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源流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义和团本身留给我们的文献，除了几个揭帖以外，一无所有。官方的材料和当时人的记载，不是茫无所知，道听途说；便是盲人扪象，众说纷纭；一些当时的地方官，由于*上的原因，又有意歪曲（清朝地方官所写的报告，往往有许多是不可信的。最有影响的蒋楷、劳乃宣二人所写的材料，也不能轻信，拟在另文详加论证。），因而在这个问题上矛盾重重，造成很大混乱。
本文企图提出几个关键性问题作一些探讨，希望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说明，有助于解决义和团的源流问题。
义和拳、大刀会和梅花拳是义和团的主要来源
嘉庆年间，用“义和”两字命名的农民组织不少，大都和八卦教支派离卦教有关。据当时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中所列出的有：青县季八、叶幅时传习义和门教一案，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一案，青县尤明等传习义和门离卦教一案。（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436页。）尤明所传习的义和门离卦教，又名义和门好话教，用说唱的形式进行传教。（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309号（以下所引军机处档案只注号数）。）那彦成审理这些案件后得出的结论是“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义和团》第四册，436页。）尤明的活动是“男女混杂，夜聚明散”，“学习坐功运气并如意离卦教义和门唱说好话。”（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309号。所谓说唱好话，就是把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用渔鼓、竹板等乐器伴奏，以说唱的形式进行传教。）所谓义和门教、义和门离卦教，义和门好话教以及如意离卦教等等，都是以习教为主兼学习坐功运气的秘密教门。义和门拳棒，尽管也是教门系统，但它在名称上特别标出‘拳棒’，可能就是义和拳的别称。
义和拳的最早记载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据山东巡抚国泰的报告：
“山东冠县地方，有民人杨姓，聚集多人，立义和拳邪教，邀请村人每人出钱三五百入教，学邪拳之事。”（乾隆四十三年山东巡抚国泰奏折，796号。）
所谓杨姓民人，即冠县碗儿庄的杨四海。他的父亲已经会拳，由此推算，乾隆初年，杨家在冠县碗儿庄传习义和拳，算是最早的记录了。当然，这只是就记载而言。事实上可能还要早些。
嘉庆初年，义和拳在钜野、德州、金乡等地都有活动。据嘉庆十六年御史赵来彤奏称：“山东曹州府一带有义和拳名目”。山东巡抚同兴调查得知：“沂州一带素有掖刀匪徒，而曹州府属之钜野等处有义和拳名目。（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同兴奏，1742号。）”德州知州贵格奏报：“讯据吕福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拜业已正法之郭为贞为师……称为离卦教，并传授义和拳。”（嘉庆十九年十月三十日陈预片，1742号。）嘉庆十九年刘弟五的供词说：金乡孟姓民人是义和拳。（嘉庆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刘弟五供，2476号。）嘉庆二十年葛立业的供词说：“葛文治……是老天门教刘坤的武门徒弟，传习义和拳脚……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那文毅公初任直隶总督奏议，卷38。）
从上面的材料来看，乾隆、嘉庆以来，山东的济南府（德州）、东昌府（冠县）、曹州府（巨野）、济宁州（金乡）各地都有义和拳的活动。
义和拳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同兴的调查比较可信。他把掖刀会和义和拳归为一类，他说，“均系游手好□之徒，持其凶悍，滋扰闾阎，最为民害。”这就是说义和拳是一种习拳练武的团体。义和拳和白莲教有什么关系？乾隆年间，地方官认为它是邪教，邪拳，可是又说不清楚这中间的关系。嘉庆年间，地方官从供词中得知，先是拜师习教，然后传授义和拳。我认为从具体情况出发应当说：义和拳（乾嘉年间）是以拳棒即习拳练武为特点，他们烧香供茶，持诵咒语，属于离卦系统，但无降神活动。他们的拳法基本上还是传统武术的一种套路。
第二是大刀会
