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浙江发生过十多次农民起义，浙南地区的金钱会起义，是其中是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一次。
这次起义规模比较大，参加金钱会的会员达数万人，起义军也在万人以上，革命势力曾席卷浙南地区和福建东北，占领过平阳县城，并一度攻克温州府城和福建福鼎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浙南和闽东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
金钱会属于天地会流派，活动时间较长。它成立于清咸丰初年，咸丰八年（1858年）起公开进行革命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式起义，到同治元年（1862年）起义失败，起义军大部分随太平军北上；留在平阳的余部转入浙、闽边境山区，改名红布会，继续活动。同治三年（1864年），红布会在福建福宁府城举行起义，被清政府镇压。（聂崇岐编《金钱会资料·福宁记事》。）金钱会前后坚持斗争了十多年，在浙江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金钱会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一次地方性的农民革命斗争。它的起义，固然是与太平天国的影响有关，但主要是当时浙江南部地区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关于金钱会起义的经过、性质和太平天国的关系等等，报刊上已有专文论述。本文着重就鸦片战争以后浙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来探讨金钱会起义的原因。
一、土地高度集中，田赋苛重
浙南地区素称鱼米之乡。它面临东海，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特产丰富，人民勤劳勇敢。但在反动统治下，他们的劳动成果横遭掠夺，不能过温饱的生活。特别是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土地高度集中，豪绅大户霸占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家有良田几千亩的大地主相当多。“世以资雄于乡”的平阳江南大地主杨配□一家所占田地就达二万亩。（赵钧《过来语》第十一册，抄本，现存温州市图书馆。）当时不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家的土地遭到掠夺，被逼得家破人亡。
浙南地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当时每亩地租高达二百斤到三百斤，靠近河边的上等田，有时高达四百斤，约占全年收获量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超过了全国的地租剥削率。荒歉时虽有听分减折的规定，但实际上是由地主摆布的。浙南一带还盛行着押租制，佃户向地主租种土地，要先付押租金，如遇水旱，地租缴纳不足，地主就在押租金中扣除。逢年过节，佃户被迫向地主送礼；地主家中红白喜事，佃户被迫无偿地替地主做工；地主下乡收租，随带佣人都要佃户招待酒饭。
同时，地主阶级还利用农民的困难，以高利贷进行剥削。浙南地区高利贷的剥削率也很惊人。民国初年，卓剑舟在《说剑斋丛话》中曾追述当时的情景说：“当咸丰辛酉（186年）大旱之际，借谷一石，半年之内要还二石、三石不等，借钱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付战争赔款，增收各色各样的捐税，其中田赋的加征更为苛重。以瑞安县为例，赵钧在《过来语》中说：“时（按指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赵令景铭，无政不苛，视民如仇，而催科政急，粮价更增。新银一两二千八百文（指本年新征地丁银折价）；新米一石价六千文（指本年新征漕米折价）。邻人郁翁说：‘二三十年前，银价一两一千五百文，米价一石二千外’。”（`《过来语》第七册。）由此可知，鸦片战争后，一两地丁银折价比战前增加将近一倍，一石漕米折价比战前增加二倍，浙南地区农民的田赋负担，等于增加了一倍到二倍。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清政府统治地区日渐缩小，税收来源也大大减少，而军费支出却有增无已。为了弥补财源的不足，维持自己日益动摇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拼命在自己统治地区搜刮民财。田赋的征收除了一方面提高折价外，另方面利用纳税必须用白银的规定，故意压低银的折价。当时瑞安民间银元一元可兑钱一千五百文，而瑞安县却规定漕米一元折九百文。（《瑞安县志稿.田赋》。）这样，一石漕米折价六千文，就需银币六元六角去缴纳。因此农民应纳的一石漕米，就要用三四石米的钱去缴纳。龚自珍所说：“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全集.已亥杂诗》。）正是这时东南一带包括浙南地区在内的真实的写照。此外，清政府还巧立名目，有所谓按财产、田亩乐助的“捐输”。以增加县学生员学额、省乡试中额为名，向殷实富户勒派捐款。如咸丰六年（1856年），永嘉、瑞安增加文武生员各一名，（《过来语》第十二册。）咸丰七年（1857年），瑞安增加生员名额三名。平阳则因捐款为县官和豪绅所贪没，生员名额没有增加。（《过来语》第十三册。）温州府所属各县均设立捐输局，由当地豪绅主持。“捐输”名义上要求富室“乐意捐输”，实际上豪绅大户互相包庇，设法逃避。所有捐款都派到一般中小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十亩廿亩之家，亦被胁取”，如有拖延，立即“动用大签，拘提如重犯”。（《过来语》第十一册。）就在咸丰十年（1860年）冬天，平阳县万全湖岭乡几个村庄，一次就有几十个农民因缴不起捐税被投进监狱（根据解放初平阳一中师生万全区调查材料。）。敲骨吸髓的剥削，弄得天怒人怨，连镇压金钱会起义的瑞安官僚地主孙衣言也不得不承认：“州县挟群小人，困之以捐输，民间始怨”。（孙衣言《会匪纪略书后》，见《全钱资料》。）
