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38年7月，日本帝国政府为了策反国民党大员成立伪中央政府，同时专门作为负责处理对华重大谋略（政治、经济方面，不包括直接作战），特意设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外交三个部门联合的间谍谋略机关。它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土肥原具体负责而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各部门所派的负责人为：陆军参谋本部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军令部为津田枝中将；外务省为坂西利八郎外务省顾问（预备役中将）。它在成立后，立即着手工作，相继建立了一批有针对性的特务机关，如“梅机关”，设在上海，1938年10月成立。该机构全权负责处理与汪精卫有关的全部事务，由多方人员组成。因该机构设在虹口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花堂”的三层楼房里，故称“梅机关”。影佐祯昭为机关长，有成员30多人。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竹机关，设在汉口，机关长为柴山兼四郎。主要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兰机关，设在上海，机关长为和知鹰二中将。主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对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黄率部投敌。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主要对北洋军阀时期的人物唐绍仪、靳云鹏等进行策反活动。大迫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大迫通贞少将。也是以对吴佩孚进行策反为主。此外，日本在中国各省、市甚至到县一级所常设的特务情报间谍机关，由于数量相当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主要罪行
侵华日军的间谍特务，以其狡诈多变和诡秘的处事手腕，活跃于中国政坛。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他们的魔影。其在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不胜枚举，这里只列其中颇具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三次。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多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它是日本实施侵华阴谋活动的“杰作”。1929年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此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结为一帮，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活动，于1931年春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他们选择柳条湖作为爆炸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大营较近，便于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也有利于攻击。由此可见，板垣用心险恶毒辣。随后他们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有关计划，同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阐明对满洲实行打击的决心。8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发出了准备挑起武装冲突的信号。在此前后，突然发生了由日本人策划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舆论，制造紧张气氛，终于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关东军采取“先行备案”的策略，于9月14日致电参谋本部，申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暗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当9月18日参谋本部派员到达奉天时，就在这天夜里，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了。入夜，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七八名部下，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的铁轨接头两侧。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铁轨被炸。与此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历史上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
诱引溥仪去东北出任伪满洲国首脑，是日军间谍活动的又一大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仅仅才4天即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土肥原与板垣、石原等人又在密谋，研究占领后的满洲如何实施统治。与会者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建立一个日、满、蒙、朝、汉五个民族共和的独立国，有的主张干脆建立殖民地政权由日本派总督统治，土肥原则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国”，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它的首脑，日本即可通过他来达到统治满洲的目的。这样做，即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在国际上也好讲话，是上策。会议最后采纳了土肥原的意见。在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后，土肥原立即着手实施这一阴谋。当时溥仪潜居在天津日租界，正在伺机实现他的复辟梦。土肥原于10月27日到达天津，与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密谋，策划了溥仪从天津出逃的办法。土肥原在天津与溥仪会面，探询其意向。数日后，土肥原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将采取特殊手段，达到目的”。他所说的“特殊手段”，就是后来发生的由他一手导演的所谓天津“便衣队”暴乱。土肥原把制造这起暴乱的具体任务让香椎浩平去完成，而他自己乘中国军警忙于镇压所谓的暴乱，而日租界的日本军警也忙于戒备之机，推说溥仪在此不安全，必须另觅安居之地而将他秘密强行劫持离开日租界，乘船逃往满洲。1932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下，伪满洲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