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的大后方，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许多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竟跌到了给当地士绅写字、刻图章的地步。董作宾挂笔单卖字，闻一多刻字卖钱，以解燃眉之急，维持家用，成为一时士人自谑的话题。董作宾１８９５—１９６３，字颜堂，别暑平庐，河南南阳人，近代甲骨学家。他是甲骨四堂之一，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不同的是，他先后８次赴安阳殷墟进行系统发掘，是田野考古学家，而其他三堂，用夏鼐先生的话来讲，只能算作“室内考古学家”，他们没有田野考古的实际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因此，董作宾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是自有根据的。董作宾在南溪李庄生活颇为窘迫，他１９３５年续娶熊海萍为妻，所生晓明、晓星、晓萍、晓义、晓武兄妹五人，加之前妻所生育京，凡８口之家，为一人所系；其子女相间甚密，有背着的、抱着的、领着的，还有刚刚上学的，生活极为艰难，工薪阶层遇到通货膨胀，能不困顿﹖于是董作宾卖字补贴家用。
说起董作宾的金文甲骨、大篆小篆，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体同人无不佩服。可惜的是，南溪李庄士绅多不识甲骨文字，大篆小篆也难辨认，只喜好榜书和隶书。所幸的是，董作宾的邻居，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王振铎先生是写榜书和隶书的好手，董作宾时常向王振铎先生讨教榜书和隶书的写法技巧，很快就写就一笔隶字。王振铎先生对于董作宾的人品和学问非常佩服，不仅把自己写隶书的心得和盘托出，而且干脆就替写，然后让董作宾署名卖掉。自己则从不卖字。董作宾的对子和中中堂很快就扬名内地士绅，成为抢手货。就这样，董作宾蹒跚地度过这一艰难岁月，并在这一时期写出《殷历谱》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由于董作宾提出甲骨文字的五个阶段说及两种殷历，为后学鉴定甲骨文字的断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考订了殷代许多帝王的祭祀历、天文历，可与月蚀相对比。这是研究殷周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
董作宾长王振铎先生１５岁，在南溪李庄相处８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感谢王振铎先生的无私援助，董作宾镌刻一枚闲章：“流寓巴蜀”。章料是四川棕竹的老根；棕竹是四川特产，近年人们常拿来做扇骨和手杖等工艺品，其根坚硬如石，纹理尤其优美。竹根是王振铎先生亲手采伐、亲手刨制成形的。“流寓巴蜀”，意在民族危亡之际，仍在巴山蜀水之间坚持科研工作；王先生在此其间写下他的名篇《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每当想起李庄的往事，便想起这枚印章；自从董作宾赴台后，他便悉心收藏起来，当作对一位长者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