刀会的出现似乎更早些。乾隆初年（十八世纪中）就有顺刀会的报道。据彭家屏的奏报：“此会不念经，不吃斋，但有顺刀一柄，便行入伙，即为同党。……一呼众应，十百成群。”（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彭家屏奏，2809号。按顺刀是当时一般防身武器。）嘉庆初年，郯城、兰山、沂水一带，又有所谓“掖刀手”，也是这种性质。（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同兴奏，2269号。掖刀是顺刀的别称，挂在身旁，可以随时取用。）早期的顺刀会、掖刀手似乎没有什么宗教色彩。他们的活动是：“每逢庙会集场，压宝打架、酗酒诱*，”（清高宗圣训，卷254，乾隆二十年。）“或逞凶打降，或使刀逼胁，……或抢掠财物。”（清高宗圣训，卷254，乾隆二十二年。）活跃的地区则是河南、江南、山东连界，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清高宗圣训，卷254，乾隆二十二年。）
约在光绪年以后，顺刀会、掖刀会被大刀会所代替，他们中间可能有继承关系。大刀会一登场，活动非常激烈。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说：“该刀匪等党羽甚多，广布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分界之地，盘结勾连，阴谋叵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徐州兵练击退刀匪请奖折》，《刘坤一遗集》第二册，951页。）大刀会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它几乎是公开活动，例如在单县大刀会邀集会友，唱戏四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登州山东时报》。）第二，目的是保卫身家，防止土匪侵骚。（《巨野教案调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31页。）第三，他们精于武术，夸说，“刀枪不入”。
所谓“刀枪不入”，究竟是一种武术还是一种邪术？早在嘉庆年间，属于离卦的张洛焦，他的师傅施道士，除了教他习教以外，又教他“金钟罩，用药薰洗吃符运气，学会后不怕刀剑。”（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日，百龄奏，2410号，按张洛焦，冠县人，拜河南武安县谷山黄姑□道士施悦铭为师，入离卦教。）张洛焦是一个道士，他的弟弟，叔父都是道士，他的叔父普光是直隶平乡县北关祖师庙道士。普光的师父，山西介休县人史姓，“素会金钟罩法术，并会打拳。”（嘉庆二十年六月初十日，百龄、张师诚奏，补307号。）金钟罩的‘刀枪不入’，看来是我国传统武术中的气功一类。“不怕刀砍，只怕刀拖”的说法，（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日，百龄奏，2410号。）和‘运气’‘练气’等等形式更足以说明。但是我国的武术，经常在寺院中流传，它又和道家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金钟罩既是武术又属于离卦系统是可以理解的。
嘉庆年间，一部分离卦教徒，学习金钟罩，但金钟罩不能算一个教门。光绪年间大刀会学习铁布衫，也称刀炮不能伤，（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奏，2808号）同样地，铁布衫也不能算一个教门。他们都是以离卦教或大刀会的身分，兼学一种武术。毓贤在曹州府任内说，“大刀会迹近邪术”，（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山东巡抚毓贤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8—39页。）指的是在武术方面和离卦教有联系。可是李秉衡竟然说：“大刀会即金钟邪教”，（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页。）显然他把武术说成教门了。大刀会不是以宗教为特征，而是以武术为特征，而它的‘刀枪不入’则是有秘密宗教色彩的，但它不是白莲教的支流。（末光高义说：“大刀会起于光绪年间山东省西部东昌府，白莲教支流，汲人张屠夫发起组织。”见所著《支那秘密结社及慈善结社》，147—152页。他把大刀会算作白莲教的一派是值得商讨的。至于张屠夫是何许人？末光也没有交待。）大刀会群众在反洋教斗争中很多人参加了义和团。
第三是梅花拳
梅花拳的传授，从记录来看比义和拳、大刀会都要早。康熙年间就有人会打这种拳术了。据那彦成奏报说：
“据唐胡子即唐恒乐供，滑县朱兆村人，年六十二岁，卖茶生理，并不习教，平日会打梅花拳，是同村人齐大壮徒弟，齐大壮说过，康熙年间有滑县人杨丙是武探花，做过京营都司，会打这拳。他是向杨丙学习，齐大壮已于乾隆五十一年间身故，冯克善是我徒弟，也会拳棒。”（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那彦成奏，2392号。）
