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今年（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到二十日在广州、桂平、桂林召开的“两广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由于时间的关系（翻译时间在内约一小时。翻译是原岛春雄先生，他目前在广州外国语学院边教日语边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特别是章炳麟），只好删去了相当多的内容。这里发表时，若干内容进行了整理，同时增加了补注。
在第一天（三月八日）的大会报告中，王庆成先生（近代史研究所）提出了下列问题：中国农民为什么那么信仰过去没有的“神”，是什么原因呢？并且提出了下面的见解：
“洪秀全所创造的上帝教，并不一定是与中国的民间信仰相对立的。上帝会所称的上帝，是中国化了的洋上帝（欧洲之神），因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对王先生的见解基本上是同意的。这个所谓“中国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我认为仅从文献的研究上对这个问题作解释是不够的。因此我也打算在熟悉当地民间信仰的中国诸先生的帮助下，今后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研究。今天我还不想谈这个问题，下面仅就上帝教之所以被人们能够接受的条件，作一次试论。
洪秀全始创的上帝教，虽然是中国化了的，但是由于中国从来不存在严格的唯一神教，而且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偶像崇拜，而上帝教区别于过去的何任宗教，它对于群众膜拜的一切偶像，采取了毫无动摇的立场，这实际是推进了对其他偶像的破坏。这种唯一神——上帝，特别在广西的浔州府一带，乃至陆川、博白各县、广东省东部（编者按：应为西部）的信宜县等地的农民接受的最多，而且从他们同时代、同地域的各种民间结社中，最突出最强有力的组织就是上帝会，这种组织如果没有固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地主与农民的尖锐的阶级对立，那里的农民受到极端的苦难，这在整个中国国土上特别在华中、华南一带都或多或少是相同的，我认为只凭这些共同的一般条件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我考虑，应从起义当时的上帝会的主力是广西的客家人这一事实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同时上帝会中不仅有客家人，还包括壮族和瑶族以及客家以外的土著人民，象胡以晃这样的汉人原籍地主在内，上帝会竟能够组织起这么多人来，这在考虑上帝教、上帝会的特征上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这一问题后面还展开叙述，在这里先讲客家人，尤其是要从农民是上帝会的主力这一事实出发来讲。这是否历史事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需要提出史料来加以论证的，但是限于时间的制约我只想以这个历史事实作为前提进行论述。如有疑问的话，请见后面提示的史料根据（当时起义的上帝会的主力是客家人。最初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的是罗尔纲的《亨丁顿（E1iswortn Huntinton）论客家人与太平天国史考释》，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十九期、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四期，一九五六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再录）。先生说，天王洪秀全以下六人的起义诸王领导集团全部是客家人。在举兵前的上帝会员中最大的集团，是贵县北山里的矿山工人也是客家人。和这些矿山工人一起集结在金田村的有贵县的“土客械斗”失败的三千多客家人；金田的上帝会开始不过三百人，他们的势力至此才逐渐强大起来。（见光绪《浔州府志》）桂平的民变首领苏十九，同桂平的一部分客家人联络，“向洪秀全归附”。（见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五十六）又说：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金田出击的上帝会军队，在平南县思旺圩击破清军后，“来人数千叛附之。”（同上卷五十六）先生这样解说：“清军中的客家人数千，又反对清军，加入了太平军”。但是，《平定粤寇纪略》卷一中却说：所谓这个数千的来人，是指“桂平毗连之贵县有广东嘉应州民数千聚居山间、垦田自食、县民目为来人，常肆凌侮，来人不能堪，因相约从贼，适于二十八日投入金田，贼得生力军，胆益壮，遂围我军……”，可以认为这是贵县的客家人。