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仰韶文化发现８０周年前夕，作者应瑞典东方博物馆（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馆长马思中先生（Ｄｒ．Ｍａｇｎｕｓ Ｆｉｓｋｅｓｊｏ）邀请，访问了这所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看到当年安特生发掘的仰韶文化和甘肃诸史前文化的珍贵资料，很好地保存在这座博物馆的库房里，读到安氏在中国考古的有关档案，我差不多每天都处在另外一种“考古发掘”的兴奋之中。所幸这方面的资料，马思中馆长已有详细的整理和研究计划，我们期待着它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同广大的观众和读者见面。
访问瑞典，让我想起安特生的名著《中国史前史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一书。这本作为“东方博物馆馆刊”第１５期发表的专著（１９４３年），是安氏在中国考古的总结性研究成果，反映了他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看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以安氏给时任东方博物馆馆长的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教授的致谢信结束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写作方式及其内容，同我们看到的安氏档案中大量的信息是一致的，即都表现了一种安氏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古老文化的尊重和热爱，除此之外，也体现了他对同事、朋友的友情。时值仰韶文化发现八十周年之际，特将此信翻译如下，用以纪念这个重大的发现并缅怀伟大的安特生教授。
亲爱的高本汉教授：
在本书写作的繁忙岁月里，您在各方面给予我最慷慨的支持。尤其要紧的是，您放下自己重要的研究工作，牺牲大量时间，为我提供必要的书籍和其他文献，并利用您深厚的汉学知识及无与伦比的判断力指导我的研究。您还为我配备了最好的助手……
在我退休的当儿，我特别向您和所有这些助手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馆外的阿尔纳（Ｔ．Ｊ．Ａｒｎｅ）教授，我们这位博学的同行给予我的慷慨帮助，正同２５年前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一样。
我还要感谢……
我向你们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一个旧式的“老爷”，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家乡去，那里埋葬着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致意。
我真切地希望这个硝烟弥漫的世界能够很快迎来和平，整个中国也能沐浴在和平之中。
那时您将到远东开始新的研究，请不要忘记把我最热烈的祝福带给我们的老朋友们。
我希望您能够见到翁文灏博士，这个在战争岁月里为他的祖国鞠躬尽瘁的小个子的硬汉子。翁文灏博士将告诉您丁文江博士的故事，这个人您在哥德堡见过，他铁面无私、忠于友情，罕有人比。
您还可能见到傅斯年博士，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开朗而富有引力，且具备多方面的科学素养。您还可能见到以发掘安阳出名的李济博士和梁思永博士，后者使他令尊的英名更添光彩。也请代我问候祁延霈先生，是他１９３７年与我一起在西康开展研究工作。
我希望您还能见到多产的古脊椎动物学家Ｃ．Ｃ．Ｗｏｎｇ博士和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发现者的裴文中博士，是他解决了周口店工具之谜。
您将要会见多少杰出的学者！请代我向他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这就是安特生先生。我个人体会，安特生所以能够发现仰韶文化并把它作为中国人的史前文化，某种程度上说，是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同情分不开的，这一点与他同时期的某些西方学者截然不同。遗憾的是，安特生并不真正知道，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伤害，他的年轻的朋友祁延霈先生已于１９３９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所尊敬的梁思永博士也因战争期间的颠沛流离使健康每况愈下，在此书出版十年之后，以天命之年与世长辞；而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项考古工作周口店和殷墟的发掘也早已在“七·七”事变之后中断了。