梅花拳的传授辈次，这里讲的很清楚。大致说来，康熙年间的杨丙是开创者，杨丙传给齐大壮（乾隆年间人），齐大壮传给唐恒乐。（乾隆嘉庆间人），唐恒乐传给冯克善。冯克善是武卦头目，在离卦教的传授辈次上，冯克善的老师是王祥，王祥的老师是王充。王充的老师是郜二。（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那彦成奏，2392号。）冯克善的供词与唐恒乐有所不同。他说王祥和唐恒乐（喜），都是他的武术教师，王教他拳棒，唐教他枪法，这是嘉庆二年的事。到了嘉庆十五年，冯克善的连襟牛亮臣说冯的拳法内有八方步，认为这种脚步是和八卦有关。当时冯就自认是离卦，牛亮臣是坎卦。（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冯克善供词，2377号。）可见梅花拳和八卦教，在冯克善的师辈就已经有联系了。
嘉庆初年、梅花拳、义和拳以及其他拳派，在山东同时存在。据德州缉获的三名习教，习拳人供称：“吕福拜郭为贞为师，学习离卦教和义和拳；董尔明兄弟拜翟道士为师，学习梅花拳并念黄经；刘英拜夏士俊为师学习太子拳。”（嘉庆十九年十月三十日陈预片，3044号。）
道光年间梅花拳在直隶仍很流行。例如曲周县的高洛青，因学习梅花拳，被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琦善奏，2275号。）董讽学习梅花拳，被判处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琦善奏，2585号。）两次判刑，都不是按邪教判处的，而是根据清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随同学习者杖一百徒三年”例判处的。梅花拳虽和八卦教有些牵连，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教门。
光绪年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发生，大批梅花拳群众参加反洋教斗争，以后，梅花拳改名义和团。
以上三方面：义和拳、大刀会、梅花拳，是光绪年间（十九世纪末）在山东兴起的义和团主要来源。此外，还有大红拳、红拳、神拳种种名目，出现也很早，红拳的来源据说出自宋太祖，应当说是武术中的一派。嘉庆十八年山东城武县张景文，从他的祖父以来三代都习红拳。张景文“素会运气，又会拳棒，实是离卦教首。”（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山东巡抚同兴奏，2393号。）从张景文的三代推算，至少乾隆初年就已经有红拳，但这时的红拳已经有宗教色彩了。红拳、大红拳大概都是乾嘉年间和红阳会有关的离卦系统。另外还有震卦系统的红拳。例如道光年间山东菏泽县□获的王士彦学红拳，入震卦教，“或习念咒，或运气练功。”（道光三年九月十四日，署山东巡抚琦善奏，2580号。）这可以说是红拳的另一支派。神拳在乾隆年间已经出现，据道光十一年耆英奏报，直隶大兴县的神拳和红阳会有关。红阳会或清茶门红阳教是白莲教主要支派之一。（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耆英等奏，2746号。）这三种拳的宗教色彩较浓，后来都□进了义和团。
义和团是白莲教的支流吗？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义和团和白莲教具有这种和那种的关系，但是，是否义和团是白莲教的一股支流应当进一步考察这种关系的内容和实质究竟是什么？
白莲教来源于东晋慧远的白莲社而开创于南宋、金末时期。在元、仁宗时（1312－1320年）一度成为合法的宗教。但是几百年间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确实具有顽强的异端和叛逆的意识。清朝的几次白莲教起义，特别是乾隆年间的王伦起义，嘉庆年间的川、陕、楚起义和林清、李文成起义，遭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白莲教为了生存和发展，变更名称，分化支派，在艰苦的环境下，白莲教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仍然继续存在而且成为颇有势力的宗教结社。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乾隆年间以直隶大名、山东朝城、馆陶、单县、冠县和河南省归德等地为活动的基地。（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毕沅奏，2324号。）咸丰年间，八卦教“冠，莘、堂三县人居多，……分处莘、堂、冠、馆乡村。”（《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之上，《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第四册，251—252页。）可知八卦教在山东曹州、东昌两府所属各县乡村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嘉庆年间“白莲教八卦分文武，乾坎艮震四文卦，巽离坤兑四武卦。”八卦教分成各个支派，在文武两方面有所侧重。所谓武卦，也就是以拳棒为特点，正如宋树铎所说：“那四武卦都是有本事的人。”宋树铎在“嘉庆六年拜周得谦为师，学了六躺（趟）拳”。（引文见嘉庆××年十二月初二日，宋树得（铎）供，2493号。按调查报告，也说白莲教分文场、武场，但不是以卦来分，并说文场领导武场，武场有“大刀会”、“一心会”“六趟拳”等名称，见《宋景诗历史调查记》46页。）显然这是武术的拳法。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发展最快，势力最大，“同教中有仅止念咒运气、学习拳棒者，有兼用阴阳针为人治病祛邪乘机诱人入教者。”（道光十八年七月六日，山东巡抚经额布奏，补314号。）离卦就是用这种方式发展它的组织，义和拳、大刀会、梅花拳等等都和离卦教有某些联系。
