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考古学”译自英语“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其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人口考古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人口基本特征的描述，如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出生率与死亡率等；另一个是指社会组织以及人口数量的确定。广义的“人口考古学”还包括人口对社会、经济、公共健康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自从１７９８年马尔萨斯发表他的《人口原理》以来，人口的数量、分布密度、增长率以及人口与资源、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关系逐渐成为人口研究讨论的热点。一些学者开始注重运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人口状况，特别是史前社会人口的状况，２０世纪初，“人口考古学”在欧美各国逐渐兴起。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受新考古学理论思潮的影响，人口研究者们重新审视人口研究的成果，逐渐重视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并能运用人口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也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研究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考古学”就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人口考古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人口，它利用考古资料，运用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民族学等的方法来揭示人口发展的过程及人口规律，阐明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一般说来，人口的发展过程包括人口的社会变动、人口的自然变动以及人口的迁移变动三方面的内容。这三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质量两个方面，同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还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人口构成，主要有：人口的自然构成，包括人口的性别、年龄构成等；人口的社会构成，包括人口的文化、民族构成等。人口的发展过程是有规律的，通过不同社会条件下人口的分析就可以找出人类社会人口发展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对人口的各种现象做出合理的的解释。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社会生活的，“人口考古学”资料的获得有赖于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在获得资料后，对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最后探讨人口反映的社会状况时，又要借助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的方法。在“人口考古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是确定人口的数量，没有一个基本的人口数量，其他的研究与探讨就无法深入进行。目前国内外确定人口数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聚落资料分析法、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遗物分析法、墓葬资料分析法及民族历史学资料分析法。聚落资料分析法通过遗址长度、遗址居住空间和遗址面积来确定人口数量。用聚落资料分析人口的计算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①Ｐ＝ＫＡ。其中Ｐ代表要确定的人口数量，Ａ代表遗址面积，Ｋ代表人口密度。②Ｎ＝ＶＴ／ＨＰ。其中Ｎ代表某一时期的房屋数量，Ｖ代表遗址的居住空间，Ｔ代表遗址存在时间，Ｈ代表房屋倒塌后的居住空间，Ｐ代表房屋持续的时间。在了解某一时期房屋数量的基础上，再根据每个房屋容纳的人口数量来确定这个时期的总人口数。使用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遗物来确定人口数量，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确定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遗物在遗址内的分布率，并将这种分布率与人口数量之间建立起一种比例关系。计算模式可以表示为：
Ｎ代表人群数量，Ｆｉ代表某种食物的数量，Ｄｉ代表用卡路里或蛋白质克数等来表示的此种食物的营养内容，Ｌ代表每人每年的卡洛里或蛋白质克数等的消费率，Ｙ代表遗址的居住时间。民族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过去文化及其变化发展的材料，这些原始的文献里也包括一些人口状况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史家、商人、游客们的记载中找出那些这方面的材料来进行人口研究。从墓葬资料来确定人口数量是国内较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墓葬作为人们生前社会状况的一种写照，对于分析史前人类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方法的基础是要确定墓葬所反映的总年数和墓葬的分期情况，并利用静止人口模式来确定人口的数量。
国内的“人口考古学”研究起步于８０年代，主要集中于对史前社会的人口研究。史前社会由于没有文献记载，因此，人口的研究只能从考古资料入手进行分析。目前国内的史前人口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初步确定上，对于社会组织虽有所探讨，但研究的深度还不够。对于人口发展与文化变迁、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鲜有人论及。史前人口研究资料的不足是限制研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聚落方面发表的资料较少，缺乏像半坡、兴隆洼那样丰富或比较丰富的聚落资料，调查的聚落资料显得比较零散，发表的内容也不全，调查资料的内容多以器物分类为主，少有遗址面积之类与人口研究有关的内容。墓葬资料发表的比较多，但缺乏完整发掘的墓地，墓地的完整性极大地限制了史前人口的分析。生物及人工制品的资料就更为稀少，发掘报告中鲜有对于人工制品数量的统计，更不用说对于食物遗存的统计了。因此，史前人口研究虽然存在着理论、方法探讨上的不足以及资料的匮乏，但这并不是说史前人口研究就无法开展，在现有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理论与方法上的探讨，必将极大地促进史前人口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