是否指前记的在大圩附近械斗失败后的客家人，从文献史料中看不明。在龙启瑞的《粤西团练辑略序》（见《经德堂文集》卷二、第十七页）中写道：“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倡为西洋天主教（即上帝教），以□惑愚民，因是党滋益多，逮酿成大患”。类似这样的论述，可以作为主要的根据。此后，尤其是解放以后，中国的研究者对这样的问题不怎么进行探究了；比较地说，多倾向于把问题拉到地主与农民对立来研究。但是自那以后发现的新史料，对罗尔纲先生的结论的补充越来越多。例如，洪秀全在广西开始吸收的百余人信徒，就是来自贵县的赐谷村（位于贵县与桂平中间）。该村有90％的田归地主所有，大部分的居民是“从广东移住来的客家人，生活上一贫如洗”。（见钟文典的《拜上帝会斗争基地的创建》）另外，赖九、黄文金所组织起来的“五、六千”上帝会员，在道光三十年九月曾与知州和乡绅的团练进行过武装斗争，十月间，在金田结集起来。而赖九和黄文金都是陆川客家人，会员中，客家人也占多数。（这是钟文典先生的实地调查）一八五○年初，凌十八在广西平南县接触了上帝会就参加了，他回到老家信宜县几个月就组织了二、三千人参加了上帝会。据资料称：“查信宜县居民，向分旧图、新图。旧图皆系该县土著，新图如大寮、莲塘乡系广西种山客民。两图构衅寻仇，积不相能已非一日。如原摺内所称信宜县土贼凌十八，在该县大寮寨地方，聚党三千人，拜上帝会，打造器械，肆行劫掠。”（见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叶名琛奏稿，佐佐木正哉编《清代的秘密结社——资料编》所收）
它说明，这一带是客家人所开拓之地域，上帝会会员，包括凌十八（凌姓是客家特有的姓氏）在内，多数是客家人农民。在佚名《浔州府志》油印本卷六十五中，也谈到上帝会是“最重食犬，每战捷则以大肉飨”（见《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一二六页），这是从食物方面谈到他们多数是客家人。（周达生摘自《中国民族志——云南原稿副本》，参照一九八○年NHK书籍）此外，我去年在伦敦档案局中抄录的太平军初期的战士二份口供书，也表明了上帝会与客家人关系密切。
就是在咸丰元年六月期间，在桂平县大宣地方，清军捕捉到刺探军情的李进富，他的口供记录中也有这样的叙述：
据李进富即李二供，年二十八岁，桂平县鹏隘山（紫荆山区）人。祖籍广东嘉应州。……三十年八月内，哥子同去拜尚（上）帝会。同山住之杨晚（依据钟文典先生六次调查紫荆山区材料，紫荆山区的杨姓，全部是从嘉应州移住来的客家人，包括杨秀清在内），有兄弟六人……合家男女有十七、八人，均去拜会。杨晚当了小头子。小的派在他名下，同夥三十多人……（F·O·253A／3—99）
另外咸丰二年六月，在湖南南部的道州附近的禾洞，清军捕捉到广东北部连州星子人邓亚□，他的供述书中也谈到这问题：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平乐地方遇着黄亚四，纠小的入夥。二十八日到道州入夥。……六月初，头目黄亚四去到江华县，分为三队，第一队头人朱亚三，年约三十余岁，客家声音，管带千余人。二队头人陈亚章亦客家声音，管带一千余。三队头人黄亚四，年二十七八岁，嘉应州人，管带二百余人……（F·O·682、112／4）
上文说的黄亚四，就是原来的天地会的成员。这一文件中，总共收集了二十九名太平军战士的供述书（都是在道州和江华四周被捕的，他们都是在湖南加入太平军的），据认为其中包括不少加入天地会的人。黄亚四的部队也不例外，他们原来是在罗大纲（旧天地会员，后加入上帝会）的指挥下，与太平军一起，共同参加道州、江华攻击战的。众所周知，在这地方的太平军，由于吸收了许多旧天地会系统的会员，从而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些供述书不仅对上述问题有所说明，而且对当时天地会与太平军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上，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广西的客家为什么对严格否定偶像崇拜的一神教，即上帝教能够接受下来呢？就这个问题，可以和它在洪秀全的故乡——广东花县等地并没有获得这么大的支持这一事实进行对比。芝加哥大学的库恩先生对此已发表了极有启发的文章（菲利浦A·库恩（PHILPA·KUHN）：太平天国的幻想由来：中国一次起义中的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性。（《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国际季刊》1977年7月第19卷第三号）
