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受到过多恐怖和惊吓，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石田女士缩起肩膀，模仿双手颤抖地抱住头的动作，“总是只知道眼前十来米距离的事情。”
“如果要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伤的、痛苦的过去，转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们或者他们需要什么契机呢？即使我们对她们说，这是历史调查、社会调查，所以要说出来，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写道。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大娘们说的最多的词是“糟蹋”
终于，在一次长谈中，高大娘慢慢地对石田米子她们说了出来：“……一到晚上，又是我一个人被带到窑洞里，别的女人都是老人和小孩，所以总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叫出去糟蹋……”负责整理的志愿者佐藤佳子反复听着录音，记下这一句话。
有无数句这样的控诉，来自不会读写、只说山西盂县方言的大娘们，经历重重交流、翻译，终于变成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白字黑字。这其中，大娘们很少说“强奸”、“轮奸”，她们用的字眼都是“糟蹋”。
现在，我们知道了，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当年相貌清秀，1942年被侵华日军军官“傻队长”从藏身的地窖里拉出来，在自己家里遭受了性暴力侵犯。此后被拉到日军驻地，先后被两人“霸占”。
南二仆中途逃跑过。恼怒的日本兵“苗机”找不到她，就把她当时只有10岁的弟弟南栓成用绳子拴在马鞍上，让马拖着他在村里跑了好几圈，“直到绳子自己断了，刮得肚子到处是血”。躲在菜窖的南二仆听说了，就自己走了出来，再次被掳回去，被“糟蹋”到1945年，才回到家。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尹玉林大娘虚岁19岁的春节后，侵华日军闯入她家，“糟蹋”了她和姐姐。那天以后，这样受害的日子重复了一年多。尹玉林无法正常给刚出生的婴儿喂奶，只好靠她妈妈嚼碎了胡萝卜喂给孩子……但一年后，孩子还是在土炕上停止了呼吸。
“那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啊，现在想起来就想哭啊……”尹大娘这样说，石田米子记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赵润梅大娘至今清楚记得她“虚岁17岁那年，农历四月初二”。
那天早上，她闻声出门，看到隔壁蔡银柱爷爷被刺刀捅入肚子，内脏都流了出来，浑身是血。她吓得双腿发软往家逃，日本兵追入她家，挥刀砍向想要保护她的养父母。母亲脑后被砍了一刀，父亲喉咙被刺刀挑了。就在濒临死亡的养父母面前，两名日本军强暴了未婚的她。后来，她被绑在驴子上，拉到日军据点的窑洞中，度过了“痛苦无法言表”的40多天……
随着大娘们提起中日都举国关注的对日本政府诉讼，石田女士她们的调查进入了第三年。
在访谈的最初两年多时间里，她们认识到，在大娘家或者村里的其他民房中，没办法有安静的谈话环境。所以就想了个办法，一般就请她们到太原市逗留几天，在饭店客房对每个人进行长达两三天的详细访谈。
从这一年的第八次来华调查开始，来太原也成了大娘们体力上的一个负担。“而且村里的言论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们本人变得不太在意村里周围人的注视，我们开始在她们自己家、或者西烟镇的李贵明家里访谈。”
“每个人的一生中可能都会有一些非常痛苦、难以启齿的伤痕，她们慢慢说出来的过程，也是渐渐找回自信的过程，慢慢可以抬头挺胸，能够回头整理好自己的人生。告诉我这一点的，是山西的大娘们。”第十几次来山西的石田米子摘下了防风沙的口罩，把手放在胸口说。
“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帮助她们，我们双方是互相影响、互相改变认识的。大娘在变，我也在变。这样的过程，我们一直陪伴在彼此的身边，我很想对她们说声：谢谢。”
一群用汉语喊“大娘”的日本人
1992年，东京。60多岁的山西省盂县大娘万爱花，在踏上“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开听证会的讲台四五分钟后，双手还举着，忽然倒了下去。
“我当时就在台下，众多国际代表都非常吃惊，赶紧跑过去看。曾被日军施暴的中国女性所受伤害有多深，迄今都铭刻在我心中。”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