝琦率先上书政务处,请求实行宪政。接着,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纷纷奏请立宪。这就是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导因。正是在新洋务派的鼓动和策划下,清政府才上演了这出没有结果的宪政剧。所以,预备立宪是洋务新政的合理的深入和发展,都是来自上层的近代化运动。
主张实行宪政的新洋务派,多为地方督抚。从实行立宪以抵制革命来说,他们是一致的;但在其它方面就非完全相同了。满族地方大员端方、锡良、瑞□等人,*倾向比较开明,比那些愚陋顽固的官僚更了解世界大势。他们希望立宪一能避免革命;二能延续清朝皇统;三能强国御侮。老资格的洋务派张之洞、先任驻外公使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等人与他们相近。袁世凯则比较复杂。据袁的幕僚张一□回忆,张謇致书袁世凯,让他进言立宪时,张一□进见袁世凯陈说立宪的好处,再三再四,可是袁丝毫不为所动。然而第二天袁就让张作一个宪政的说帖,以便进呈清廷,“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致使张“颇为惊异”(《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7—38页。)。一夜之间有这样大的变化,只能说明袁世凯经过考虑,随后认识到,立宪于己有利而无害,才支持立宪。然而不管怎样,袁世凯毕竟倾向宪政了。
但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前面说过,“惩办祸首”使顽固派元气大伤,却又远非一网打尽,何况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还会继续产生着顽固派。他们的花岗岩脑袋,无论如何也容不得宪政这个怪物。同时立宪本身也引起了新的矛盾和冲突。这样,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几年里,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几次有声有色的斗争。最后,整个中央朝廷倾向于保守,主持立宪的袁世凯、端方罢的罢、免的免,宪政受挫。
二、锋芒初试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宣布派大臣考察*。然而五大臣出都被炸,一时京内外议论纷纷,许多人反对出国考察。就连颇有点“洋”味的盛宣怀在被召见时也力陈反对出国考察。考察*的事几乎搁浅。但诏旨既已发出,成命难以收回,加上端方等人又极力向慈禧陈说,拖延了近三个月,还是以李盛铎、尚其亨顶替下徐世昌、绍英。考察*大臣终于在12月11日出发了。
盛宣怀本是独立于袁世凯、端方之外的洋务派,他反对考察*,是因为与袁、端有矛盾,恐怕袁世凯在立宪活动中取得更大的权势。此人后来又和满族亲贵少壮派结合起来,与袁世凯作对。
五大臣在外半年多,游历近二十国,应该说,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考察,难有很大的收获,但是,他们还是窥探到了西方富强的一些原由。端方回来后在上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摺》(折见《端忠敏公奏稿》卷六。)中,批评了几十年的洋务新政和庚子以后的变法“但能效其末而不能效其本”。所以,虽欲致富强,却反而“与始志相反”。他说,西方之所以日臻富强,在于摒弃专制制度,实行立宪,“任法而不任人”。中国要富强,不能只是实行一些皮毛新政,还必须实行立宪制度。其他几个大臣,也无不主张立宪。
1905年,在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风潮日益高涨。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认识到,只有立宪,让日益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扩大统治基础,才能保证清朝的皇统延续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在列强林立、国难深重的情况下,要自存于世界,也必须随合世界潮流。然而,归国大臣的主张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铁良是最激烈的一个。铁良于1904—1905年间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到各地考察军事,回京后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新军练成了,就可以有效地镇压革命。因此,铁良极力反对立宪。军机大臣荣庆、大学士孙家鼐随声附和。端方打通了李莲英,“居然做到可以随时见太后,且可长谈。而铁与端甚为反对,端能随时进见,铁竟能随时阻止,彼此权力均属两不相下”(《齐东野语》,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26页。(以下简称《盛档一》)。)。“于是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视听。泽戴端(按即载泽、戴鸿慈、端方)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东方杂志》,1906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考政大臣之陈奏及廷臣会议立宪情形》。)
慈禧在征取她向来依重的袁世凯的意见时,不料袁世凯主张立宪更坚决。1906年8月26日,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对人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又说:“当以死力争。”(《齐东野语》,见《盛档一》第26、29页。)他接连四次进见慈禧,极力鼓吹立宪。
8月27、28日廷臣会议讨论立宪问题,铁良、荣庆、孙家鼐反对立宪;奕□、徐世昌、张百熙支持袁世凯的主张;瞿鸿□、载沣则不动声色。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奕□面见太后弹劾铁良:“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齐东野语》,见《盛档一》第27页。)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左右为难了,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齐东野语》,见《盛档一》第29页。)一时北京空气相当紧张,“朝市之间莫不皇皇如。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日内市面且因此而生观望之心焉”(《齐东野语》,见《盛档一》第29页。)。最后,慈禧调和双方意见,既不否定立宪,又不马上立宪,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
