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王家广同志是四川人，和我是同乡。我们在平时工作中的来往很多，我长期协助家广同志工作。
６０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一次家广同志嘱托我，去省政府北院静波同志那里，为《二十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加上文革前三年，共四年时间里，在配合家广同志编写《中国陶瓷史》，收集资料，草拟提纲期间，我为他操刀刻石，制成宣纸拓印、拓片贴页、蓝皮线装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词拓印稿》二十册，分送北京的赵守一、安子文、陕西的静波、郭琦、吴刚等，我自己留存一册。“十年浩劫”，我们均遭劫难，境遇十分困难，家广同志时有提及石鲁处境，但很少见面。
１９７３年夏，省上又借调我回到陕西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整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一次在碑林食堂吃饭时，石鲁同志问及家广同志手干骨骨（左）被打断的经过，久久不语，十分气愤。怀念中他希望我次日上午将我们的作品送到省文化局大院他的办公室。当我把自己留存的那册《诗词拓印稿》送去后，他顺手递给我一个纸包。回来后，我打开纸包，里面是《华岳松风》、《红榴高风》两幅国画。当时我很激动，就将这两幅作品重又封存好，并和这段文革时期的历史一起珍藏了三十多年，秘未示人。因为我深深地明白，“华岳松风”所展现的是石鲁同志“直面逆境，骨傲格高”的松风品格；“藏仓者寿”，则是相互勉劢，互道保重的同志情谊。
１９７８年，我被借调到“秦俑”工地工作。这时接到了省上的平反批文。石鲁同志、家广同志和我本人终于以“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平反（解放）了”。
１９８０年，组织上调我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１９８２年石鲁同志不幸去世，我和家广同志一起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三十多年过去了，石鲁同志的-“华岳松风”，就如同他骨傲德高的精神品格一样，一直珍藏在我的心中。
（2006年9月13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