清朝的律例，“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话，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四册，464页。）清政府对白莲教的镇压如此残酷，对以白莲教的名义起义造反，攻城夺地的群众，则更用血腥屠杀手段造成骇人听闻的恐怖。即以嘉庆十八年为例在镇压李文成起义中，除了对起义军的各级首领“纤戳无遗”外，“其余小头目如某宗伯之类实繁有徒，……军营现在号令首级已有一万五六千颗。”（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那彦成片，2365号。）但是，清政府对白莲教的政策，并不是一味屠杀而是有所区别：第一，白阳、白莲、八卦和红阳教有所区别。第二，拜师传徒和并未传徒有所区别。第三，具结改悔，赴官投首，与拿获到案，始行改悔者，有所区别。清朝法律将白阳、白莲、八卦三种列为一类。而红阳教及其他教门列为一类，红阳教即弘阳教，明万历年间创立以来，就得到后妃太监等上层势力的庇护，刻了很多经卷，迷信色彩较深，“并无谋逆之说”。（黄育□，《又续破邪详辩》11页。）白阳、白莲、八卦多次发动起义，而红阳吃斋念经，止图邀福者多。因而对白莲教中的“武派”，要加强镇压，甚至‘坐功运气’都要处罚。清政府对秘密宗教的政策并不是一律禁止而是在是否反对朝廷。嘉庆帝曾经亲自撰写了一篇《邪教说》颁布朝野。在这个文告上他说：“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白莲教与叛逆不同，……白莲教为逆者，法在必诛，来谋逆之白莲教岂忍尽行剿洗耶。”（清仁宗实录，卷78，28—29页。）虽然这是在五年大屠杀之后，不得不表示一些安抚姿态，但因此也给白莲教留下某些生存机会。在山东白莲教不但传播很广，并且散布在某些村庄中聚居的，仍然不少。这种村庄就是白莲教各支派活动的基础。
从组织上看，光绪年间的义和团和嘉庆年间的义和拳和离卦教，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有的记载说：
“其称为活佛、祖师者，则有一僧一道，僧名道通，道号清照堂主‘（或疑即武昌漏网之王觉一）’斯二人者，团众见之皆长跪，时或招摇过市，团众数十人持刀拥护，虽职高亦令下车跪拜，迟则刀剑交下，立成齑粉。”（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25页。）这件材料是记载义和团运动时期北京的情况。如果属实，则亦仅能说明白莲教组织的个别人，如石佛口闻香教主王森的后裔参加了义和团，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只是一条孤证，还不能完全肯定下来，光绪年间的义和团，时常可以看到有些僧道参加，并担任首领，例如山东的本明，直隶的武修和大贵等等。这些僧侣和道士很可能是秘密宗教——特别是离卦教的信徒。（武修和大贵都供称八卦教，见劳乃宣：《拳案杂存》卷下。）他们的参加，无疑的会给义和团带来某些影响。这也可以从义和团的种种宗教活动所证实的。
从教义和宗教活动来看，义和团和白莲教迥然不同。
义和团既没有沿用白莲教的经书，又没有继承它的教义。白莲教的主要经卷《三教应□总观通书》，从来没有在现存的义和团资料中见到过。白莲教的‘三皈五戒’、‘八字真言’以及‘三□’和‘天盘三副’，义和团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义和团留下来的揭帖乩语，也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宗教观。虽然义和团也有‘劫’的说法，如“庚子年上刀兵起，十方大难死七分。”（《义和团文献》，《近代史料》1957年1号，6页。）等等，但是大劫之后，他们所向往的世界，只是“八千十万神兵起，扫尽洋人世界新。”（《义和团文献》，《近代史料》1957年1号，10页。）并没有弥勒佛降世，创立新世界的理想。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义和团不是白莲教或白莲教的支派，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教门。这在义和团乩语中所说“非是邪，非白莲”（《义和团文献》，《近代史料》1957年1号，18页。）也是这种说法的见证。
