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文物市场上曾经出现过一枚“大司马章”封泥（左上图），有人认为它是秦汉间物。根据所公布的图版来看，此封泥有几点值得怀疑。现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封泥文字曰“大司马章”。汉代大司马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始设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这说明汉代最初所设大司马仅为加官，加于将军（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职官上，是一种荣誉官衔，故而没有单独的大司马印绶。宣帝时虽不冠将军，仍为虚衔，无印绶官属。只有成帝绥和元年至哀帝建平元年及元寿二年以后，才单置为官，秩万石，并获赐印绶，可以置官属，管理政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司马一职亦往往为加官。因此，大司马佩有印绶只能是成帝绥和元年以后作为参与政务的实权职官时才可能的事。
汉代官印制度在武帝太初元年有过一次规范调整。《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结合今天传世官印、封泥，知自太初元年起，比二千石以上官印的印文均为五字，曰“章”，如“御史大夫章”“水衡都尉章”。若官名为三字，缺二字不足五字者，则加“印章”以足之，如“光禄勋印章”、“中郎将印章”。若官名为二字，缺三字不足五字者，则加“之印章”以足之，如“丞相之印章”、“卫尉之印章”、“廷尉之印章”、“少府之印章”。这类印的印面布局是，前四字分别为二字一行，“章”字独占一行。秩比二千石以下之印，则为四字，文曰“印”。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朝在官印制度上基本沿用汉制。
既然汉代大司马佩印绶最早出现在成帝绥和元年，已是武帝太初元年改制之后，那么，秩万石的大司马的印文应当为五字曰章，作“大司马印章”，这样才符合汉制。大司空与大司马同为“三公”之一，传世有“大司空印章”封泥，也可以作为大司马佩印应为“大司马印章”的佐证。而此“大司马章”封泥，文虽曰章，却仅四字，不足五数，与汉制不合。
又，汉代官印中的“章”字，多作，末笔竖画基本上下通贯，不中断，现在所见到的汉代官印中的“章”字，无一例不如此。此封泥中的“章”字则作，亦与常例不合。
由此两点可见，认为此封泥为汉代封泥，缺乏证据。魏晋时期印制沿承汉代，因此定其为魏晋之物，也欠妥当。
古印中确实也有作“大司马章”的。１９６５年，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了四方印，其中有一枚“大司马章”铜印（右上图），印文为四字而非五字，这是十六国时期制度有些混乱所致。这一时期的官印大多字体简率，单刀成字，笔画甚细，上齐下尖，横画、竖画多欹斜而不规正。冯素弗墓出土的“大司马章”等四方印的字体就体现了这种风格。此封泥“大司马章”虽然在印文上与冯素弗墓的“大司马章”铜印相同，其字体风格却与这一时期官印的字体差异很大，故而不可能属于这一时期。该封泥字体宽博，布局丰满，颇具汉印特点，这大概是有人误视为汉代之物的一个原因。
有鉴于此，这枚“大司马章”封泥的可靠性就应予慎重对待。颇疑此乃好事者不明古印制度，牵强造作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