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