在宗教活动方面主要是关于‘降神’问题。白莲教及其支派中，没有降神的活动，在个别的类似记载，我只见到两个例，一个是嘉庆年间林清案件中有一个供状提到直隶武清人张拓青，“素会过阴，传神佛的话”，后来参加了未来真教（白莲教的支派）（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山东巡抚陈预片，2420号。）。另一个也是嘉庆年间，收园教的金宗有和徒弟方荣升“□常闭目运气，半晌不言，或另作疯音言语称为天神附体，名曰走阴祷圣，借以传徒惑众敛钱。（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百龄奏，2764号。）”这两件事例都很象民间传统的巫术，乾隆初年老官斋教中虽有‘舞剑召魔’的降神，但地方官的奏折中已经指出那是‘女巫’的作法，（清高宗实录，卷309，38—41页。）清水教王伦自称能召鬼神，可是也没见到过他的降神记载。（俞蛟《监清冠略》，《昭代丛书》，别编，辛集卷十，1—16页。）
义和团的降神，即所谓‘上法’，则是普遍传在的，而且和‘刀枪不入’的武术密切联系起来。义和团初期的降神活动，大多出现在临战前：
“如欲赴某村讹抢，则分送传单，先期征召。迨齐集后，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杂□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各插一小黄旗，又以红黄巾带，裹头束腰，胸际佩黄纸符；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着黄袍，背负神象，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袁世凯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93页。）
所请的神很驳杂，几乎都不是佛、道、白莲等教所尊崇的神，而是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中人物，例如杨戬、孙膑、马武、张飞、孙悟空等等。（蒋楷：《平原拳匪纪事》，《义和团》一，354页。按义和团进入北京后，降神活动更形驳杂，如康雍年间的年羹尧（即小说中的纪小唐），咸同年间的大学士祁□藻，都成所降之神了。）
从降神的方式和所降的神来看，几乎可以说，完全是民间传统的巫术。虽然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也有咒语，但和坐功运气联在一起，用以练成金钟罩，不怕刀枪。这过程中没有降神活动。同样地都是刀枪不入，一个是以气功为主结合一些咒语，长期锻炼才能掌握。另一个是请神下降，自身借神灵之力，立即精通武术，“刀枪不入”，这和白莲教无关，是继承了巫术的一种发展。
最后，义和团和白莲教的斗争目标问题。
白莲教在宗教上属于异端，在统治阶级看来是邪教。在宗教界方面受到种种排斥和污蔑，在社会上受到政府的严重镇压，但是他们的叛逆性格十分顽强，就以清代来说，掀起来多次大起义，打击了封建王朝，他们的反清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举起来的旗子，不论是，‘扫清立明’，‘兴汉灭胡’，或‘反清复明’，都是鲜明地反对清王朝，他们经卷中传说“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36页。）等等。白莲教虽然屡次更改名称，或是分成各个流派，但从教义来说，基本上是不变的。
光绪年间的义和团，提出口号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等，这口号在对待清政府方面是把传统上最大敌人作为‘扶助’、‘保护’、‘复兴’的目标，与白莲教大相径庭，在目标上两者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差异。义和团揭帖中虽有“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年1号，17页。）等反清主张，但更为普遍的宣传则是，“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年1号，18页。）等扶清主张。
在具体行动上，无论白阳、白莲、八卦等等各个派别，都曾经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攻城夺地，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例如咸丰十一年，张善继自称黄旗总领兵马大元帅，统率宋景诗，杨太、张王怀、张九春、左临明等大元帅，和捻军、太平军配合、准备一举攻进北京。
“约定长毛沿运河岸东走，东路捻子过河北由西山径走西路，我们教匪走中路，一同北犯，先打临清再打东昌，随后长驱到北京。”（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张继善供词，2864号。）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白莲教的战略思想，他们高瞻远瞩，胸有全局，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
