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利先生曾有《〈师赵村与西山坪〉读后》一文（以下简称《师赵》，《考古》２０００年１１期），我非常赞同他对《师赵》的总体评价。这里以报告为出发点对西部地区史前考古提出几点思考。
《师赵》是甘肃首部史前考古报告集。发掘者通过发现的多组地层关系和对大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建立并充实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即西山坪１期（大地湾１期）—师赵１期（北首岭下层）—师赵２期（半坡类型）—师赵３期（庙底沟类型）—师赵４期（石岭下类型）—师赵５期（马家窑文化）—师赵６期（半山马厂类型）—师赵７期（齐家文化）。
《师赵》是继秦安大地湾之后陇东考古的又一重要工作，其新的收获如下：１、较完整地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的演进脉络。２、新发现的师赵１期遗存填补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缺环。３、首次在西山坪发现大地湾１期与师赵１期的层位关系，为大地湾—老官台文化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４、新发现石岭下类型（师赵４期）的房屋、陶窑和墓葬，极大丰富了对此类遗存的认识。５、新发现马家窑文化遗迹、遗物（师赵５期），对追溯其文化源流提供了线索。６、新发现师赵６期遗存，对探索马家窑文化的去向意义重大。７、新发现齐家文化（师赵７期）的房屋遗迹，对探索齐家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及文化源流有重要价值。
此外，我个人以为，《师赵》的刊布，将对下列问题的探讨有着积极的意义。
天水西山坪早期和师赵１期分别与大地湾一期、宝鸡北首岭下层一致，陶器及花纹的演变线索清晰，这一发现不仅为大地湾—老老官台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标尺，同时对追溯仰韶文化的源头也有积极意义。据目前的发现并从地理环境考察，天水左近很可能是大地湾—老官台文化的西界。有学者将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划为东、西、南三区，那么，各区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需重新考虑天水和西汉水之间这条通道，其价值是将秦岭南北的文化串了起来。
在渭河以西陆续发现细石器遗存，如青海贵南拉乙亥、龙羊峡达玉台等，其年代与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靠近或更早。拉乙亥遗存以细小石器和石片石器为特征，也有骨针、骨锥及做工极佳的石磨盘、磨棒，无陶器，也不见农业和畜养业，为明显的狩猎—采集经济形态。这一遗址堆积较厚，仅灶坑就发现３０处，足见其居民生活相对稳定。此类遗存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西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说明从很早起，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为适应自然选择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张光直先生认为：“我们对西北彩陶文化到来以前的居民状态还不熟悉。因此还不能作‘移民’的结论，纵然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论如何，西北在马家窑文化到来之前已有人类居住。马家窑文化对他们的文化作如何的接触？有何样的影响？马家窑传入后对当地的环境作何适应？有何变化？这些问题，在西北史前史的研究上都有绝顶的重要性。”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西部在仰韶文化前，也有人类，但人数不多，不易发现，主要从事狩猎采集经济。随着仰韶文化的西渐，与当地土著接触并发生融合，马家窑文化极有可能就是这种力的作用结果。如方形陶窑、房屋结构、特殊的葬俗、盛行彩陶等异化现象，仅从仰韶文化自身的演变来解释说不通。因此应有原住民文化在起作用，某些马家窑遗址多细石器暗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对此说，夏鼐等先生也表示了类似看法。
同样，在陇东一带是否也有类似拉乙亥一类、年代更早的前陶阶段的遗存？这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考古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马家窑文化源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提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认识。如大地湾４期是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它源自庙底沟类型，其去向为“常山下层文化”。也有学者坚持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直接发展到“石岭下类型”。还有学者提出，渭河源头是马家窑文化与大地湾四期的交错区，马家窑文化不可能源于大地湾４期，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源于当地的庙底沟类型，而要探索那些可能推进马家窑文化形成的地方信息。无论如何，“石岭下类型”是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序列中的一个焦点。
