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省济源市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渎庙二门清源门西北侧，矗立着一座雄伟高大的碑楼，里面存放着一通巨大的石碑。该碑通高５．２米，宽１．７３米，厚０．４７米，是目前济源市现存体量最大的碑刻。碑文楷书，１９行，足行４０字，共计５２９字。碑额篆书“大明诏旨”四字，宏伟气派，龟跌高大威严，气势不凡。
此碑立于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也就是明代第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三年，是朱元璋为诏定简化天下诸神神号所颁布的一道圣旨。首先，他认为历朝历代对五岳、五镇、四海、四渎这些中国传统的山水之神加封了许多封号，“崇名美号，历代有加”，但朱元璋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也就是说山水之神都是受命于天的，如果凡间的国家对其进行封赠
在中国古代社会通过祭祀神秘莫测的神灵，来威慑万民，稳固统治，历来就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因而，历代统治者对神灵的态度从来都是尊崇有加的。像明太祖这样大规模的消减神号的举动，在古代社会是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他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反常的举动呢﹖究其原因，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nbssp; 明王朝是通过元末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年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古语有云“邦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祭祀和战争一样，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花费自然也是巨大的。历代对神灵的不断加封，像济水神在唐代被封为清源公，宋徽宗又加封为清源王，至元代又加封为清源忠护善济王，这样“由公至王”，不仅是称号上的变化，而且祭礼的等级也会随之抬高，自然也会花费更多的人力、财力，而这些不断增加的花费最终都是要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个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家，他不仅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而且，由于出身布衣，并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大起义，他深知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是百姓境遇的好坏。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因而，朱元璋深知自己刚刚上台，民不聊生，不能为了隆重的祭祀而大搞铺张浪费，进而失去民心，动摇统治基础。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施行削减诸神封号这样的“旷世之举”了。
此碑书法为楷书，字体工整，笔画遒劲，气度非凡，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但由于碑中无书写者的姓名，因此，长久以来始终不知是何人写就。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明代郎瑛所著《七修类稿·卷十一·国事类》中记载了一篇名为《本朝岳镇海渎碑》的碑文。经过比对，其碑文内容竟和济渎庙的这通《大明诏旨碑》碑文一字不差。文中提到“予尝亲至东镇碑下，其碑高可三丈，书乃詹孟举之楷，考之于时，洪武三年六月颁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由此可知，这里提到的东镇碑应为詹孟举所书了。那么，这两通碑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据清代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三》记载：“洪武三年，诏定岳镇海渎神号。略曰：‘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号告祭。”这里的记载，无论时间，还是祝文内容，都是和东镇碑以及北渎济水所存《大明诏旨碑》相吻合的。由此可见，当时凡是碑文中所提到的山水等诸神庙宇都会刊刻同样内容的碑刻，进一步的查询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发现目前山西洪洞县中镇霍山庙遗址、河北曲阳县北岳恒山庙、山东曲阜孔庙至今都还保留着相同内容的明代洪武碑，而且碑的形制和书
关于这通巨大的圣旨碑，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通圣旨碑，形制巨大，重达两万多斤，刻好以后，当时无法立到高大的龟座之上。传说因为立不起圣旨碑，连斩了三位知县，第四位知县上任，忙向年龄最老的一位长者求教，这位老者不理睬，眯起双眼，说了一句：“我都是土埋脖子的人了，能有什么好办法呢？”知县听到“土埋脖子”，突然醒悟，就先用黄土把龟座埋起来，将圣旨碑沿着旁边的斜坡拉上去，固定好之后，再把黄土清理掉，终于将巨大的石碑立了起来。传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言，但这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的确是个立碑的好办法，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目前各处所保留的明洪武圣旨碑中，要数济源这通保存的最为完好。据说，抗战初期，日本军队曾用飞机对济源城周围进行轰炸，济渎庙内现在还保留了当时被炸毁残存的碑座。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这通圣旨碑，就将其推倒，就地掩埋起来。一直到１９９６年，经历了５０多年的岁月，这通碑刻被文物工作者发现，重新立起，并修建了高大的碑楼进行保护。
（2006年2月1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