义和团的斗争目标是有限的，他们的目的是驱除外国教士，烧毁外国教堂、让中国教民出教。他们和清政府的交战，多半是被迫的，他们没有攻城夺地的计划。他们严格遵守‘扶清灭洋’的政策，没有自己的总指挥部，也没有严格的军事结构，更没有夺取政权的行动。朱红灯起义中，“起出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蒋楷：《平原拳匪纪事》，《义和团》一，361页）事无佐证，很可能是东字正军统领马金叙的虚张声势，借以邀功。我们从其他资料来看，也没有发现义和团攻打北京的图谋。两者组织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当然有不同的政策。
义和团为什么反对白莲教？
白莲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一向不为人所注意，弄清楚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义和团为什么反对白莲教。
天主教来我国传教的历史虽然很久，但天主教、耶稣教的正式传播则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中国是在屈辱战败之后，迎接来了外国传教士；而这些外国教士是具有种种特权（主要的是领事裁判权，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伴随着外国的军舰、大炮来到中国的。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野蛮暴行记忆犹新；而传教士则采取在印度施行的传道办法：“欲救其魂，不爱其身，”冷酷无情的作法，更惹起人们的反感和仇视。外国传教士在山东登陆后遭到山东人民各阶层强烈反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很大阻碍，迟迟没有进展。同时山东白莲教群众正受到清政府的严重威胁，处于生死存亡的阶段。因而发生基督教大量吸收白莲教的事情。
山东即墨县山区乡村里，长期以来有金丹教（又名无名教）——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流传。同治初年元庄金丹教首领赵克礼、赵克亨兄弟被捕下狱，金丹教徒，牵连很多，“乡里犴狴相望，城内牢狱为穿。”赵克礼坚苦忍刑，至死不招，赵克亨受刑不过，画招认供。后来赵克礼被释放，赵克亨充军，死在彝城。同治九年赵克礼出狱之后，不敢在家生活，就逃到烟台，另谋出路。无意之中走进福音堂，很感兴趣，学了一年多就受洗了，并携带大批教会宣传品回到即墨。这时即墨金丹教徒姜守初和赵克礼酝酿纠合董家庵、傅家埠、科埠、石沟、郝家茔等处金丹教首领一百多人联名写信，暗中送往烟台，请美国传教士郭显德牧师来即墨山村传教，这是同治十二年秋天的事。郭显德在这年八月里，走遍崂山各村庄，设帐开堂，几百名金丹教徒受了洗礼，加入耶稣教会。成立元城三大支会，赵克礼被选为长老。（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版，第28—29、53—54、56、61、343一351页。）
这种事例，其他各地也有。例如：
“1866年弘阳教首领被捕，弘阳教在直隶、山东两省各村庄中都有信徒。弘阳教首据说注意到他们的教义和基督教有某种吻合，在1870年左右，第齐村（译音）的代表到天津寻找耶稣教会，不久明恩溥教士到达第齐村，又以相同的方式到过乐陵县。1877年明恩溥在十二个乡村中吸收了四十九名皈依者，大多数都是以先的秘密宗教信徒”。（The Chinese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Ⅻ，6，（July--Ang，1881）pp．245—266．）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耶稣教会议上。詹姆斯教士总结说：“山东很大一部分教徒是从秘密宗教里来的。”（Chesmeaux，Popnlar Movements and Seeret Societ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 Uni. Press，1972．p. 5．）
天主教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更超过了耶稣教。
1879年天主教派两名传教士来中国：一名是安治泰，另一名是傅约瑟。1882年1月，这两名教士（属于圣言会）住到山东阳谷县一个小村庄里（十八世纪以来，这个叫做坡里的小村庄一直是天主教的基地）。这时坡里村人口一千人中有一百五十八名教徒，但是传教士要想进一步发展，遭遇到很多困难。有一天从沂水县王庄来了一个人寻求教会的帮助。他说，他们秘密宗教的信徒受到当地县官的压力很大。最近一次白莲教起义攻城事件，牵连到一千多名教徒。这些无辜的人将要受到严酷的刑罚或流放，因此他来向教会寻求帮助和保护。（Clifford J.King，A man Of God，Joseph Freinademtz，Pionneer Divine Word Missionary，Techny，Mission Press，1959，pp，73—74．）安治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不久就到王庄吸收了这些人入教，并设立一个教区。