这篇论文是库恩根据文化人类学者米伦L考恩（MyvoNL·CoHEN）的著作《客家话——作为中国东南部社会文化变异的方言》（《人种史》1968年夏第15卷第三号）中论述的客家人（只限定在广东的）的存在形态，特别是移住初期分散居住的形态和他们的佃农生活，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广西的客家人的确是显示出移居的初期形态，而且具有典型性；他们被排除在传统的封建秩序的纽带，即乡土和宗族观念这一条纽带之外；这就是他们接受上帝教的重要契机。
我自己也曾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女子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以《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为题作了公开讲演，其中讲述了下面这样的话：后来移住的客家人，由于好的土地已被先住的农民占据了，一般不得不作为佃农耕种恶劣的土地，其居住形态也和先住民不同，即没有形成密集的聚居，而多半都是七零八落地分散居住着（贵县的情况）。这是因为凡是适于居住密集的地方都被先住民占完了。由于这种状况，客家人被排斥于共同体的秩序之外。针对这种情况，个别的客家人就组织自己的共同体，与先住民的共同体不断地进行对抗，于是这一地方便频繁地发生械斗。
上帝会的理想不是只把贫农和客家人组织起来，而是不分贫富、性别、血缘，不分土著与客家，把世上一切人都作为上帝的平等女儿结集起来的，没有差别和对立，要相互扶助，结成信徒共同体。这就需要通过偶像破坏运动来进行。其结果，自然是以排除旧的共同秩序之外的客家、壮族、先住民中的贫农、流民层等为主体。这一点，与日本的越中的一向蜂起（农民武装暴动，向古寺院不断地进行破坏）之以马借层为主体相似。（见《史草》第十三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八八页）
然而我没有弄到有关客家具体情况的文献和研究资料，所以后来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去年，由于一桥大学的中川学先生的好意，我有机会阅读了M．科恩，P.库恩先生的上述论文，使我深为感动。）。我从他的论文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但是，我认为他没有注意到阶级、阶级斗争的侧面，或者说对此比较轻视，而片面地强调了集团间的即土人与客家人的对立、抗争问题。而且，我认为他因此对上帝会能够把客家以外的被压迫阶层人民也组织起来这一点，也是过少评价的。
这次讨论会上提出了广西的客家人问题。例如论及“来土之争”的，中国的诸位先生就提出了数篇。其中有，广西社会科学院的邢凤麟先生的《太平天国与土客之争》、广西博物馆黎裴然先生等的《太平天国起义前的广西社会》、广西师范学院钟文典先生的《拜上帝会斗争基地的创建》、张益贵先生的《试论金田起义前广西的“来土斗争”》（见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一九五一至一九八○年》）、王庆成先生的《金田、紫荆访古》（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一期）。我在观点和史料两方面都得到很多的教益。但是，这些论文都是我来华之后才拜读的，所以在本报告中未能充分利用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就这一点来说，今后应更加深入地学习。这里先对诸先生表示歉意。
邢凤麟先生的上述论文中曾叙述过，清初以来特别是从乾隆到道光年间的人口增加的速度，那是异常之快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资料《洪氏宗谱》（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印），罗尔纲先生为此书写的序言中发表了以下数字：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的全国人口是一亿四三四一万一五五九人（见王先谦的《乾隆东华续录》）、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全国人口实际是四亿一三四五万七三一一人（见故宫文献馆户部档案）。经过仅百年的期间增加了二亿七千余万人。正如罗先生所说，洪秀全一族的历史也反映了人口增加的这一趋势。即：洪□三在一七○一年前后从嘉应州的石坑堡独自一个人移住到花县官禄布，随后，他的四个儿子和他长子的四个儿子也移住此地到道光末年，他的系统的全族人口增加到“五百人余”。（见洪仁□的口述、韩山文整理的《洪秀全的幻想》）
邢凤麟先生的《太平天国与土客之争》文中也根据“洪秀全家族世系表”以及韦昌辉的“韦氏族谱”谈到：洪家的情况，是从秀全的祖父国游起三代间人口增加到“二、三十倍”；韦家的情况，是三代间人口增加了十五倍。这说明，嘉庆、道光年间的客家人丁的膨胀情景，是相当可怕的。