它提供了庙底沟类型向马家窑文化演变的中间环节，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３９００—３３００年，早于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中晚期部分重合。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大地湾４期包含“石岭下”因素，建议以大地湾４期取代“石岭下类型”。可是，在天水到青海东部相继发现有“石岭下类型”遗存，显然，简单地否定这一阶段理由并不充分。
假如我们将大地湾４期与师赵４期（石岭下）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颇多相似。从陕西宝鸡福临堡三期（仰韶晚期）所出白彩旋涡纹喇叭口尖底瓶和弧边三角圆点纹彩陶片观察，其特征与师赵４期完全一致。看来，对于“石岭下类型”的分歧并不完全归结于学者的仁智之见，而是渭河上游这一阶段的文化确实错综复杂。
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素以头绪繁多著称，这一趋势是从距今５千年前开始的，其原因或许与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关，天水左近可谓“中原文化”与“西部变异文化”的分水岭，从天水向西，开始进入广义的中亚范畴，这里从较早起就成了东西方文化接触的过渡带。考古发现证实，自关中西渐的仰韶文化进入陇东后逐渐发生变异，至仰韶晚期，变异系数加快。此后，向西一支演变为“石岭下类型”，在陇东及宁夏南部则发展出所谓的“常山下层文化”。
师赵６期遗存发现不很多，但非常重要。以往，类似遗存仅在葫芦河流域有露头，最东零星达陕西陇县。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的变化，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的一批传统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带耳的罐、瓶、壶等新的器类。彩陶花纹也一改往日的细腻流畅的构图，转而流行厚重粗犷的艺术风格。在埋葬方式上，侧身蜷曲的葬式成为新的时尚，并迅速在整个大西北蔓延开来。以上种种暗示，从此时起，天水以西一带完成了一场大的文化变革，一种新的、具西部特色的文化开始浮出水面。师赵６期提供了这一阶段的资料，也提供了可靠的年代标尺，对于解说这一时段的文化变迁有特殊意义。有趣的是，师赵６期同样是以天水为界。
《师赵》将师赵６期隶定为半山马厂文化。若以彩陶为准，其面貌与兰州小坪子期、青海柳湾半山早期遗存一致。若以素陶为准，它既有半山早期因素，也有“常山下层文化”的韵味，这与其所处的时空位置是匹配的。对师赵６期的年代，我认为不迟于半山初期。它与马家窑文化是否为线性发展关系？值得推敲。它与天水以西地区半山类型的关系也颇值得玩味。
《师赵》的另一收获是发现了一批齐家文化的聚落、遗物。从陶器形态、类别观察，这里的齐家文化与柳湾为代表的西部齐家文化是有差异的。反之，却与关中客省庄文化更为靠近。正因为如此，已有学者将陇东地区的齐家文化直呼为客省庄文化。就此，夏鼐先生早就指出，“齐家文化不是从半山马厂文化发展而成的，它和东部以客省庄为代表的陕西龙山文化非常接近”。对此他进一步论证说：“齐家与半山马厂的相同点大都是一般性的，也是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共有的，如多红陶，常见绳纹，种植小米等。但它和客省庄文化的共同点则是共同具有明显特殊性的器物，表示出一定的文化关系”。张忠培先生尽管强调齐家文化与客省庄文化属于不同系统的毗邻文化，但也不否认齐家文化在发展中接受了客省庄文化的影响。同时，他也不认为齐家文化是半山－马厂的后继文化，二者陶器的某些相似只能是不同谱系文化间的假借和因袭。
《师赵》的文化序列是齐家文化晚于师赵６期，但这并不表明齐家文化是从师赵６期发展来的。张光直先生曾指出：“中原农业文化传入西北的结果导致了若干农畜文化的诞生。这也许是中原文化对西北环境适应的结果，也许是土著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齐家文化即其中重要的一支”。齐家文化是客省庄文化殖入西北逐渐异化的结果，是客省庄文化与陇东仰韶后续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原文化对西北环境适应的结果。
１、《师赵》附录二（动物鉴定报告）中提到在两个遗址点的马家窑文化文化层各发现１颗马的上前臼齿。据此，鉴定者不能确认属家马还是野马。同时也提出该址发现的鸡、牛骨骼标本过少，难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师赵》的结语却明确指出：“马家窑文化时期，猪、牛、马、狗、鸡均为饲养家畜”；同时还提到齐家文化的家畜有“猪、牛、羊、马、狗”，实际上在齐家文化层位中未见有马骨的报道。上述文字是有矛盾的。
２、《师赵》发表了一批１４Ｃ年代数据，并据此分析了各文化期的年代，这对于渭河上游史前文化的确立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师赵》在表述这批数据时似存在一些问题。１）表１１（３２６页）两列年代表中的１４Ｃ年代原则上只应给出距今年代，不用公元纪年表示。在距今５７３０和５５６８之间应用逗号隔开，因５７３０和５５６８分别表示１４Ｃ半衰期。２）各期的年代范围，可据１４Ｃ数据给定师赵期大致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后面不宜再用“前后经历年”。因这里的年代是有误差的，此外也要考虑样品的代表性。３）师赵１期的１４Ｃ年代（ＺＫ２２６２）被认为偏晚舍弃，但直接借用宝鸡北首岭的１４Ｃ年代，似不妥。总之，如何将１４Ｃ年代转换为日历年并准确地予以表述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年代学家和考古学家相互间密切合作。实际上，有许多考古报告、文章在引用１４Ｃ年代时存在表述上的问题，在迈入２１世纪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关注这一问题。
中国文物报2001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