他还到沂水县租了一些地方，供教会使用。他又去蒙阴县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一个有影响的白莲教首领，被安治泰正式任命为新成立的天主教地区组织的世俗首领。（Clifford J.King，A man Of God，Joseph Freinademtz，Pionneer Divine Word Missionary，Techny，Mission Press，1959，pp，73—74．）在鲁南一带，圣言会的这次传教活动很成功，天主教取得迅速的发展。鲁南第一个大教区，是傅约瑟神父吸收了当地的秘密宗教信徒而建立起来的。单县的教区也是由秘密宗教信徒皈依天主教而建立起来的。单县另一个大教区，则是由张桥一个村庄发展而成的。张桥由于土匪的□掠，当地县官准备焚毁整个村庄，流放所有的村民。张桥居民中有一家皈依了天主教。传教士干预了这件事，村庄得到保全，而教会得到发展的机会。（Clifford J.King，A man Of God，Joseph Freinademtz，Pionneer Divine Word Missionary，Techny，Mission Press，1959，pp，118——119。）
巨野、汶上等县各地都有许多白莲教信徒投入天主教。嘉祥县的白莲教信徒，遭到当地县官的迫害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George Stenz，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1893－1918，Techy Mission Press，1924，pp．38－39．）薛田资神父曾经说过：“在一个富裕的城镇里（陈庄），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富户都参加了天主教，作为新教徒。由于这些人过去是白莲教信徒，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George stenz，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1893－1918，Techy Mission Press，1924，pp．78－79．）”
天主教，耶稣教在中国传教的初期阶段，几乎有二十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采取吸收中国传统的秘密宗教——白莲教及其支派皈依基督教的办法，扩张他们的传教事业。（九十年代以后，教会作法有所改变）。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我们注意和探讨。关于这方面的中国史料绝少，我们见到的唯一例子是同治四年的一个报告：
“王四五于十一年十月，赵成于同治元年正月，先后投入教匪姚太来队中，随同作反，到处劫掠，屡与官兵接仗，被击逃窜。二年五月内，王四五复投宋景诗队中带管人马，被剿溃散，归入临清州小芦村天主教内隐藏。……”（同治四年二月十五日，直隶总督刘长□奏，2278号。）
可见白莲教投进天主教是确有其事，上文所引外国传教士材料，多出于当事人记载，还是可信的。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出现这种结合？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白莲教为了摆脱清政权的强大压力，能够生存下去，寻找一个保护伞，在他们看来，也是一条出路。而外国教会方面，正处于受到中国人民的顽强反对，无法发展的局面，有大批秘密教门的人涌跃参加，正是一个扩张势力的好机会。在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相错综的情况下，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因而也就潜伏下义和团反对白莲教的原因。
外国教会方面对于这种结合；强调他们在教义上的吻合。他们说：
“金丹教所讲的道理有一点象耶稣教，所差就是没把耶稣放在里面。□□是雅典未识之神的空牌位，被郭牧师放上了耶稣，就如枯骨架子，被灵风一吹，就复活起来了。”（《郭显德传》，343—351页。）
又说：
“同志正在此水深火热，朝不保夕之际……盼望到末世有一主来挽救世界，……有的人听主的道理，立时信服，认为耶稣为他们所等待的救主，愿作他的门徒，也为他受逼迫。”（《郭显德传》，343—351页。）
