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将一年前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等“捡”来的资料，整理入册，忽然在一本解放区出版的小说集中，掉出一片薄如笛膜的土纸。一打开，它成了两页小１６开的一份通令，上面密密麻麻写得刚劲有力的黑钢笔字，上款为：“阳城抗日县政府通令——各区村罚粮整理用以救济灾民”，还有文号和时间：“法财会字第１５号，民国卅三年三月十五日。”加盖了一枚大红印章，应是政府大印，可惜经历风雨，字迹已难以辨认。落款为“县长刘裕民”，有他的签名和私章。
这份通令，很有点处理这一两难之事的务实态度。首先明确指出了在过去两年中，由于各种工作没有走上正轨，存在着对农民乱罚粮食的现象，“区村政权越权处罚的有，政权干部个人口头批准处罚的有，农会及其他群众工作干部处罚的有，武委会处罚的有，军队处罚的有。”面对这样多罚乱罚的混乱，“司法财粮部门曾几次计划彻底查明。确数，但直到今天尚未完成”县政府坦率承认对“这种现象虽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鉴于春耕即将到来，春荒又非常严重”，“决定凡属过去各区村不论上述何种罚粮一律登记整理，作为各村救济春荒之用”。
所采取的具体办法有五条，其中有“无论何种罚粮一律属于公有，私人鲸吞者悉数赔出，由各该区村公所制表登记”。“凡属罚粮已经区公所批准开支者准予报销，其余不论何人开支的，均如数退出，一概不准报销，如有隐瞒现象，查明后以贪污论罪”。各村登记后的罚粮由区公所统一调整，“由政府会同农会审查对象发给之，一定保证发给极贫苦眼下无法生活之家产”等主要内容。
笔者细读后感慨有二：首先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抗战期间的政府公文，土纸手写签名，无不有当时战火年代的气息。。这是发给各区长的公文，以一个县五六个区计算，加上留存的份数，此文当时手写最多只有１０份左右，而能如此完整留存的则更为珍稀，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其二，此文的立足点是在救济面对春荒的弱势群体，特别针对“无法生活之农产”，有一定意义。不过此文虽然严厉抨击乱罚民粮的现象，却未从建章立制，整顿区村等权力的角度采取有力措施，恐怕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但是，不管怎样说，在６０年前的战争年代，一个抗战县政府的县长，能深恶痛绝地抨击乱罚民粮，能采用以罚粮救济贫困的“一石二鸟”之策，不能不说是一种“以民为本”的务实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