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分期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许多认识正在更新，就青铜器研究青铜时代和单纯的描述已经不能有所作为，探索新途径对广东青铜时代作分期研究便是势所必然了。
广东的青铜时代有自己的特色。它所经历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套用研究中原地区使用的概念来概括。自１９３２年芬戴礼（Ｆｒ．ＤＦＩＮＮ）在香港仔神学院附近发现青铜器残片，尔后又在南丫岛考古发掘中发现匕首等青铜器与夔纹陶共生以来，广东青铜时代的发现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研究表明：此时青铜器中有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者；有与滇桂地区发生密切联系者，也有来自长江流域的因素，但由于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在此地屡有发现，加之夔纹陶遗存自身所表现的青铜文化色彩，这个时期自然可视为广东青铜时代的土著时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珠海的岛屿的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与青铜制品相关的石范，后来又在珠海棠下环晚商遗址发掘到石范，于是这便成为将广东青铜时代的上限推至商时期的铁证。像东莞村头、石峡中层遗存等由于许多因素与棠下环相近而被视为广东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类型。但是有两种情况必须考虑：首先，棠下环这样的海岛是否具有冶铜的资源，冶铜和铸器是青铜器生产过程的两个环节，如果没有冶铜的资源和条件，铸器的材料必然从外地输入；其次，发掘面积大过棠下环几倍的东莞村头遗址却毫无青铜制品的线索，因此，海岛所见的石范自应是舶来品，资料显示它来自同时期的粤东地区。由此可见，对于广东青铜时代的许多地区而言，在土著时期之前确实存在一个舶来的时期。
然而，这个舶来的时期是否是广东青铜时代的早期却必须认真加以讨论。因为这关系到广东新石器时代之后诸多遗存的时代归属，甚至是认识该时期考古学文化基本格格局的钥匙。新石器时代晚期粤北山地与环珠江口地区已经形成了文化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古学区域，北有著名的石峡文化，南有香港涌浪、东莞圆洲早期、珠海宝镜湾等遗址代表的遗存，前者是以鼎、三足盘、圈足盘为特征，后者是以釜、小口圈足罐、豆为特征，粤东地区的小口圈足罐与环珠江口地区比较接近，应该说这时广东考古学文化格局主要是南北的问题。可是，当这两类遗存在本地消失之后，特别是粤北山地以南的区域，代之而兴的遗存却是另一番风貌。这些遗存在不同的地理单元文化面貌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特点：陶器的基本组合发生了变化，小口圈足罐退出了历史舞台，表明文化结构产生变化；纹饰中雷纹的出现预示着以往流行的刻划纹将被更加规范的拍印或戳印纹取代；折肩器、折腹器和凹底器，器口内侧和领口以下修整的特点反映了制陶工艺迈向更高的台阶；碳十四年代数据显示这些遗存虽有早晚之分，可大多在商代纪年之内。若作细致的年代分析，其先后的相对早晚是：首先南海鱿鱼岗早期和珠海后沙湾第二、四层等代表的遗存；其次山水银洲中期或第２组及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第二期、池尾后山、东莞圆洲等遗存代表，饶平浮滨一类遗存早期可能也进入到此阶段，不过延续的年代更长；再次深圳向南村、珠海菱角嘴代表的遗存；最后才是珠海的棠下环一类遗存。
事实上，石峡中层和东莞村头代表的遗存明显晚于珠海棠下环这类遗存，主要表现在陶器的烧成温度更高，陶质更坚硬，陶色以灰色为大宗，粗略地看，给人的印象是差异更明显。也就是说，上述遗存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诸遗存有区别，与石峡中层和东莞村头这类被认作青铜时代的遗存也有区别，如何认识这些区别的意义所在，是对上述遗存作时代归属的关键。但问题并不复杂，根据“结构决定性质”的原则，前者陶器基本组合的不同反映的是特征、结构与传统的变化；后者的区别在烧制陶器的技术和工艺上，而联系在文化的传统方面。如果只认同石峡中层和东莞村头属于青铜时代，势必将上述的其它遗存推向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无疑便抹杀了文化结构方面所反映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区别，也否定了石峡中层和东莞村头与上述遗存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应该指出，广东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在同周边地区的不断交流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虽然拥有自己的特点，但时代的特色依然清晰可见，它们已经走出了新石器时代，但文化面貌与新石器时代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未见青铜制品，但文化特征与传统与晚商的遗存更为接近，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着眼于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格局，其性质的归属理应选择青铜时代。过去的研究或称上述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称夏商时期，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从大的文化背景考虑，提出明确的时代标准和比较科学的界说。如此看来，广东的青铜时代在舶来时期之前还存在一个未见青铜制品时期，或可称前青铜制品的时期。