黎裴然先生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一文，引用以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故宫户部法册等为原本写成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九页的说明，从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到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期间，广西的人口约自五八万人到七六三万人，增长了十三倍；这种情况，与全国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的趋势比较，还要高一倍以上。他们很重视广西人口增长的异常速度。
这些数字是否正确姑且不论，我认为自十八世纪初以来的异常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能否定的。）这时期由于人口增长，耕地的绝对不足和土地集中等原因，自十八世纪以来从广东省东北部（以嘉应州为中心）向广东的中部、西部，进而由此向广西大规模移动，同时福建和江西的客家农民也大规模地向广西移动。
关于客家人向广西特别是向浔州府各地移动的情况，在同治十三年《浔州府志》卷四《风俗》中曾这样记载着：“□人浔境皆有（关于把“来人”写成“□人”的问题。先住乡绅阶层在所编纂的府志中把“来人”写作“□人”，这显然反映出他们对客家人的歧视，再有“来人”是否可以解释为等于“客家人”，这多少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本文引用过的《平定粤寇纪略》卷一中，有这样的记述：“桂平毗连之贵县，有广东嘉应州民数千，聚居山间，垦田自食，县民目为来人，常肆凌侮。”从这里看出，至少在贵县，可以理解为客家人等于来人。在其他的地域，由于没有史料说明用语与实态的关系，所以我对浔州府的解释中援用了贵县的例子。），惟贵县繁多。始自广东、福建、江西迁来者。……男女俱勤农事不惮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之他田获利倍多，居积之家有田者咸愿批与耕种。其庐止跨居田中，旁无邻合。然族党之谊甚笃，遇有仇敌，及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锸而至，□不畏死。故土人来人常有口角相争，酿成械斗之案。”文中“其庐止跨居田中，旁无邻合”之意，是说他们分散的居住形态。对此，贵县人民医院的赵宗义先生作了如下的回忆：
“我家住在大□附近林桥村，是来土杂居地方。来土杂居的地方，如果是林大树多，有水塘榕树的，房屋毗连的，多是土人居住；如果小村，东一座屋、西一座屋，错落而居，多是来人。土人怕事，连村而居；来人相反，为了求生存、谋生活，就顾不得什么，只有住下来。……”（见《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四十页）
这里所说“贵县大汗附近”，正是当时发生大规模的“来土之争”的地方。客家人不得不采取分散居住形态，并且在数量上占少数，一旦与土人矛盾激化而抗争时，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在械斗中失败的约有三千客家人加入了上帝会，上帝会的力量在一个时期因此也强大起来。这些，已为许多的研究者所指出过。（请参看注①所举的罗尔纲先生的论文，以及上文引用过的邢凤麟、张益谦、钟文典的论文。）
我认为以上两个历史记载，移居来迟的客家人的情形，关于他们和土人的关系，说明了下面的事实。
十八世纪以后，有很多的客家人移居入籍到这一地域来。当时这里一般地已不是无主的旷野，而是已归属于业已先住的土人集团中的地主，已建立起地主所有制。这种土人地主，究竟属于何种种族，《浔州府志》记载的也不清楚。至于金田村的情形，根据邢先生的，论文，是一个作为宋代官僚来到这个地方落户的、浙江出身的汉人姓谢的地主，最初占有金田的山林、田地，全部归其所有。（除参照前引邢凤麟的论文外，根据前引王庆成的《金田、紫荆访古》一文，金田村一带的田地，尽管是瑶族人民所开拓，但是没有个落脚集居地；瑶族后来被汉族赶入山地。最初创造村落的，是浙江出身的军人何贵龙，从军以后留在此地生活，由于他没有儿子，招赘了谢姓的女婿。这就是金田谢姓的始祖，上帝会起义时金田村的人口大约有六百人（现在是三百多人），据说，其中姓谢的就有三百人；从广东移居来的韦姓有百人，黄姓约有百人（现在村中一个姓书的也没有了，据村中老人黄石鸣的口述）。可以说它是一个土客杂居的村落。）《浔州府志》记载称：一般的倾向是，客家人以外的先住民地主掌握了较多的土地。但有个别的情况，较早移居来的客家人，逐渐上升为地主，也掌握了很多的土地。不管怎样作为后来移民的客家农民，在多数场台下最初都只作为佃农，租种着地主土地。经过他们一家的男女的辛勤劳动，和长期从事水田耕作而积累起来的技术（艾特尔（Eitel）：《客家人种志概略注释和问题》第一卷5—12号，1876年。（大英图书馆藏书）该文97页中，记述了在广东的本地人与客家的职业差别。文中说：