在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剥削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挣扎于死亡线上。即使是风调雨顺的丰稔之年，农民也只能以□粥、杂粮糊口，若遇荒歉，那只有“吃草吃糠，□中食和□猪料相似”了。有的农民“甚有数日不举火者”。（《过来语》第二册。）所以当时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赵均慨叹说：“好焦谷百斤七百五十文，谷价如此骤减，宜贫民易于谋生，而典当既尽，借贷无门，仍有衣不蔽体，枵腹坐饿。十室九空，于今为甚”。（《过来语》第十一册。）
二、洋货倾销，破坏工农业生产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我国大门，鸦片继续输入，洋货大量倾销，破坏了浙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加深了浙南地区人民的苦难。
鸦片大量输入，使浙南地区的地主、官吏、差役以及商贩、走卒，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邑（瑞安）薛浚淮父，因为鸦片，费银近万，其母所遗田六百亩，已失大半”。“近年来花会、鸦片二者盛行，人家不肖子弟，因此破家丧身者，无地无之”。（均见《过来语》第十六册。）正因为吸毒者日益增多，浙南地区的温、台二府的城镇中，烟馆林立。吸毒最厉害的是乐清县的邻县黄岩，“一县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刘韵河《致耆英等书》，转引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5页。）
吸毒者多，种植、贩卖鸦片的人也随着增多。一度来浙、闽查禁鸦片的黄爵滋在奏疏中提到：“温属除瑞安、泰顺二县向来栽种尚少，并该司册示乐清之杨公岙、高庾坝、雾北阁等处，核与臣等所访相符外。臣等复访得玉环厅之苔山、田岙，永嘉县之廊下、花坦、岩头、岭头、楠溪，乐清县之芙蓉、□谷，平阳县之南港、赤溪、金乡等处，向有奸民栽种熬烟售卖”。（《查明台温栽种罂粟情形疏》，见《黄爵滋奏许乃济奏议合刊》。）鸦片的栽种、贩卖、吸食，破坏了浙南地区正常的工农业生产。
洋货的倾销，又严重地打击了江、浙沿海地区的民间手工业，浙南一带也深受其害。正如道光年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敫在奏摺中所说：“向来在厦商人，……于宁波等处贩运江、浙之棉布及各种货品至厦门售卖。……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门，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清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敫《请变通税收章程摺》。转引《历史研究》1954第三期。）
永嘉、平阳等地，向来出产土布，尤其是平阳的“筒布”，素常贩销于福建、江西等地，洋布、洋棉倾销后，生产下降，销路日窄，从而使许多农民兼手工业的家庭遭到破产。
洋货倾销的结果，必然使白银外流，银价上涨，这也加重了浙南地区人民的负担。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即鸦片战争之前八年，浙江的一两白银兑制钱一千二百五十文，过了十年（1842年），即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便涨到二千二百二十文。（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出卖产品所得，都是制钱，而清政府规定纳税必须用白银，银价涨一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也就增加了一倍。
洋货的倾销，还使我国沿海地区包括浙南地区在内的船工、渔民、盐民等，也遭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掠夺。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船开始在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香港等地行驶。英人寿尔说：“外国人对（中国）沿海贸易，势将取得独占。……他们（指中国官吏）既然不能阻止外国大轮船来往，甚至不能禁阻本地商人利用这样提供的便利”（寿尔《田凫号航行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400页。）于是就排斥了我国原有的帆船运输，使成千上万的船工陷于失业，使我国沿海的航运事业萧条、衰落。