至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广东的青铜时代可分三个大的阶段，早期是未见青铜制品的时期，中期是舶来的青铜制品时期，晚期是土著的青铜制品时期，不同的阶段又存在年代划分 的可能。以往，人们通常使用分析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概念，或是滥觞、形成和发展；或是初始、成熟和繁荣，对广东青铜时代进行阶段划分，这种尝试和概念虽然无可厚非，但终不能揭示广东青铜时代的特点，只有从材料出发，而非概念出发，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认识。中国的青铜时代在不同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进程与道路也有区别。学术界大都接受中国的青铜文化可能是多源的观点，也认同不是任何一考古学文化都可以直接生长出青铜制品的看法，因为青铜器的生产需要资源、经验与技术等多方面的条件支持，因此，一些与中原尚有距离的地区，即或考古学文化的结构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或飞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却仍然需要等待青铜文明信息的刺激和技术的传播，然后才能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风格。换言之，由红铜到青铜的过程并非是中国青铜时代惟一的发展模式。当然，未见青铜制品的青铜时代早期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也并不难理解，正如前陶或无陶新石器对于新石器时代一样，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必然的阶段。从中国青铜时代的全局考察，广东青铜时代的特点和历程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全面、正确的认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区域特点，以及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所走过的道路与模式提供了新的线索。不过，广东青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分野是在早商以后，与其它的边远地区可能存在差异。
有了对广东青铜时代基本特点的认识，就不难发现和观察到这个时代的早期，不同的考古学遗存在发展交流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新的格局，并构筑和反映出更加复杂的文化态势。在韩江流域有浮滨类型。１９７４年发现于广东饶平的浮滨遗址，此类遗存地跨闽粤两地，以韩江为中心向外扩张。其资料主要出于墓葬，陶器的基本组合是大口尊、折腹豆、圈足壶，石戈和釉陶最有特色，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引人注目。有的研究据石戈的型制推测其年代；有的侧重于柚陶，认识存有差距。根据现知的资料，浮滨类型的年代约在商中晚期至西周晚期之前，是广东青铜时代最具活力的考古学遗存。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其自身的排序、分期和阶段性特点的认识。
在榕江流域有后山类型。１９８３年发现于池尾的后山遗址，资料也以墓葬为多，陶器的组合是折肩凹底罐和鸡形壶。过去，包括榕江流域在内的粤东地区被视为浮滨类型的一统天下，后山类型的发现很可能成为解释浮滨类型来源的线索，但是，这两个类型的陶器基本组合完全不同，在文化的谱系上存在明显区别，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遗存，不存在继承发展的关系。资料表明，后山类型在榕江流域消失的原因正是浮滨类型西进的结果，在广东莲花山脉以北的龙川、五华、和平、丰顺等广大区域内，后山类型遗存大都晚于榕江流域的同类遗存，呈现出退居的倾向。这种不惜跨越崇山峻岭向北迁移，或者生存空间压缩在莲花山以北的现象，暗示出在后山类型西面尚存在一更强大的考古学的人们共同体。当然，已有资料证实后山类型与浮滨类型的陶器在同一墓葬中共生，两者有平行发展的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后山类型的发现将改变传统的对广东青铜时-古学文化格局的认识，是今后学术上新的生长点。
在环珠江口地区东缘，特别是香港深圳一线有马湾类型。主要是１９９７年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认识的第二期遗存。陶器基本组合是陶釜、带流折腹罐、大口折肩圜底罐和凹底罐。此类器物曾见于深圳１９８４年发掘的墓葬中，与后山类型的鸡形壶共出。从该遗址发掘简报公布的资料分析，马湾类型已经存在进一步分期的可能，陶釜和带流折腹罐具有共同的演进趋向，显示出约在二里岗上层到殷墟晚期这类遗存的递嬗特征。此类遗存绝非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折肩、凹底、折腹以及肩部和领口以下修整的特点是广东青铜时代早期普遍流行的时代风格。带流折腹罐和大口折肩圜底罐是这类遗存的特色，陶釜既可与三水银洲类型比较年代，又可探索两者的文化交往。大概正是马湾类型的存在和浮滨类型的西进，才造成后山类型的北上。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这类遗存的面貌将更全面地被揭示出来。
在环珠江口地区的西缘有三水银洲类型。主要是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发掘的三水银洲遗址的中期遗存。该遗址有早中晚三个时期的遗存。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前青铜制品时期，舶来青铜制品时期。中期遗存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陶釜、圈足罐（有折肩与鼓腹两种主要型制）、豆（种类多，以盂型的最有特点）。就分布而言，珠海的海岛遗址有明确的线索，银洲遗址本身相对单纯，且年代较早，可能是这类遗存的中心，若然，西江下游应是独立的区域，这里的考古学遗存以其鲜明的自身特征与其东面遗存相区别。而环珠江口地区南部的岛屿则是不同的考古学人们共同体交往和争夺的地带。马湾类型的带流折腹罐、浮滨类型的大口尊在珠海岛屿的发现可以支持这一推测。
区系类型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要最伟大的理论。区系类型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概念，是结构的概念，文化和区系结构的变化造就新的时期。当广东的青铜时代悄然而至，不同考古学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影响和文化因素的传递，明显呈现出由东向西推进的趋势，其自身的发展则存在着由南而北，或由中部向南北展开的倾向，彻底改变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对话的格局，这一客观的事实无疑是认识广东青铜时代早期特征的基础，而新的格局更是认识岭南文明进程，揭示岭南古城古国文化底蕴的前题。不言而喻，这正是广东青铜时代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