白莲教的八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是白莲教各种流派的共同信仰，也可以说它是判别一个秘密宗教是否白莲教系统的主要根据。白莲教中的无生老母和基督教中的耶和华确实有些相似之处。无生老母创造天、地和伏羲、女娲，耶和华创造日月星辰和亚当、夏娃。无生老母“度化众生到安养极乐园”。（黄育□，《破邪详辩》。）耶和华派耶稣下凡，替人赎罪。白莲教说“有聚仙宫在西方，吃斋的故后，度往享福。”（《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79页。）基督教说，凡信教的死后升天堂享福。两者如此相似，是否白莲教曾经受到景教或其他教派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考察。白莲教徒大批投入基督教，不能不说教义上的接近是重要因素，当然，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白莲教要生存下去。但是两者之所以能够结合，是白莲教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基督教，并不是基督教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白莲教。白莲教加入基督教，就不再是白莲教徒了。义和团反对白莲教，实质上就是把他们当作基督教徒来看待。
义和团在北京曾经屠杀过白莲教。这件事见于好多处当时人的记载。所谓白莲教案一共有三起：第一起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元月十九日：计男女老幼七十八名，在菜市口处斩。第二起发生在二十三日、计三十余人处斩、第三起在二十八日，也是三十余口，全部释放。三起案件，杀戮一百余人牵连三十余人。第一起的罪名是：
“据义和团云：烧某教堂时，搜出纸人纸马，密访得白莲教约同天主教等，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并得白莲教花名册。按册搜索，有为君者，有皇后文武官吏之目，率即居于德胜门内外一带。”（杨典匪：《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4页。）
第二起是在四乡抄获的，指明张某为皇帝。（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5页。）
这三起白莲教案，在当时民间已经议论纷纷，认为“其以叛逆诛者，并无军械及谋反实据”。（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6页。）两次处刑，不由刑部讯供，直接解往法场，第三起白莲教，“提犯会审，全是冤枉诬陷。并非真是白莲党”，（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6页。）全部过程充满了疑问，因而当时舆论认为全是冤案。
我在明清档案部找到了第二起经办该案的原档。案卷后面有载勋的署名。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奏折上共列罪犯十三人而不是三十人，罪名一律是加入了“圣贤道”。至于传授过程，有什么活动，□什么经卷，没有任何交待。所起出的东西只有“念珠四挂，经咒单一纸，折子一个”，也不足证明是‘谋叛’。十三人的身份是：种地的、小商贩、瓦匠、手工艺者、还有苏拉、包衣、捕役等等。（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载勋等奏，2037号。）我们所看到有关白莲教的案卷，没有象这份这么草率的，圣贤道究竟和白莲教有什么关系？它有什么活动？照清律那一条来定的案？都没有说明。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这是一件冤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义和团把白莲教和天主教放在一类，而且直接参与了逮捕和行刑。不管案件是否冤枉，义和团和白莲教是对立的，可以证实了。我们从前面所看到的白莲教加入天主教一事，更可以清楚这件事有它发生的必然性。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义和团不是白莲教，不仅如此，而且两者是对立的。
我们上文的探讨，目的在寻找义和团的“根”。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不是凭空自天而降的。义和团也是如此，有它的历史悠久、传统丰富的“根”。但“根”并不等于“流”，光绪年间的义和团并不等于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也不等于大刀会和梅花拳。义和团是十九世纪末，民族危机的产物，它是一个新兴的组织，由于时代的特点，赋与它的历史任务也不同，因而表现出来与过去的组织有很大的差异。
作为组织来说，白莲教并没有直接产生义和团。但作为个人来说，白莲教信徒有的参加了义和团，还有不少人参加了基督教。这种参加是在放弃了以前的信仰而参加的。他们给所参加的新组织以某种影响，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已经是新组织的成员了，他们跟随新组织，进行新的活动。原来是同一组织的成员，参加了不同的新组织，因而处于敌对的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斗争的复杂性。
（资料来源：《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01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