当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就看到这点，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查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商船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刘韵珂《上道光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刊丛。鸦片战争》第三册，492页。）这里除去诬蔑词句外，清楚地说明包括浙南地区在内的浙江沿海地区，船工们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被迫走上反抗道路的情况。金钱会起义的发源地平阳钱仓，原是浙、闽交通要道。民船运输的衰落，使这些市镇的工商业也受到影响。出身“钱仓埠役”（孙衣言《会匪纪略》，见《金钱会资料》。）的金钱会首领赵起和他的伙伴们，以后就成为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当时不少失业的船工被迫下海为“匪”。“海匪”的增多，又使沿海的渔民、盐民难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他们生活无着，也参加了“海匪”活动。当时一个福鼎的封建文人曾说：“濒海无田，以渔、盐为生。盐枭为法所禁，渔民又为盗所掠，计无复之，因啸聚而为盗”。（王恪亭《致福宁郡游侍御书》，见《福鼎文征》。）失业的船工、渔民、盐民就这样相率走上反抗的道路。
三、天灾频仍，人民死亡累累
封建统治者只顾剥削压迫人民，对地方公益事业置之不理。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河道淤塞，堤堰倾圮，于是天灾人祸便接踵而来。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浙南各县连续发生严重的灾荒。据《平阳县志》记载：清咸丰三年（1853年）到十一年（1861年），平阳一县就发生过七次灾荒。咸丰三年六月，浙南整个地区遭受强台风袭击。平阳县的情况是：“六月十八日起大雨，至二十九日午始霁，平地水深六七尺，田庐被淹，低田无收”。（《平阳县志》卷五十六《杂事》。）永嘉县是：“大雨滂沱，洪潮汹涌。庐舍、人畜、稻禾，全遭淹没”，造成“数百年未有之奇灾”。（王德馨《雪蕉斋诗抄》卷三《永嘉记略诗序》。）当时温州的瓯江和瑞安的飞云江，“浮尸及屋舍顺流入海者，不知凡几。并有在楼中号呼而过，岸上人无法拯救”。（均见《过来语》第十四册。）灾后，“早禾与晚禾同熟，每亩只得几十斤”。（均见《过来语》第十四册。）整个浙南地区陷入严重饥荒的境地。灾民“或拾凫英、芦菔，或采山野各草”充饥。（均见《过来语》第十四册。）造成“弃婴路旁，望人收育”的惨况。“（瑞安）只东门一角，饿死于路中者，日有数尸”。（均见《过来语》第十四册。）
荒年之后必有大疫，接着整个浙南地区霍乱流行，人口死亡众多，瑞安县滨海的乡村疫病最为严重。“场桥、梅头二村共失丁二千。上载一村一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过来语》第十一册。）形成劳力锐减、万户萧疏的局面。
清咸丰三年灾后元气未复，咸丰五年夏天，浙南地区又一次遭台风破坏。如平阳，“七月飓风海溢，……沿江多被溺者。八月十一日风潮又作，沿海房屋人口漂没无算，田禾被淹者无收”。（《平阳县志》卷五十六《杂事》。）这一年又有大批劳动人民因饥饿而死，单单平阳万全区一带，当时淹死饿死的就达一千多人。（根据解放初平阳一中师生万全区调查材料。）
在这一情况下，吸血成性的贪官污吏和豪绅地主，视若未睹，不但不设法救济，反而加紧催逼租税。如平阳知县翟惟本，一到任便派遣吏役，四出催税，并用严刑逼索。豪绅大户乘机抬高米价，囤积居奇，高利盘剥，强夺民田。如上面提到过的平阳江南大地主杨配□在这几年里便以血腥的手段强占了许多民田，使自己一家占田二万亩，成为全县最富有的大地主。而许多穷苦农民失去了土地，家破人亡。如当时平阳钱仓对岸河前地方贫苦农民陈家福，由于荒年，无法缴纳杨家的地租，结果田地被强占，自己坐了牢。他的母亲和妻子因忍受不了杨家的欺压，先后*而死。（根据1951年土改时，平阳一中师生在江南区搜集的农民控诉材料。）因此，咸丰年间平阳一带就流传着如下的一首歌谣：
!“咸丰，咸丰，
!五谷不丰。
!冤狱累累，!租税重重。
!财主谷仓天天满，
!小民腹内日日空。
!发财人家越发财，
!受苦百姓苦无穷。”（这首歌谣是我们于1954年在平阳江南一带搜集的。）
从这首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浙南地区当时的封建剥削如何严重，以及人民生活如何濒于绝境。
四、矛盾交织，起义终于爆发。
在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剥削更加严重，鸦片、洋货充斥市场，工农业生产调敝，人民失业众多，天灾人祸交迫的情况下，浙南人民求生不得，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在金钱会起义之前，浙南各县到处爆发了农民群众反抗地主的斗争。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等县，饥民抢米，吃“大户”，几乎天天都有，甚至“郡城（温州）中白昼行劫，四处效尤，官不能止”。（《过来语》第十四册。）整个浙南地区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已经到达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封建统治者感到惊惶失措，用他们自己的话是：“不靖之形，四面皆同，通郡人如坐愁城中”。（《过来语》第十四册。）瑞安石湖恶霸张家珍看到这种情景，忧心忡忡地说：“大势至此，加以亢旱，米价腾贵，……奸民见此景象，一经引诱，不招而至，乱势成矣！我辈将安往乎”。（刘祝封《金钱会纪略》，《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三期。）