这次斗争,只不过是锋芒初试,它预示了走向宪政的道路充满了波折,更大的斗争还在后边。
三、改革官制的风波
改革官制,是宣布预备立宪的第一个具体行动。
端方、戴鸿慈刚回到北京,就于8月25日上了一个《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此时,尚未宣布预备立宪。端、戴在这个奏折中提出八条改革官制的建议,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他们主张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以及各部尚书组成内阁,阁议决定政事之后奏请皇帝颁布谕旨;而上谕要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和有关部的尚书副署。这个方案是摹仿德、日,类似二元立宪君主制的内阁。
但是,这个方案涉及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漫长的中世纪社会中,不管皇帝实际上处于怎样的地位,但在理论上说,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皇帝的地位是神圣的。然而责任内阁制却在理论上意味着对皇权的限制,因此,不能不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按照端、戴的建议,在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规定先改革官制。又按他们的请求,命载泽、铁良、袁世凯等十四人负责编纂官制;命端方、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派人参加编纂,由奕□、孙家鼐、瞿鸿□总司核定。9月6日又设官制编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
袁世凯此时对官制改革非常热心。袁身任直督,手握北洋军,位高权重,唯恐慈禧死后光绪与他重修旧怨,因此极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因为按照当时情况,总理大臣一职很可能由奕□担任。奕与袁早就沆瀣一气,袁不仅可以因此保全,而且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势。
编纂官制馆的提调孙宝琦、杨士琦,一为最先倡议立宪之人;一为袁一手提拔起来的私党。他们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然而,当编纂大臣讨论时,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袁世凯力主设立责任内阁,铁良等人坚决反对。内外大臣也议论不一。柯劭□奏:“若政府之权太重,督抚之权太专,则主权将替。”(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胡思敬骂立宪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赵炳麟更提醒慈禧否定责任内阁制,“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袁世凯的幕僚,参加编纂工作的张一□回忆:“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同事某君自京来淀(按即海淀),告余曰:外间汹汹,恐酿大政变,至有身赍川资,预备届时出险者,其严重可知。”(《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7—38页。)
由于奕□支持袁世凯,所以总司核定的三大臣把包括设立责任内阁的新官制方案上奏。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军机大臣瞿鸿□,讨论时不动声色,暗中却向慈禧陈说内阁制的坏处。他“单独去见太后,他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又加以解释,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袁世凯演义》,第66页。)这是陶菊隐先生在《袁世凯演义》中的形象描写,虽不尽准确,但瞿向慈禧暗中游说则确有其事(参见:台湾出版《曹汝霖一生之回忆》,43—44页;刘厚生:《张謇传记》137—138页;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等。)。慈禧当然不愿放弃大权,何况又有赵炳麟和瞿鸿□怂恿。袁世凯故意在奕□等人递上方案的那一天请训,以求召见时陈说,然而并没打动慈禧(《齐东野语》,见《盛档一》第30页。)。
1906年11月6日,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军机处不变,不设责任内阁。由于慈禧又支持了守旧派,使端、戴等人的呼吁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正如日本人评论的:“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东方杂志》,1906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考政大臣之陈奏及廷臣会议立宪情形》。)
经过官制改革的斗争,奕□、袁世凯与瞿鸿□已势不两立,必欲去掉对方而后快。在这个斗争中,奕、袁联合了考察*五大臣之一、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瞿联合了庚子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的岑春煊。
奕、袁与瞿的矛盾由来已久。庚子年瞿鸿□到西安行在,得到慈禧信任,一般上谕均为其起草,1901年任军机大臣。奕□随李鸿章议和,保全慈禧有功,也深受宠任。1903年荣禄死,奕□入值为军机大臣,旋为首席军机大臣。“翟鸿□以才敏受知,且有清望,帘眷亦隆,与奕□同直枢垣,遇事每有争持,对北洋(按即袁世凯)则时主裁抑。由是奕□与之积不相能,世凯尤憾之。”(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4页。)
官制改革后,瞿鸿□自觉势孤力单,极力拉拢岑春煊。岑春煊并非顽固派,但因与奕□、袁世凯、端方都有矛盾,就与瞿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并想取代袁的地位。
