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塘沽地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又不可能越海包围，只能作陆地看守与阻击。倘若非打不可，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坐上军舰逃跑，自己则是伤亡一大堆。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现地往往是不同的，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林彪，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