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史思明墓出土了铜龙一件。据《文物》１９９１年９期《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一文介绍，这件铜龙“为蹲坐状。头向左斜，张口，牙已残断。颈部有一火焰珠装饰。前腿直立，后腿曲踞，尾穿过后腿裆向上卷至腰部。躯干有鳞片，前肢五爪，后肢三爪。通高１６．４厘米”（上图）。由于铜龙是蹲坐的，故也被称作“坐龙”。例如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文物》５３页图８１即称其为“铜坐龙”。
现在的问题是，史思明的墓中为何会有这种“坐龙”呢？关于此问题，未见有详细讨论，印象中有人认为这是史思明“僭越”、自称皇帝因此在墓中放了一条龙的缘故。但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第一、当时似乎帝陵中并不一定放有龙，而非皇帝也不一定不用龙。１９７０年１０月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就曾出土有“赤金龙”若干件，一般认为这批窖藏物品属于王府。第二、即使是史思明“僭越”，他为何要将龙做成“蹲坐”状？而上述“赤金龙”就不是蹲坐而是取一种行走的样子。
以下我想提供另一种解释，即这件“坐龙”或许与唐代《宅经》类著作中提到的“伏龙”有关。按“伏龙”是宅中之神，似只流行于唐宋间，其特点是每年定期在宅院各处行走，到一处就“伏”下来。有“伏龙”在，不宜动土。这种“伏龙法”在现存唐代典籍中很少记载，但敦煌出土的占卜文书中则有一些记录。比如法藏Ｐ．２６１５号文书中的“推宅内……伏龙法”（以下录文和图均据《敦煌宝藏》所刊照片移录）云：
伏龙法：正月二月八月在灶，四月五月在大门，六月七月在墙离（篱？），九月在房，十月在台，十一十二月在堂。又一法；伏龙年年之中移经八处，正月一日庭中起，周而复始：伏龙正月移在中庭，去堂六尺，六十日；三月一日移移在堂门内，一百日；六月十一日移在东垣，六十日；八月十一日移在四（西？）隅，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移在灶内，日；周还正月一日在堂。
法藏Ｐ．３５９４号文书所记方法与上件文书中所谓“又一法”几乎全同：
推伏龙法：正月一日（庭）中伏，六十日；三月一日堂中伏，一百日；六月十一日东北？伏，六十日；八月十一日西南伏，一百日；十一月廿一日灶下伏，卅（？）日。右犯之灭门，慎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有关“伏龙法”的文书中，有二件有附图。一件是法藏Ｐ．３６０２Ｖ号文书。文书在“宅内伏龙法”五字下画有一条站在“堂”上的龙（中图，原高约２厘米）。从图中看，这条龙张嘴、有翼、尾上翘，与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有些相像（但不是蹲坐）。另一件则是上面提到的Ｐ．３５９４号文书。文书在“推伏龙法”四字下画有一条龙（下图，原高约１．５厘米）。这条龙除左前足抬起外，与前述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更接近。特别是这条龙也采取了一种蹲坐的形象。
由这种接近，我推测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宅内之神“伏龙”。“坐龙”之所以取“坐”状，就是因为它“伏”在某处的缘故。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低头蹲坐，更具有“伏”的含义。
将“伏龙”放在墓里，可知墓是按墓主人宅院的形制布置的。可惜史思明墓出土物的位置已被搅乱，以至我们不知此“坐龙”出土时位于何处。若按照前引文书中的“推伏龙法”，“伏龙”四月五月在大门，或三月一日移至堂门内、伏一百日直至六月十一日。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一文的考证，史思明下葬的日期是五月十八日，则此时“伏龙”的位置应该在大门或堂门内。换句话说，史思明墓出土的“伏龙”的位置应该在墓室门内的某处。墓中放“伏龙”可能用于镇宅、镇墓或某种忌讳（比如说，由于相信有“伏龙”在，“犯之”会“灭门”，因而在“安史之乱”的混乱时期下葬，就放上一尊“伏龙”，指望用“伏龙”的神力吓退那些趁火打劫的盗墓者们）。
以上所论实为推测，但唐宋间流行的宅神“伏龙”的形象与史思明墓出土的“坐龙”十分接近也是事实。
（图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