奕□为官贪黩无厌,有人说,御史弹劾他的奏章可以装满一车,可谓“汗牛”矣。慈禧何尝不知,有时也防备他权力过于膨胀。但宗室中又没有一个能代替奕□的,慈禧又自信能驾驭奕□。所以直到慈禧死,奕□仍安于其位。而奕□、袁世凯、端方等人很快就布置反攻了。
第一,由端方密令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上呈慈禧。慈禧当然大怒,就以广东革命党人起义,需得力的人镇压为名,把岑由邮传部尚书外放为两广总督,不久又下令开缺。
第二,由奕□设法密奏瞿与康、梁勾结,企图迫使太后归政,使慈禧与之疏远。恰好这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太后)独叫瞿入见,谈到奕□,曾露罢免之意。不知由何人传播,登载于英伦报纸;驻华英使夫人且于太后招待游园之际,当面询问。太后虽极力否认,而疑此语为瞿所独闻,不应泄漏于外人。”(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3页。按恽宝惠即下文恽毓鼎之子。)奕□得到这个消息,密令杨士琦写一份弹刻瞿鸿□的奏折,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奏上。于是,瞿鸿□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光绪朝东华录》,三十三年五月第55页。)的罪名,于1907年8月17日被罢免。就这样,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慈禧深为宠信的两个大员先后免职,这就是有名的“丁未政潮”(有关丁未政潮的记载很多,参见《张謇传记》138—157页;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翟鸿□》;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等。)。
但是,慈禧不能容忍奕□独霸枢府。在罢免瞿鸿□两天后,就让醇亲王载沣到军机处学习入值,以便牵制奕□。为了抑制袁世凯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就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袁的直隶总督职,于1907年9月4日内调为军机大臣。为防止奕袁联合难以驾驭,又调与袁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军机大臣,以便互相牵制。,然而不管怎样,从官制改革开始的斗争,还是以奕、袁、端的胜利而告结束。
瞿鸿□下台后,宪政得到了进一步推行。1907年应端方的奏请,编纂帝国宪法(《清朝续文献通考·宪政一》,114231页;《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6—47页。);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宪政计划。此时虽仍有保守派的反对,但外有端方等地方大员的鼓动,内有张之洞、袁世凯的主持,他们无可奈何。从这两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立宪的推行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确有很大关系。
四、宪政的末路,清朝的绝路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三岁小儿溥仪即位,载沣摄政。清末政局自此又发生新的转折。慈禧在世,对袁世凯相当信任,“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齐东野语》,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28页。(以下简称《盛档一》)。),只是最后两年才恩眷稍减。另一方面,慈禧的统治术,是驾于各派冲突之上,利用矛盾,保持自己权势。所以奕□、袁世凯虽经多人弹劾,仍象不倒翁,政局也还相当稳定。慈禧刚刚呜呼哀哉,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就迅速集结在摄政王载沣周围,成为一个少壮亲贵集团,与以奕□、袁世凯为首的实力派相对抗。于是,在清政府这个即将忽喇喇倾倒的大厦内,两个集团展开了新的角逐。
在载泽和善耆的策划和怂恿下,他们把矛头先对准袁世凯。
本来善耆和载泽是要效康熙杀鳌拜的办法,置袁于死地。但载沣不敢贸然而行,征求军机大臣意见,袁世凯之外的四个军机大臣有三个反对(奕□、世续、张之洞),世续还为袁通风报信(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见《晚清官廷生活见闻》;《端方密函》,见《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张国淦,前引书第64—68页。)。结果只以患足疾为名,于1909年1月2日免袁世凯职。按照一些御史的意见,是要把奕□也一起罢斥(《赵柏岩集》,《宣统大事鉴》卷一第3页。)。载沣担心北洋系难以控制,又怕外国人干涉,所以未动奕□。奕□虽留,职权却被一步步削弱。载沣派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1909年7月,开去奕□管理陆军部事务职任(《宣统政纪》。)。1910年1月,派贝勒载润管理陆军贵胄学堂,开去奕□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之差(《宣统政纪》。)。但是,上有隆裕的挟制,下有奕、袁党羽的呼应,载沣始终不能罢斥奕□,而且“奕□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4页。)。但对于奕、袁的党羽,少壮亲贵们则一步步策划排斥。