“本地人的生活方面一般的是比客家人过得好的。客家人主要的多是农民，而本地人还从事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客家是以从事稻作为主，而本地人别从事稻作、茶、养蚕事业。其中种茶与养蚕制丝（客家人很少从事这些工作），与稻作相比可节省一半劳动力。结果，本地人妇女的劳动，即使在农民层中，也比客家的妇女省力得多，这充分反映出客家人精干种水稻”。艾特尔于一八六○年代在客家村落生活过几年。），才能获得耕地。这些耕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地主所有地中的荒地，或者是取代原来的先住土人的佃农地位而得到的。后者的前提条件，是这一地域的地主制的落后性，佃农有的耕作权较弱；先住的地主，则利用这一前提条件，残酷地榨取地租剥削。民国《桂平县志》二十九卷《纪政、食货中、农业》中有这样的记载：
“顾其田（指位于桂平县的山麓地区的县南三都五秀，及河北宣一、二里，金田村属于宣二里），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县内近山之田，出于自耕者，惟武平、甫里等处而已）。山间（县南三都五秀，及宣一、二里，在紫荆山麓的广阔平原，并非一定是指所谓山间。我想从上下文看来，这个所谓山间，就是山麓的平原地带及包括紫荆山区的地域），佃众田稀，供不及求，谋耕急切，则租约必重，岁晚供所获之半于田主，自非岁时大变则成分不能稍减。……又山中距江既远，故佃租必每石加十□或二十□以作田主迟销之费。租或短供，则易佃之声立至。……故乞田而耕，辄暗滋争竞。匪惟租不敢负，且或失期而缴、或奉钱作质。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斯山居之农所常见也。”
这说明佃农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带有悲剧性的竞争，本质上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所造成的，而且是农民阶级的自觉程度不高所造成；地主阶级为了更多地剥削农民，就利用了农民的缺点。这种情况，即使没有客家人的移住，也会因土人的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没有相应扩大，土人农民相互间为争夺耕地而斗争的情况仍然会存在的。但是，从当时的现象来说，则确因以客家人的大量移居为契机而激化了这种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正是因为有客家人的移居，才使这些地方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里，如果耕地落到客家人手中的原先的佃农是壮族的话，这里也许还存在民族之间感情对立的原因吧！
此外，如上所述，在早期移居的客家人中，也有个别人靠他们的辛勤劳动，或者是由于从事商业、高利贷等而发财致富，上升为中、小地主。这种情况，与十八世纪以来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商品流通分不开的。（前引黎裴然等《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一文，说在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商品经济已经得到普遍地急速地发展；但是这种商品经济，比起生产力较高的江、浙、闽、粤、两湖等地来有显著的畸形性，就是说由于生产力低下，粮食不能自给自足，农产品尚没有拿到市场交流的条件，个体手工业的生产发展程度也不高，可以说是被外力卷进了商品流通。作者以广西好镇所交易的商品大部分来自广东为证据，说明“当时广西的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广西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因而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并不存在，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准备条件。”）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冯云山的活动据点，即紫荆山区大冲村的曾玉珍家等（编者按：据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日》所载，曾玉珍家在黄泥冲）就是这样的客家人中的中小地主。贵县大汗的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其直接的开端原因就是客家姓温的富豪制造的，可以推测为是由于他上升到大地主地位所致。这样的客家地主与壮族、瑶族、原住汉族佃农以及客家的佃农在阶级关系中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原来掌握地方实权的原住集团的地主乡绅，对后来客家人的地位实力的提高不欢迎，而且予以排斥，因而必然形成土客地主之间的尖锐对立。谢姓乡绅等对“捐监生”韦昌辉一家的压制，不仅反映出大地主、乡绅地主同中小地主的对立，而且也是对客家地主在*地位上的提高的压制和汉族地主乡绅集团对客家中小地主的压迫。广东省有这样的事例，客家人长期间居住下来的嘉应州，客家的童生在每次参加府试和乡试的时候，都有多数的合格者，而他们移住不久的“来土杂居的地方”，客家人的合格者则寥寥无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有过这样记述的文献。（特尔（Eitel）：《客家人种志概略注释和问题》第一卷5—12号，1876年。（大英图书馆藏书）该文97页中，记述了在广东的本地人与客家的职业差别。文中说：
