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看《名家及其作品概述》的时候，又看到了司汤达和他的《红与黑》，啼笑皆非地看评论时候，也多少想起些以前看过的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无论是原作、评论，还是电影，都把于连当成了正面人物，即使是司汤达本人吧，据介绍说于连身上多少也反映了他的性格，想来他也不会将之当作坏人来写吧。心里就不由得冒出一句话来：“真不知道这些文化人的脑袋怎么构成的？”我决定写篇文文谈谈自己的看法，为了减免打字的疲劳，就和在中国同样被吹捧为反封建的叛逆的贾宝玉对比着谈谈。
先说对封建社会的反叛吧，我认为于连身上固然有反封建的思想意识，但是更多地体现的是个人的野心和封建等级歧视下的逆反心理，不同于那些把封建社会作为敌人来反对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甚至，当于连利用卑鄙手段得到贵族地位以后，就开始为贵族服务了：“几乎每一个研究《红与黑》的专家都会注意到小说下卷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所描写的那个戒备森严的秘密会议和于连把压缩成四页的会议情况装在脑子里到德国所执行的神秘任务。这正是贵族、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在绝望挣扎中所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扑灭将燎原的大火。这个会开了几乎一整夜，到凌晨三点才收场。参加会议的人员虽然没有用真名。”所以说，于连这个文学人物在反封建方面连《笑面人》里的格温普兰都不如，格温普兰好歹还勇于在公开怒斥后，以死来同他反感的贵族彻底决裂。
至于于连的死，我也认为更大的动机是出于强烈的逆反心理，而非对封建社会的反叛。这样有人也许就说了，于连的意识形态是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到复辟期间的，怎么会不反封建呢？不过，大家不要忘了，他的思想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的野心和不平，当个人的野心满足后，尽管他的思想意识与贵族仍然不同，但是仍然认同贵族的统治，并为贵族服务——也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举个我们日常的例子，我们对各自企业的官僚也很不满意，许多人思想意识与这些官僚是不一致、甚至对立的，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说我们是在反叛这些官僚吗？呵呵！另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封建贵族不起诉他，连他最后的欲望，即与德·瑞娜夫人结婚也满足了的话，他会怎么样？当然，于连这个人是彻底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最后爱上德·瑞娜夫人，是因为她能够不顾一切地爱他，她能比德·拉莫尔小姐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也就是说，他的标准在于取，而不在于予，所以就根本不考虑已经是他法定妻子的德·拉莫尔小姐的感受了。在近些年港台片里，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也有不少，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年轻是怎么把他们当偶像的？设想一下，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即使纯洁点只说感情方面吧，这样的人如果认为别人能给他更多的满足，或者是说在他人生的其它阶段的需求下，给他更大的满足，他不管犹豫不犹豫，最终都会以他自己的需要作为行为准则的，你就会觉得多年的付出还不如给宠物狗了。
那么贾宝玉呢？我也实在看不出来他是怎么反封建的，当时中国没有近现代思潮，曹雪芹先生也没借贾宝玉的嘴说出他对反封建的思想意识有什么创见，文中他最多是反感那些八股文章和灰色下官场的所谓经济学问，并不反对封建思想和秩序，反而是在维护和享受，曹先生赞赏的薛宝钗姐妹姑嫂处理大观园事务的方法，就是最正统的儒生士大夫齐家教条——也许还隐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自负也未可知。
最可笑的是《名家及其作品概述》文中，以及其它文章中对贾宝玉这段话的评述：“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第三十六回）。”
宝玉的意思很明确，朝廷既受命于天，也就代表天，若不圣不仁，就犹如天有破损，根本就不必为它“死谏”“死战”，亦即不必“补天”。换言之，就是不必为残酷的封建王朝卖命。可见，宝玉“无材补天”，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对“补天”不感兴趣，对“天”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这种大胆的叛逆思想，出自“康乾盛世”，确实惊世骇俗。在这方面，贾宝玉与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心灵相通。而且，宝玉是从精神上背叛封建统治阶级，他所动摇的是支撑苍天的四极，因此，贾宝玉是较共工、孙大圣更进一步的逆子贰臣。
我见过的其它文中的评述也是类似的，我实在看不出来贾宝玉哪里反天命观念了，曹先生只不过说了前人早就说过的见解，就是那些死谏有陷君父于不义之嫌，历史上一些明智的大臣就尽量避免这种局面，说来也谈不上什么创见，只不过把皇朝的命运归于天，什么也不做的观念是一种“创见”，但是却毫不动摇天命观念，只是大概曹先生鉴于家族的遭遇，给自己和儒生士大夫的明哲保身不作为找了个新的借口罢了。