人们常把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说成是满汉矛盾,其实并非尽然。的确,北洋系多为汉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集团的首领和后台靠山,正是皇族庆亲王奕□;而旗人三才子之一的端方又与袁是亲家,关系极密(袁罢免出京,送行的数人中有端方之弟端绪、端方之子继先。见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50页。);另一个旗人三才子之一的那桐是袁的私党(那桐等人一直企图使袁东山再起。1911年当皇族内阁受立宪派攻击时,总理、协理大臣均奏请辞职。“那、徐两人说,自己才力短绌,从前罢免之袁世凯,‘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见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1页。);军机大臣世续是袁世凯的把兄弟,他不仅竭力保护袁世凯,而且为之通风报信。另一方面,载沣集团中也不乏汉人。除了一班为之奔走呼号的御史外,载沣集团的理财支柱,就是历来受袁世凯排挤的汉族盛宣怀。实际上,双方都是皇族亲贵为首,都要拉入汉人做后盾。重要的在于,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手无实权,要想取得实权,必须排斥实权派奕、袁集团。奕□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赂了奕□,而事实上是皇族元老派和一个新洋务派北洋系集团的联合。袁世凯要保持权势,不得不以奕□为靠山;而奕□为保住地位,更不能不依靠袁世凯。而奕、袁为保持和扩大权势,不能不与少壮亲贵争夺。所以溥仪先生说:“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我的前半生》第24页。)。经过几年的争夺,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集团在中央朝廷占了优势。奕□虽仍为首席军机大臣,但政事全取决于载沣。但是,在地方,特别是在军队中,少壮亲贵还远远没有拔除袁世凯的势力,以致袁在革命爆发后可以东山再起。
宣统年间的一系列政局变动,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活动有绝大的影响。主持宪政最力的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罢的罢,死的死,新洋务派的势力一落千丈。
奕□唯权、财是恋,本无什么*主张。袁世凯在朝时,他常采纳袁的意见。袁罢免以后,他对宪政问题没有什么明确主张(当第一次国会请愿时,奕□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见《赵柏岩集》,《宣统大事鉴》卷一第9页)此语不过是为拆载沣的台。)。
在怎样巩固统治的问题上,掌握最高统治权的载沣与新洋务派不同,他比较保守。《辛丑条约》签订后,载沣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德皇威廉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他也“目睹德皇族从幼年时起,就身受极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国势那样强盛,早就有心效法。及亨利亲王来华,旧雨重逢,对他又加以鼓舞”(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4页。按恽宝惠即下文恽毓鼎之子。)。载沣受此影响很大。他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训练一支得力的军队,似乎就可以保持皇统于永久了。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派弟载涛和毓朗为军咨大臣掌握陆军,派弟载洵为海军大臣,派载润管理贵胄学堂,命载涛、毓朗、铁良编练主要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极力抓住军权。对于立宪,他不感兴趣而且反对。1911年各省立宪派请愿召开国会,由于载沣震怒,以致各衙门和政府大员都不敢接见请愿代表(李泰□:《独树一帜的善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5页。)。所以,随着宣统朝政局的变动,中央朝廷又趋向于保守。
另一方面,自端方罢免后,清政府中积极主张立宪的,只有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等地方督抚了。但是,这些人的地位不足以影响中央朝廷的政策。国会请愿时,十八个督抚等地方官员奏请即开国会,但最重要的南北洋总督张人骏、陈夔龙反对,结果清廷只以缩短年限敷衍。所以,随着新洋务派袁世凯、端方的失势,朝廷中再无有力的主持宪政的大员了。正如极端守旧派胡思敬所说的:“自古变法,必有一揽权专断强有力之人主持其间。……袁端则既罢矣,宣统初年,在朝并无一贵幸大臣能以权力主持变法。者。”(《国闻备乘》卷四,《主持新法罪魁》。)故袁、端之罢、张之洞之死,实是清政府宪政活动的末路。
到了宣统二、三年间,清廷再不肯推进宪政了。于是,对立宪派的请愿活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回想戊戌政变之后,不仅维新派遭到镇压,顽固派独霸朝廷。现在历史好象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那种局面。因此,不仅立宪派“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东方杂志》第七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纪》第157页。),即属于新洋务派的孙宝琦也上书直言:“宗支不宜豫政!”(《宣统政纪》。)
然而中国社会已不同于戊戌年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输入,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增长,在*上日益活跃。立宪派要求参加政权,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要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占统治。历史要发展,社会要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新洋务派主张削弱皇帝权力,让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严格说来,新洋务派和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并不完全相同。从各种资料综合分析,立宪派要求的是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有较大权力、资产阶级控制政府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新洋务派则要建立德、日型的君主与资产阶级妥协的二元君主制。),使清政府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以求避免革命。无奈清廷最后拒绝改革,就只好自取灭亡了。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