“本地人的生活方面一般的是比客家人过得好的。客家人主要的多是农民，而本地人还从事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客家是以从事稻作为主，而本地人别从事稻作、茶、养蚕事业。其中种茶与养蚕制丝（客家人很少从事这些工作），与稻作相比可节省一半劳动力。结果，本地人妇女的劳动，即使在农民层中，也比客家的妇女省力得多，这充分反映出客家人精干种水稻”。艾特尔于一八六○年代在客家村落生活过几年。）这一记述的作者阿义德认为其原因在于移住这里的最初的客家人贫困，和教育设施不完备这也许并不错。但是同时应该重视的是先住汉族（广东的情况绝大多数是讲广东话的广东人）的乡绅集团对应试客家的童生加上种种人为的阻碍。例如咸丰年间，广东省恩平县发生的大规模的“土客”械斗的原因，就是因为土地问题以及客家人童生受到土著乡绅集团的压迫而引起的。当这里的客家人童生去参加府试应试的时候，需要土著乡绅提出身份保证书，利用这一情况而施加压力。（参照《恩平土客互斗缘由》（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编》二四三一二四四页）。）
在太平天国时期两广各地具有其特征的“土客之争”，是十八世纪以来的客家人的移住、以及客家人自己的阶级分化的进程中形成并激化起来的。它包括“客土”地主阶级与“客土”农民阶级的对立、土著乡绅地主与客家地主（个别的也是乡绅身份，一般的多是普通地主）的对立，围绕着土客农民的耕地而引起的争斗等等，这些构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立现象。
在这些“来土之争”中，处于极为不利和困难地位的是客家人的佃农。他们居住在“土客杂居”的地域里，而且是插花式地分散居住，（参看前引艾特尔（Eitel）论文及注②所引库恩论文。他们都是讲客家的移住情形，一般是以几个家族构成的小集团为单位进行移居的。）一家人饿着肚子在很少的耕地上艰苦地劳动。
在矛盾激化的“土客之争”中，土著地主和乡绅利用血缘（宗族）和乡土关系，加强“土著集团”的力量，巩固包括农民在内的“土人集团”的团结。而“社稷”即偶像崇拜（各地的宗庙和守护神）又是强化宗族和乡土观念的精神支柱。在早期来此地域定居的客家人中，形成了强大的同姓集团中心的客家村，而且有强有力的乡绅地主的统治，这些地方同样以“社稷”的偶像崇拜为中心，以巩固他们宗族和乡土观念的团结。
可是，在“土客杂居”的地方，尚有发展较慢的客家人小集团，他们被排除在宗族和乡土关系之外。一八七○年，皮顿查尔对广东客家状态作了调查，在他的报告中讲道：“客家人同本地人混住的地方，客家人被本地人看成是入侵者，被再三拒绝参加对本地偶像崇拜。因此他们只好满足于对各自的祖先的崇拜。他们是在缺少固有的祖庙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崇拜活动的。”（皮顿·查尔斯（Piten．Char1es）：《浙江省的客家与广东省的客家中国的记录者和传教士杂志》第2期218—220页。）
这不仅是在广东省的见闻中觉察到的，在广西的“土客杂居”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形。而且在广西，在客家人居少数的条件下，就是在没有发展成为土客直接诉诸武力冲突的地方，他们也被拒绝祭祀地域的神灵，因而受到强烈的心理压迫。
在广西的“土客杂居”的地方，仍有后移居的客家人农民。他们所以热烈地接受“中国化的洋上帝”，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上帝把只给他们以压迫和苦难的地上的神灵、偶像，作为“妖魔”予以彻底的否定。在积极的方面，他们过去除了对各自的祖先崇拜、语言的共同性（尽管嘉应州的客家语，和福建、江西的语言有所不同），和受土著集团压迫的共同性之外，别无团结的基础，而现在他们可以不分出身、地域和姓氏，统统集结于“唯一之神”的思想原则。不仅如此，这种新宗教，对他们灾难性的“土客之争”的解决和克服，指明了方向。（上帝会在贵县吸收了许多械斗失败后的客家人，但是它并没有参加土客之间的械斗，莫如说它对械斗本身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
下面的《洪仁□自述》的一节说明了这一点：
“至庚戌年因来人温姓富豪欺人，与土人争斗，而责县知县准土人与来人相杀起衅，即有张家祥、大鲤鱼、陈贵、苏三相、李士魁等寇，打邻劫乡，相率为祸，而拜上帝会之人，俱不准其帮助。”）