其实，虽然贾宝玉比于连的德性好了些，不过基本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不管是他所嘲讽的那些死谏的士大夫，还是找借口明哲保身的自己，都是以自己的名誉、利益或安全为出发点的，那些死谏的所谓忠臣，考虑的就不是朝廷的兴衰和皇帝的利益和名声，而是他自己的德行和死后荣誉，就像明朝的李东阳与昏君权宦虚与委蛇来维持朝政，使得明王朝没有进一步衰败，同时还保护了许多士大夫，可是后来儒生士大夫们照样指责他失德，使他痛哭流涕，所以说，儒生士大夫的观念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有群体和大局观念的。贾宝玉固然对那些大观园的女孩子不错，可是那是因为这些与外界隔绝的纯真女孩子是他的精神寄托，基本上也是出于他自己的需求，而非真的就把她们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固然，他也帮过那些女孩子的忙，例如五儿和彩云，不过他那是在他能量范围之内的小善，并非说他就能设身处地替那些女孩子着想，反而是由着自己高兴，例如他在王夫人身边调情金钏，难道他就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这又不是什么需要复杂思考的问题，只是贾府的常识，当王夫人发怒时，他选择的是逃跑躲避，而非想办法解脱金钏的危险，大家想想，王夫人又不是贾政，会把他怎么样？多少想想办法，例如求求凤姐，还是能“以家丑不可外扬”等借口来护住金钏的性命，使她不至于含辱跳井的，贾宝玉号称那么聪明，那么能为女孩子着想能想不到？只能说他想的只是自己，根本没去想罢了，不要说大灾大难，就是稍有危机，他的本性，也就是著书的儒生曹先生的本性就不自觉地暴露了，曹先生难道想不到吗？我想是能的，只是他根本不去想。
接下来我们谈谈于连和贾宝玉的爱情。
西方社会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婚恋观念的畸形，利益和等级规则使得婚姻和爱情成了两码子事情，形成了特有的情人文化，久而久之，就成了正统观念了，仿佛《圣经》里说通奸是天经地义似的。情人文化当然是以法国最为“发达”了，所以《德伯家的苔丝》中说情夫的眼泪是“法国情夫的眼泪”，而非德国、意大利、英国或西班牙，呵呵！就是司汤达自己也明确地说了，于连勾引德·瑞娜夫人的动机是野心，而非爱情，对于德·拉莫尔小姐也是，所以沉醉于情人文化，做事只在乎目的、并不在意动机和手段的西方人就把于连看成了情圣了，至于咱们中国的文人，说实话，大概也是出于文人做的事情什么都是对的观念，拼命吹捧于连的同时，给自己的丧德败行找美好的理由，就像郭沫若，是受过现代教育，号称是进步人士吧，家里还有老婆，流亡日本后却又娶了个日本女子，后来文人们即使在建国后一夫一妻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也粉饰说这只是伟大的什么家什么家的什么的，好像成了什么家就可以肆无忌惮了、为所欲为了，这是封建特权观念，还是现代社会观念的体现，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我见文人们说贾宝玉和林黛玉在爱情婚姻上反封建，这些年逐渐就觉得很不对味，不错，情投意合的少年男女在一起会产生感情，这种自发的感情违反封建观念，但是也不能说他们反封建啊，他们反在哪里，象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那样私奔，自主结合了吗？明显没有，所以只能说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已；更进一步说，于连好歹是接受过近代思想影响的人，敢于以平等的观念去争取贵族女子还能说得通，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观念根据是什么呢？当时中国并没有近现代社会思潮，他们自己也没创建相关观念，因此只不过是基于自身的欲望罢了，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可以说是一种失德和破坏社会规则的行为。我们看那些才子佳人小说觉得有趣，可是那不过是儒生们，包括流民儒生们给自己肆无忌惮的欲望找借口罢了，如果居于社会中坚地位的儒生士大夫阶层都不遵守社会法则，那么社会法则岂不是形同虚设？或者，儒生士大夫追求的不仅是身处社会特权阶层，而且还要凌驾于社会特权阶层之上，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都能给自己找到粉饰的理由？再说了，相对处于强者地位，更具自主性的贾宝玉，在与林黛玉生情定盟之后却不去实现，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始乱终弃？在《红楼梦》的女子中，我并不欣赏小姐脾气十足的林黛玉，而是欣赏明知社会规则不能给自己带来好结果也默默忍受的薛宝钗，不过，我最欣赏的却是在社会规则的逼迫下，敢于反抗的金鸳鸯！我认为她才是红楼第一钗，在《红与黑》里真正的闪光点也是德·瑞娜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这样勇于不顾等级观念追求爱情的女性。一个民族是需要这样刚强果决的性格的，就像《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非尼哈战败身死之后，他的妻子就给才生下来的孩子取名为“以迦博”，意为“失去荣誉”，并说“以迦博，荣誉离开以色列了。”这还是奋战身死之后的观点，如果她的丈夫别说象咱们中国元、清时的儒生士大夫那样无耻地侍奉外族征服者，为虎作伥地帮助外族统治本族老百姓，就是象宋朝那样苟且偷安，我想她也会羞死的；再说西方骑士时代，骑士出征时候，他的妻子或情人是鼓励他在战场上争取荣誉，而不是象中国儒家观念影响下的小农式的贵妇那样“悔教夫婿觅封侯”，所以现在统治占据世界上大部分土地和海洋的是白种人；中国的这种社会形态和观念观念持续下去，未来占据宇宙的也会是白种人，甚至印度人也会比咱们占得多。
我认为对文化作品的评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区，在西方主要还是因为评论者是根据已经进入歧途意识形态或观念理论来评论文学作品，在东方，则更多了士大夫给自身阶层观念和行为标准放宽找借口的缘由，所以才不顾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信口开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