除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外，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加重了清政府的经济和*的危机，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扩大和分化。浙南地区在这方面也很明显。当时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军费支出数字非常浩大。上面已经讲过，那时浙江省各县都设有捐输局，由官僚地主主持其事。瑞安的捐输局便由当时“奉旨回籍办团”以后镇压金钱会起义的翰林院编修、广西省学政孙锵鸣负责。清政府的官吏和主持捐输局的豪绅，一面要完成上司交给的任务，一面又要从中取利，因此把全部捐款都转嫁到人民群众和一般中小地主身上。当时军情紧急，捐款刻不容缓，经常是“札到，限三日内起解”，中小地主一时无力缴纳或缴纳未清的，也同样“立遭扣押”。（《过来语》第十四册。）官吏和负责其事的豪绅还常常借端勒索，这就不仅加深了官僚地主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也加深了地主阶级中当权派与一般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
当时，清政府任意提高田赋的白银折价，不仅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也影响到一般中小地主的利益。瑞安地主阶级内部就曾为此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清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间，瑞安知县傅斯择在温州道、府的支持下，将田赋银价提高到每两折钱二千九百八十文（当时市价一两银兑一千五百文左右）。这样一提高，官吏们就可以在瑞安一县额外剥削三千万文，合白银二万两。地主蔡小琴（举人）、叶玉璇对此不满，要求减低折价，傅斯择拒不答应，因此双方结怨。这年五月，傅斯择因局势吃紧（太平军攻克处州），私将家财细软运回老家，被蔡小琴获悉，聚众加以扣留。傅斯择恼羞成怒，便差县役将蔡小琴等捉拿到案，当场掌咀四百。瑞安全城中小地主（包括一些秀才、举人）不服，齐到公堂说理。傅斯择以官兵自卫，并命持刀威胁，众人气愤，一齐拥入县署，和官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刺伤数人。结果他们便拥到孔庙明伦堂进行“哭庙”，捣毁“圣牌”。（《过来语》第十四册。）
就因为地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一般中小地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在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一部分中小地主有可能依附革命，个别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人。如清咸丰四年（1855年）的乐清红巾军起义的领导人瞿振汉（监生）、瞿振山（生员）、傅应熙（廪生）等，（林大椿《红寇记》，《温州近代史资料》。）以及金钱起义的领导人蔡华（拔贡），蔡岑（廪生）、潘英（生员）、郑禹云（生员）等，（参见黄体芳《钱虏爰书》，孙衣言《会匪纪略》，均见《金钱会资料》。）都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最后都为农民革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革命导师列宁说：“要革命来临，单只‘下层不愿’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往往不够，而还要‘上层不能够’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当时浙南地区的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尖锐。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酿成了整个浙南地区的革命风暴。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太平军由江西进入浙江，从广丰到达江山，再到常山、衢州，五月间攻克处州（丽水）。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大大鼓舞了浙南人民的斗争意志。赵起领导的金钱会便加紧进行革命活动，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太平军再入浙江，二月攻克杭州。咸丰十一年（1861年）秋，太平军三入浙江，李世贤部解放浙东各地。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当年六月（1861年8月），轰轰烈烈的金钱会起义终于爆发了。
（文章来源：《温州师专学报》198001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