洪秀全及冯云山曾经这样说：“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唯一的神——就是上帝的存在。其余所有的偶像都是妖魔，他们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信奉上帝，必须遵守它的教义和戒律，才能在这世上日日得衣食、得健康，才能免灾难。”（注①中所举李进富的供状中，关于上帝会的祈祷的形式与内容，有很有意思的记述：
“去年八月内（道光三十年八月）在朋隘听从杨姓纠邀前往拜会。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浇心胸膛，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若毁打神庙，口念咒语，恳祈天父上帝，念将妖魔诛灭，大发天威三句。”
又记述：“当初众人信他说，拜了尚弟（即上帝）可消灾难，登天堂。拜了之后，因有众属在他手不敢进出。”这和李秀成的供词“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是一致的，也和广东信宜县的凌十八关于上帝会的叙述“当天跪拜，据云，可以保佑合家清吉（可以得到衣食与健康）”是一致的。）天下的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是兄弟姊妹。国与国、省与省、县与县、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互相憎恨，是违背上帝的教导，中魔鬼的妖计，信仰上帝，反对凌辱斗杀。邢先生、钟文典先生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中强调了洪秀全的话，即“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见《福音敬录》的末尾）
我完全同意该两位先生的这个观点。洪秀全的大同思想，在当时广西的“土客之争”中，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这种对上帝唯一神的信仰与否定偶像的思想，实际上是促进了对偶像破坏的群众运动，在广西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对立代替了原来的“土客”对立。借用李秀成的《亲供手迹》中的话说，就是“拜上帝之人”与“团练之人”的对立。不言而喻，掌握了后者的领导权的是乡绅地主阶层，他们一方面利用原来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将农民组织起来，另方面对农民进行封建统治。在桂平县，最先与拜上帝会的破坏偶像群众运动对立的人，就是紫荆山区的秀才王作新。读过邢先生的论文，我才知道王作新是客家人地主。这一事实是有着很大意义的。就是说，即使是客家人，对于利用偶像崇拜、宗族和乡土观念而实现其封建统治的地主乡绅来说，上帝会的破坏偶像群众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这实际是动摇其统治基础的运动。
其他，在广东省西部的信宣县，也有很多的客家的山民居住着。该县“新图”的大寮附近钱排墟经营当铺的富绅陆达务（是否客家不明，一般的说客家中陆姓不多），就是最先反对上帝会的偶像破坏运动的。接着，本地人占多数的“旧图”的乡绅也一致起来，共同反对凌十八的上帝会。
这个对当地乡绅不问“土客”的斗争而发展成为同清朝的地方权力机关的斗争，终于发展成为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另外“拜上帝之人”的主力，是客家的贫农和矿工，还有受尽先住乡绅集团压迫的韦昌辉、石达开这样的客家小地主、富农和下层知识分子，甚至象胡以晃这样的汉族大地主，也与他的汉族乡绅地主兄弟相对立（在现场进行多次调查的钟文典先生，对笔者还谈到这样的事情：胡以晃的祖先是明代来到当地的官僚；他的父亲是年收四十八万斤地租的大地主（桂平、平南一带的田产，当时二季稻作的收获是每亩三百斤到五百斤，佃租为50％～60％。以每亩的地租收入为一五○斤计算，收入四十八万斤地租田应是三二○○亩）。因此他是一个大地主。据说他的所有田横跨平南、藤县等地。他所以参加上帝会的理由，钟文典先生提示以下三点来：
第一，他哥哥占去了大部分田地，他弟弟参加了团练，与他不和。
第二，他和卓姓的乡绅地主不和，卓姓曾闯进他家，剃光他的头，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屈辱，因此他必定要进行报复。
第三，是他应试武举失败，没有得到*上的地位。
由于胡以晃和瑶族的关系比较好，许多瑶族愿意同他一起参加上帝会举兵。钟文典先生等长期在紫荆山区和平南、陆川等地现场调查而写出的报告书（包括七O份族谱）即将出版，目前正在整理中。），再有象以罗大纲为代表的旧天地会系统的失业游民层等广泛的阶层和个人，也都吸收进入上帝会。
