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1938年，经过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6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以下几点：（一）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二）对苏俄应与之联络；（三）对德应不即不离。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计有四项内容：（一）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二）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三）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谋求美国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是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重点。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了战争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按照这一协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的主要作用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的运输。一般认为，这笔贷款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办法达成了两项贷款协议，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虽然按照合同条款中方仍不能购买《中立法》所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了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万美元的45万枝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得到更大的优惠。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年初春，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南下意图明显。三四月间，国民政府拟就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并送交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作平行行动，各国对日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的权益，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对于中国的这项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此后，国民政府还多次向美、英等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民政府为争取美援绞尽脑汁，但所获甚微。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国民政府官员们的感触是：美国的援助不到重庆政权“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尽管这几笔钱对美国不过是如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所说的“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但对重庆却每每起到“打强心针之效能”。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中美接近的过程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便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蒋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很快从美国得到了一笔巨额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驻美大使胡适曾致电中央，建议趁“世界大势已极分明”之时召回驻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国的气节和立场。但蒋介石却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同时散布对日和谈的消息，以给外界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随后，他分别约请英、美大使长谈。在10月18日与美国大使的会谈中，蒋强调了三点：第一，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如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继续援助不可”。“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蒋要求美国每年向他提供500架至100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飞行人员来华，“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同时“深盼今后对我贷款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最后，蒋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国合作的问题，他希望先建立一个有实无名的同盟，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