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王屋，悠悠济水，自古以来，不仅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更因其文化的独特性，备受历代朝廷的青睐，济源一度成为古代朝廷祭祀山水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就保留了很多与古代国家*活动有关的碑刻，如《大明诏旨》、《投龙简记》碑刻等等。令人称奇的是，济源还保留了一通与四位皇帝更替有着密切联系的碑刻，这就是现存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奉仙观内的唐太上老君石像碑。无论从历史资料参考价值和书法艺术上来讲都称得上珍品，尤其所涵盖的思想文化内涵，更值得人们重视。
此碑立于观内三清大殿前，通高3.5米，宽1.1米，厚0.33米。碑首正中雕有道像三尊，雕刻技法高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背部篆额“大唐宗姓太上老君石像之碑”，由怀州河内县主簿陇西李审几撰文，朝散郎上骑都尉泸水沮渠智烈书丹。
该碑立于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碑文记载了公元683年至685年朝廷发生的一些重大*活动。唐王朝先后更迭了四位皇帝，先是唐高宗李治于公元683年底驾崩，中宗(唐高宗第三子李显)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睿宗。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史称“唐武则天”。第二年又改元垂拱，这通碑刻就立于这一年的十二月四日。
碑文首先歌颂了唐高宗李治的五种功德:淳德、任贤、怀远、休征、癉中等。之后讲述“洛州济源县宗姓前河阳令李儒意、云骑尉李公协、骑都尉李德爽等二百五十人”，尽管“去陇西而违故里，就河朔而客他乡”，但依然备受皇恩，得以“家无杂赋之劳，门有蠲(免除)之泰”，于是众人““奉为高宗天皇大帝于奉仙观敬造老君石像一座，并夹侍二真人……大帝之神功不朽，惟金昭而玉粹，俾天长而地久”。由碑文可知，此碑乃当时祖籍陇西，客居济源的李氏宗姓李儒意等二百五十人感念皇恩，为追述高宗功德而立。碑首正中雕刻的三尊道像正是碑文中提到的“太上老君石像及夹侍二真人”。
那么，当时立这通碑刻的目的是什么呢？造神像为先人纪功祈福，是当时社会的流行做法。洛阳龙门石窟中的许多造像都是这种做法的产物。这里之所以要为高宗造太上老君石像，有其原因。太上老君即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唐朝皇帝也姓李，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化的、合法的外衣，从唐高祖李渊开始便规定了道教地位在其他诸教之上，唐太宗李世民则明确宣称，李耳是我祖先。这里为唐高宗建造太上老君石像以纪功祈福正是缘于这种思想。
这通碑刻难道仅仅是李氏宗姓为感谢皇恩而立的吗？从该碑刻立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一些历史线索引人深思，它隐隐表达了当时社会人们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李氏宗姓不满武氏夺权的思想潜流。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驾崩，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废中宗为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睿宗，改元文明，武则天仍临朝称制。九月，改元光宅。紧接着，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命骆宾王撰写《讨武氏檄》，公开反对武则天，不久兵败。次年(685年)，武则天因成功平叛徐敬业，大赦天下，改元为垂拱。垂拱四年(688年)，唐朝宗姓越王李贞等在河南、山东等地起兵，先后被武则天镇压。之后，武则天更加残酷地镇压反对派，特别是唐朝宗室贵族。《旧唐书》记载“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
可见，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一步步加快篡夺政权的做法，引起了唐朝李氏宗姓的强烈不满。《太上老君石像碑》的立碑年代恰好介于徐敬业起兵与唐宗室越王李贞等起兵之间。碑文洋洋千言，只对高宗歌功颂德，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临朝称制的高宗之妻武则天却只字未提。参加造像的二百五十人无一例外全都是唐王朝李氏宗姓，说明立这通碑，不仅是对高宗的追思，更是对武则天-上种种镇压行为的无声反抗。其后，越王李贞等人的起兵反抗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基础引发的。
《太上老君石像碑》碑文乃六朝骈体文写就，大量引用典故，气势磅礴。《四库全书·集部·全唐文》中全文收录了此碑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所著《语石》中称赞此碑“文章宏瞻，书法遒美，为唐代道教碑碣之冠”。因此，可以说这通碑刻不仅反映了唐高宗去，世到武则天称帝这一时期剧烈的-动荡及唐初道教发展情况，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书法艺术价值，堪称是济源境内难得的碑刻珍品。
（2006年10月11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