一般认为，肖朝贵是居住在紫荆山区的壮族农民，由于他的影响，使这个山区相当多的壮族农民也加入了上帝会。（关于壮族人去参加上帝会的问题，见黄现□的《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其中有详细说明。）此外，据说早先有胡以晃组织起来的平南县花州山人村的瑶族，在金田村集结起来而加入了上帝会（在现场进行多次调查的钟文典先生，对笔者还谈到这样的事情：胡以晃的祖先是明代来到当地的官僚；他的父亲是年收四十八万斤地租的大地主（桂平、平南一带的田产，当时二季稻作的收获是每亩三百斤到五百斤，佃租为50％～60％。以每亩的地租收入为一五○斤计算，收入四十八万斤地租田应是三二○○亩）。因此他是一个大地主。据说他的所有田横跨平南、藤县等地。他所以参加上帝会的理由，钟文典先生提示以下三点来：
第一，他哥哥占去了大部分田地，他弟弟参加了团练，与他不和。
第二，他和卓姓的乡绅地主不和，卓姓曾闯进他家，剃光他的头，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屈辱，因此他必定要进行报复。
第三，是他应试武举失败，没有得到*上的地位。
由于胡以晃和瑶族的关系比较好，许多瑶族愿意同他一起参加上帝会举兵。钟文典先生等长期在紫荆山区和平南、陆川等地现场调查而写出的报告书（包括七O份族谱）即将出版，目前正在整理中。）。这说明，上帝会是由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因此，只要坚持接受上帝信仰，否定对偶像崇拜，必须遵守禁欲的戒律，那么就不分种族、男女、老幼，全部都可以接收。组织上帝会是具有开放的组织原则，正因如此上帝会才强大起来。从这一点说，上帝会克服了历来民间天地会系统秘密结社的狭隘性，坚持了开放的思想原则。在经济上，对当时“团营”实行了作为全体消费物资的“公有”、“共用”的制度，以保证人们每天最低限度的“衣食”，使上帝会广泛地团结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上帝会打破了当时的统治制度，团结了一切被压迫者阶层和个人，使“拜上帝会之人”与“团练之人”对立反映出统治阶级、阶层与被统治阶级、阶层之间的对立，其性质是非常鲜明的。
但是，事实上各处的上帝会到底把历来的“土客之争”克服到什么程度，终于团结了多少客家以外的农民，具体说就是团结了多少土著的农民，从团练中把他们吸引过来，这个问题，留以后再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作为宗教的拜上帝教，所谓大同思想的运动，其局限性是明显的。
我认为上帝会是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能够创造出来的最高的组织。曾经镇压过信宜县的凌十八的上帝会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提出过这样的报告，他们说，上帝会“凡入会者，从此执迷不悟，视死如归，较之与寻常教会合匪，迥不相同。”（见佐佐木正哉编的前引书目，其中的二○九页。）并且，在一八五一年十月奏本中，钦差大臣赛尚阿有这样的感叹：“……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团结甚坚，不惟设谋用间解散未从，即叠经□斩艾□之余，而所过地方，有愚民陆续煽众，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陈生□，及地方□获奸细，加之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设，至死不移。”（伦敦档案馆所藏F．O文书。F·○279A／3—（5）。由笔者手抄。）
同时代的日本的农民、民众斗争中并没有这样高度思想性的组织。这是因为，日本农民与中国农民所处的条件不同，特别是两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与制度的不同；不一定是由于日本农民的思想觉悟不高。（反之，中国农民创造了这样高度的组织，却只能重新创建了王朝体制，这是问题的另一面。但是现在对这问题暂不涉及）。我认为，尽管如此，上帝教、上帝会获得广西人民的支持，并把“中国化的洋教”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一切事实几乎可以叹为奇迹。正是因为上帝教、上帝会使当地的农民，特别是客家农民彻底否定现状，使他们看到了新世界的整个面貌，所以才创造出如此高度的组织。
我的报告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解释，是一次粗杂的试论，并且依据的史料文字不多，只不过是夹杂着推测的试论。只能依靠文献（并且是有限的文献）外国的研究者所作的推测，必定屡见不鲜出现很多错误的估计。希望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国的诸位先生，对本文予以直言不讳的批评。
译自日本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集（1981年7月出版）
（资料来源：《南宁师院学报》198201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