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传说只能一笑了之，并不可信。我们也没有找到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屠川是报复李自成的证据。但透过这二个故事我们还是可以明确两点：其一，张献忠确有极强的报复欲与变态的心理；其二，四川人长久以来都对张献忠的残暴感到不可理喻。
张献忠的心理变态是常年在刀光剑影，鲜血四溅的生活中的必然结果，这固然也是造成大屠杀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仅从个人性格因素上去理解四川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我们就很难揭开历史的真相，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巴蜀历史研究学者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四川历来就是全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秦灭六国，刘邦建立汉朝，隋统一中原，无不以四川作为根据地而展开。张献忠不可能不知道四川的重要性：入川建立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
但明朝的四川并不欢迎张献忠。张献忠是陕北大饥荒的产物，四川经历了蒙古的屠杀之后，近300年的休养生息又回到了历史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时代，富裕殷实的川人从理智上对*有着天然的抗拒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在明代，经过理学的熏陶，中原大一统的儒家观念已成四川文化的主流，民间与官府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高度一致，对“流寇”必然加以阻击。那些振振有词地说四川人夹道欢迎张献忠到来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300年后一种虚幻的呓语。
在我看来，对文化的嫉恨，没有根据地，数十上百万军队四处流窜而与民争食，“天下未乱蜀先乱”而蜀不从乱，帝王梦的破碎是张献忠屠川的根本原因。四川太让他失望了。
公元1679年，清军攻陷重庆，张献忠的余部退往贵州，十多万军队消失在崇山峻岭，茫茫雾霭中。四川曾经有过的5000年文明也从记忆与典籍中变得漂浮不定，渐行渐远，它的再现将是又一个漫长的300年，直到三星堆与金沙的破土而出。而四川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他的个体特征将不复再现，他的识别标签只具有地理上的，而不具有文化上的意义。一种新的，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而又为人称道的移民文化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